“你当时在想什么?!”
你有没有对青少年说过类似的话?
我最强烈的一次想说这句话的时刻发生在几年前,当时我在家里接工作电话时瞥了一眼窗外,看到我的儿子开车上了车道。乍一看这没什么问题,但是……
· 他只有15岁。
· 他从来没有开过我们的车——只会启动和关闭引擎!
· 显然,他没有驾照!
我扔下电话,穿着工作服(穿着高跟鞋)跑上陡峭的碎石车道,沿着马路追去,心里充满了恐惧。我跑了大约400米,然后看到他慢慢地把车开回了家。他没事。车也没事。我的恐惧转化成了愤怒。
我跳上驾驶座,问(很可能是在大喊):“你当时在想什么?!”
他说他想在车道上练习驾驶,但不知道如何用手动挡倒车,所以他不得不一直向前开,直到找到一个可以掉头的地方。
为什么他不停下来向他父亲或向我求助?他说他知道有时候我们不在他身边,他必须自己想办法。
我的心还在怦怦直跳。但他是对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这次经历有了更多的思考。我的儿子在运用“青少年的智慧”——他对自主权的需求压倒了寻求帮助的决定。作为他的母亲,我需要发挥成年人的智慧——“自己想办法很好,但有时即使是成年人也需要寻求帮助”——而不会打击他决定开始自己照顾自己的发展需求。
“你当时在想什么”的时刻催生了“红绿灯研究”,这是由天普大学的劳伦斯·斯坦伯格领导的一系列经典的、激发公众想象力的研究。这些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即通过改变我们对青少年发展的看法(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来改变我们与青少年的互动方式。
斯坦伯格的灵感来自他为人父母的经历,他告诉我,他试图弄清楚“为什么像我儿子这样聪明的孩子会做出如此糟糕的选择”。 51 他给我重述了一遍他在《机会时代》(Age of Opportunity) 52 一书中讲述的故事。故事讲的是他儿子的一次冒险经历。
他的儿子及其朋友们在凌晨两点偷偷溜出一个朋友的家,去拜访一位邻居家的女孩,不小心触发了她家的防盗警报——他们没有意识到警报自动向警察局发出了无声信号。警察局派了一辆巡逻车开到那座房子前。男孩们没有解释他们在做什么,而是跑开了,跑散进了各个街区里。
当我第二天发现这件事时,我说:“你当时在想什么?你在夜里从带了武器的警察眼皮子底下逃跑,而警察们以为他们在处理入室盗窃。你当时到底在想什么?”
他说:“嗯,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什么都没有想。” 53
斯坦伯格的个人和职业经历使他和天普大学的同事杰森·切恩以及其他人开始思考青少年对同伴的负面影响(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进一步探讨这一点)。他们采用了“红绿灯游戏”来测量,最初这个游戏也被称为“小鸡”。斯坦伯格说:
红绿灯游戏是一种视频游戏,它模拟了任何开车的人都经历过的情况——你正匆忙赶路,你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灯变黄了,你是决定冒险闯过十字路口还是踩刹车。
这成为我们测量冒险的主要标准,因为我们可以计算出参与者停车和闯红灯的数量,这是一个简单的冒险测量标准。我们都很喜欢它,因为它与现实世界联系紧密。 54
他们在青少年和成年人身上用这个游戏进行过多次实验。 55 实验时,青少年可以独自玩这个游戏,也可以和朋友一起玩。斯坦伯格说:
在玩红绿灯游戏时,青少年在有同伴观察时冒的风险是独自一人玩时的两倍。 56
研究人员还发现,当青少年在同伴的注视下玩“红绿灯”时,他们的大脑奖励区域比独自玩游戏时更加活跃,但成年人的情况则不然。 57 这项实验和许多其他类似实验促使研究人员发展出了双系统模型来解释负面冒险行为。这个模型假设奖励系统的唤醒和认知控制系统的成熟发生在不同的发育时间表上。这种发育的不平衡解释了为什么在青春期会有一段时期更容易冒险。 58
我们知道,当孩子们进入青春期时,性激素影响他们大脑的一种方式是增加大脑奖励中心中神经递质多巴胺的活性,这导致他们更多地寻求奖励。 59
根据斯坦伯格的说法,有关这一点的最佳描述是“如果一件事情让你感觉良好,那就让它好上加好”。这导致一些青少年去做让他们感觉良好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是有风险的。他发现,奖励敏感性在青春期中后期达到顶峰。斯坦伯格和他的同事(以及许多其他研究人员)还发现,平均而言,前额叶皮质(做决策和认知控制的大脑区域)与大脑奖励系统的发育速度不同,奖励系统的发育在前,前额叶皮质的发育在后,直到20多岁才达到成人水平,尽管其中存在许多个体差异。斯坦伯格说:
