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场域的对比

我们即将开始一段非凡的旅程：从时尚的法国沙龙到过度拥挤的维多利亚式客厅，从芬芳的东方集市到烟雾缭绕的咖啡馆，从热闹的医药会议到寒冷的天文台。在此之前，我想通过几个例子来更具体地解释表征之场。在本节中，我将提供一些完全不同的快照，让我们一窥椅子世界的复杂性及椅子在科学史上的形象。一方面，这是一个为了激发科学史学家的兴趣和关注而设置的主题，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有兴趣在椅子这样日常而低调的物品中找到与他们的关注点相关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正如许多研究设计的历史学家一样，对于那些习惯上认为家具可以制造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的人来说，本节研究同样会激发他们如此看待科学及其历史——在科学史上，各种各样的椅子（更不用说其他家具）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仅仅在这一简短的部分中，我就需要在不同的动机和要素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更不用说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了。我这样做，只是想尝试用椅子彰显一个隐藏场域的不同方式，从而用一种丰富而合适的方法来揭示整个“可理解的宇宙”。因此在本书的结尾，读者会发现天文观测椅将被用来讨论后殖民主义、性别和科学是如何相互交叉的，从而进入一些角度更广泛且更新颖的讨论。

首先，我将列举来自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设置的观测椅的案例。进而我想强调的事实是，椅子及其相关的含义取决于特定的场域。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默许并刻画了椅子特性的场景（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场域）可以穿梭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彼此之间也非常不同，这就让同一件家具的表面可以附着多种意义的集合。由椅子引出的各式各样的内容，包括椅子的设计以及椅子提供给人们的坐姿，都取决于它们所在的特定场域。作为通过普通镜头感知的实物或图像，椅子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构成椅子的社会环境。但与此同时，我想强调的是，这里存在某种程度的延续性，我们应当认为它是累积且分层的，因为来自过去场景或场域的意义可能仍然沉积在后续的语境中。这些余留下来的事物是另一个时代及其境况的强大回声，它们或许会被持续压抑，又或许会在随后的某个时期重新抬头，并用属于这个时代的替代性框架来审视那些遗留下来的椅子和身体所引出的内容。

只因为本书的其余部分都将致力于探索这样一个作者已选定的表征之场（以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中产阶层为例），那么对于读者来说，重要的就是要理解以上这些观点，至少应当简单扫一眼本章。尽管本书从18世纪开始书写，到20世纪之初结束，但我却始终专注于挖掘一个19世纪的场域，并与该场域内部构成的一套独特的、附加在场域内椅子上的内涵进行对比，这主要是为了解释，一个场域是如何与另一个场域相互结合的。采用这种方法无可避免的结果是，无论在图像层面还是在实物层面上，当我们越想用当时的眼光去理解这些椅子的本来含义，它们就会变得越奇怪和陌生。过去的历史的确是一个陌生的“异域”，然而其中仍然有很多我们可以识别出来的内容。

首先，让我们欣赏一下椅子上类似于风格的这么一种事物吧。这种风格能告诉懂得其语言的人很多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例如，19世纪早期谴责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和埃米莉·杜·夏特莱（即夏特莱侯爵夫人，Marquise du Châtelet）通奸的批评家们提供的依据就是二人曾经一起居住在一座东方风格的庄园里。她的贵族丈夫对妻子的婚外情视而不见，也负担不起维护西雷庄园（Château de Cirey）的费用，因此他很乐意让伏尔泰为庄园内的华丽家具买单。 他们的生活方式使庄园被一位英国评论家描述为“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和荡妇之巢”。这种追溯式评判损伤了法国启蒙运动及其思想家的颜面。 但这一结论引出了他们豪华房间的特点，即充满了“东方式的辉煌” 。伏尔泰在庄园的房间里采用了很多东方风格的装饰，也包括沙发。这是一种在法国贵族圈子里流行的家具，当时还被视作性感和东方主义之间具体和象征的交会点。（法语和英语的“沙发”都源自阿拉伯语单词“s4uffa”，以指代类似沙发的家具。）这个交会点在当时的法国小说《沙发》（Le Sofa，1740）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这部小说的作者克雷比荣（Claude Prosper Jolyot de Crébillon）是伏尔泰在文学圈的一个熟人。小说的主人公阿曼泽是苏丹宫廷里的一个印度教教徒，他前世被梵天变成了沙发，这是对其堕落生活的惩罚；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他“对沙发上瘾了”。无论是在阿曼泽的东方困境，还是在伏尔泰的东方趣味中，我们都可以通过家具一窥当时的道德秩序是如何做筛选的。