当人们进入青春期后期,这些系统之间的连接会大大增强,从而有更多的交流。这使我们能够抑制因奖励系统唤醒而激发的冲动。
斯坦伯格和他的同事 60 对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的11个国家的5000多名10~30岁青少年及青年进行了基于双系统模型理论的研究。
斯坦伯格将双系统模型形容为一种“启发式”工具——一种根据众多研究结果提炼出的简化模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模型主要依赖于对青少年群体在同一时间点的比较分析(即横断研究设计),而不是追踪同一组个体随时间成长变化的纵向研究设计。
尽管如此,双系统模型的提出还是激发了众多学者对其进行验证、提出学术上的挑战, 61 并催生了新的理论模型, 62 从而以积极的方式推动了青少年发展研究领域的进步。
这一模型还带来了一些至关重要的进展,比如斯坦伯格在司法系统中倡导的改革。他主张青少年不应被视为成年人,因此在判刑时也不应与成年人同等对待——这一观点帮助无数青少年获得纠错的机会,避免了过于严厉的惩罚。 63
然而,对这些研究成果也有一些误解。例如,有人错误地认为青少年的前额叶皮质是有缺陷的。这种误解,加上我先前提到的有史以来一直存在的刻板印象——如青少年受激素影响而容易冲动,或者青春期是一个充满风暴和压力的时期——很可能会导致人们忽视 青春期是一个必要的发展阶段,而非发展中的障碍 。换句话说,青少年大脑的发育模式是根据他们的发展需求精心设计的,而非一种缺陷。
在采访过程中,许多研究人员都发现青少年时期的奖励系统活动达到高峰,但大多数人并不认同青少年的判断力会因此受损——他们并非只有冲动而缺乏自制力。重要的是要记住,奖励系统正是推动学习的动力,青少年不仅能学习,也能学会认知控制技巧。
然而,每当我提到我正在写这本书时,我总能听到来自家长们的担忧。一位医生曾表达她对自己即将步入青春期的女儿的担心,她害怕女儿会疏远她,即便女儿目前非常贴心,与母亲关系亲密。她担心“因为大脑中负责思考的部分会比情感部分发育得慢,也就是她的前额叶皮质发育还不完善,她会做出愚蠢的决定”。
这样的言论促使许多青少年发展领域的研究者努力纠正这种对青少年发展阶段的误解。巴纳德学院的B. J.凯西和她的同事克里斯蒂娜·考德尔指出,神经生物学研究的成果已经被媒体过度简化并误解。 64 琳达·威尔布雷希特则警告我们说,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让这种简化“扭曲了我们对他们的研究和理解”。 65
泽拉佐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直致力于研究执行功能技能(有时被称为认知控制技能):
执行功能技能奠定了我们学习和适应生活中挑战的基础。所有我们有意识地去做的事情,都需要执行功能技能的支持才能成功。 66
这些技能在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和其他相关区域形成。泽拉佐和其他科学家用“热”和“冷”来分别形容高风险和低风险的情境。 67 这两种情境对我们的执行功能技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泽拉佐和他的同事发现,由童年期逐步向青春期过渡的阶段,这两种情境下执行功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存在差异。 68
他们让102名8~15岁的青少年参加了一些测量“冷的”(低风险的)执行功能技能的任务,例如抗干扰。而其他任务则测量了“热的”(高风险的)执行功能技能,例如赌博。泽拉佐指出:
我们发现,孩子们在“冷”的执行功能技能的测量中取得了更大的进步,而在“热”的执行功能技能的测量中,进步的速度更慢一些。 69
诚然,生活不是实验场,但那些关于执行功能技能的研究发现,青少年可以在青春期早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学会在“热”的情境下使用这些技能。
这与詹妮弗·西尔弗斯的研究相似:青春期是学习使用执行功能技能来管理情绪的黄金时期,管理情绪的方法是退后一步,采取“远观”的方法。我们稍后也会讨论其他方法。
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青少年的发展路径呈现出极强的多样性。英国剑桥大学的萨拉-杰恩·布莱克莫尔在她的著作《青少年大脑使用说明书》 70 中指出,青少年的发展“要比普遍认为的鲁莽和追求刺激的刻板印象复杂得多”。 71
为了解青少年大脑如何随时间变化,布莱克莫尔、凯特·米尔斯及其团队面临两个主要挑战。首先,他们需要对同一个体进行多次脑部扫描,扫描时间覆盖童年晚期、青春期早期和青春期晚期。其次,他们需要清晰地展示不同脑区域的扫描结果。
在与当时任职于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杰伊·吉德及其同事合作的过程中, 72 他们成功获得了符合研究标准的33名个体的扫描数据。如果只看平均值,这项研究的发现的确证实了奖励系统比认知控制系统的发育更早开始。但他们也有一些意外发现,俄勒冈大学的米尔斯和我探讨了这些意外发现。
第三个发现尤其令人惊讶。在这项纵向研究中,年龄在23~33岁之间的参与者被要求回顾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的冒险行为。结果显示,那些报告在青少年时期有负面冒险行为的个体与他们的大脑皮层下结构在前额叶皮质发育前是否平衡没有明显关联。 74
布莱克莫尔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研究,她在她的书中强调了一个重要结论:个体差异与平均值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比平均值更为重要。她指出,青少年的发展路径是极为多样化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均水平 75 。
尽管平均值可以揭示一些普遍规律,但只关注平均值可能会掩盖研究中更深层次的洞察,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均值暴政”。因此,记住每个青少年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非常重要。
另一个研究小组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评估个体发展差异。2021年,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维姆·米乌斯和其他研究人员(包括来自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伊芙琳·克罗恩),分析了来自全国青少年儿童纵向研究和美国成年初期研究中7558名12~25岁青(少)年的数据。 76
这篇研究的作者指出,个体之间存在很多差异,而且随着参与者年龄的增长,发展模式也会发生变化,这一发现非常重要。
假设你面前的青少年因为老师或朋友的微小举动而产生情绪波动。我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别这么孩子气。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忘了它吧。”如果他们对我们的轻描淡写表示反对,我们或许会感到意外。
但是,一旦我们开始理解青少年的发展阶段,我们的反应将会大不相同:“我能看出这件事让你感到不安。这是你成长过程中对世界进行探索的阶段,你的大脑正在引导你寻找自己的位置。现在,让我们谈谈你对这件事的看法,以及你认为自己可以采取哪些行动。”
如果把情况设想得更严重一点,一个朋友的恶意排斥让他感到被拒绝。我们可能会本能地告诉他们:“别为这个人的想法或行为浪费精力。这对你毫无意义。你能做得更好。”如果他们对我们的话翻白眼或表示我们根本不理解,我们可能会再次感到意外。
但当我们真正深入理解青少年的发展时,我们会以更富有同情心的方式做出反应:“我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这是青少年特有的情感体验。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你希望交什么样的朋友,这样你就可以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友情。”
再设想一种情况,一群青少年卷入了严重的欺凌事件。我们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告诉他们:“要勇敢站出来。不要让别人这样对待你。或者干脆无视它。”如果他们回答说:“我尝试过,但没用。”我们可能又会感到惊讶了。
然而,当我们深入了解青少年的发展,我们就会认识到,单纯地“对欺凌说不”(或对吸烟、电子烟、毒品等说不)是不够的。研究显示,在青少年时期,单纯依赖意志力说“不”的方法往往效果有限,甚至无效,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77 有效的干预措施应该考虑到青少年对自主权的需求,这意味着改变环境因素而不仅仅是改变孩子,并让他们参与到解决方案的制订中来。
理解青少年的发展可以创造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