然而，回到西雷庄园，那里不仅拥有来自东方的沙发和风言风语中的禁断之恋，还拥有科学。用侯爵夫人的话来说，这座庄园是“哲学和理性之地” 。她和伏尔泰在那里建造了一间实验室，并为庄园的图书馆配备了近4万册藏书。他们还让望远镜等各种科学仪器环绕在他们周围。从科学上讲，他们在庄园度过的这四年是一段高产的时期。他们都为1737年举办的法国科学院论文竞赛而努力着，并最终提交了各自独立撰写的论文，主题为火的性质及其传播规律。尽管他们两人都没有获奖（大奖颁给了莱昂哈德·欧拉），但这确实让侯爵夫人成为第一位在这座著名科学院的年鉴上发表文章的女性。牛顿及其理论也一定在这对恋人的日常对话内容中占有一席之地。1738年，伏尔泰的著名作品《牛顿哲学原理》（Eléments de la philosophie de Newton）出版了，他把它献给了侯爵夫人。侯爵夫人曾师从一些当时顶尖的数学家，她在数学上明显胜过伏尔泰，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伏尔泰的这部作品想必从两人的日常讨论中获益良多。随后，侯爵夫人在1740年出版了其《物理学原理》（Institutions de physique）一书。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虽然是作为自然哲学的教科书而写的，但它本身是一部高度原创的综合性著作。她还第一次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从拉丁语翻译成法语并最终出版。

现在，人们可能会不无道理地发问：在这把椅子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尽管我们确实可以把批评家对东方化的居住环境及其家具的谴责看作对两人科学研究的道德立场的抨击，但当我们对科学史挖掘得越多，就越远离像椅子这样稀松平常的事物，然后一头冲到伟大的人物、思想、科学仪器之中进行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在后者的许多方面都已有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学院的历史和科学仪器史等。夏特莱侯爵夫人、伏尔泰的传记和对其出版著作的研究在不断增加。到目前为止，科学史学家已经开发出了大量的工具，用来进一步研究西雷庄园这个远离巴黎大都市中心的科学场所。 但是，如果在特定时期装饰一个地方的家具设计能够引起人们对其拥有者如此强烈的反应，那么当科学与某种特定风格的家具一起出现时，观者也会被激起类似的反应吗？或者可以这么问：当科学家出现在设计独特的家具旁边时，科学家的人格也会处于危险之中吗？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个公认的事实，即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判断往往在道德上与科学家人格有关，那么，举例来说，了解不同种类座椅家具的形象和功能，就能够直接帮助我们揭示特定时期人们所感知的科学的地位及其性质。

为了探究这一点，我有意从天文学历史中选取了两个例子进行对比，即第谷·布拉赫和乔治·艾里（George Airy）。首先，我将考虑一幅有可能是最著名的天文学家坐像，那是一幅1598年的版画。画中，著名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坐在其天文台里（图1.10）。这幅版画是由三位艺术家的三幅图像组合而成的肖像画。在最显眼的位置上，你会看到一名助手被安排在桌子旁工作，他没有凝视天空，而是忙于计算或记录另外两个助手提供的读数——那两名助手一个位于墙上的大型仪器 前，另一个在一堆时钟的前面。实际上，布拉赫的天文台里可能有4张桌子和6～12个助手——有些人坐着，有些人站着。在这幅插图的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11名助手。他们或在露天平台上操作着多台大型仪器，或在这座天文台地下室的炼金术实验室里工作。布拉赫自己则被如此描绘：他坐在这个传奇天文台的正中央，他穿着一件长及双脚的袍子，脚边还有他那条“忠实而睿智的狗”。他的右手指向天空或屋子中间的一个工具（这一点很难分辨），按布拉赫的解释，当时他的左手“放在桌子上，旁边是一本书和其他一些东西，就好像我在向我的合作者说明要观测什么，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进行观测” 。布拉赫坐在一把椅子上，姿态庄严。这把椅子使他能够以最生动、最庄严的方式掌控天文台的一切事务。

图像中，布拉赫显眼的坐姿、他的长袍、他的狗和整幅图的威严感，将该天文台科研生产的贵族特征传达给当时的观者。因此，我们应当追溯历史。1576年，丹麦国王资助布拉赫在汶岛上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台之一——天堡。布拉赫对汶岛的使用和他为了研究天文学而掌管一众助手和仆人的行为，是得到王室批准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布拉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其他的欧洲天文学家任职于大学的数学系，他们属于一个社会地位与收入更低的群体。尽管大学的天文学家可以通过研究法学、神学，尤其是医学提高其工资和地位，但他们还是继续受到教学和实践方面的限制，这反过来又严重限制了对数学天文学的创新性研究。相比之下，布拉赫在天堡的座席是独立的，这使得他可以相对自由地对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世界观提出异议，并且可以公开而有效地做些事情。布拉赫的椅子代表了一种新的天文学。现代早期天文学史的研究者罗伯特·S.韦斯特曼（Robert S. Westman）解释说，布拉赫的地位为“天文学研究创造了新的榜样和新的威望。第谷作为丹麦国王的贵族和封臣，他的周围有着一大群随从——不是由骑士和步兵组成的军队……而是熟练的数学家、观测者和仪器制造者。他的武器不是长矛和箭，而是他那巨大的观测仪器以及1584年之后配备的印刷机” 。我们这里考察的图像正是来自布拉赫自己的印刷媒体，它关于座席的声明有理有据，将布拉赫的高贵地位与当时大学里更传统的、社会地位更低下且受到限制的席位鲜明地对立了起来。它所彰显的权力和地位，对于当时科学尚在进行的转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布拉赫是否真的拥有这把椅子是无关紧要的。相反，这显示了描绘天文学家坐在天文台椅子上的方式。通过一种基本的视觉文化，我们可以揭示关于科学及其表征之场的更广泛的历史特征。

让我们想想19世纪坐在皇家天文台里的乔治·比德尔·艾里爵士，他是一个可以和布拉赫比较的对象。艾里是格林尼治那座著名天文台的台长，美国天文学家玛丽亚·米切尔曾说艾里占据的是一个“王座”。我们立刻就能把她对艾里地位的描述和布拉赫的贵族椅联系起来。但在我们这样做之前，我们必须记住，尽管艾里在近50年的时间里担任的这个职位——其正式的名称是“皇家天文学家”——早在1675年就被英国王室批准设立了，但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不像布拉赫的贵族椅，艾里的天文台“王座”正是现代以来世界最大帝国之一的中心。艾里以及他所有的助手和仪器以此为中心，为帝国海军和商业舰队、本国和殖民地的铁路和车站、电报线路和邮政服务持续提供时间和空间的参照，更不用说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天文台大量地依赖它的数据。玛丽亚·米切尔在参观格林尼治的皇家天文台时，延续这一观点：“艾里所坐的椅子处在世界经线的0°线上，他指挥着他周围的一小群观测者和计算机，而且当他对伦敦说‘现在是1点钟’时，伦敦就接受了这个时间……科学是一种悄无声息的动力/权力，这是一个国族进步的气息。” 虽然天文台里没有类似“王座”的实物，但它依然会被同时代的人流畅地解读为不仅与帝国相关，而且与历史上关于科学“进步”和先进文明的特定观念有关；这些术语既是被19世纪的特定场域规定的，也是由这些场域提供的。 IIhkBGqt1qMWQtYi+JfHoeP5BB0dYt0XERWub+YmIseXsG+nLjsJTK6Y9XVUIc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