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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东方到场域之中

为了解码观测椅在19世纪天文学中作为文化现象的地位,我将它们定位在更广阔的知识和社会背景中,这将有助于理解观测椅的两种功能:作为循环流动的工具和图像。我认为在表征之场的层面上,资产阶级的“舒适”感可以将以上两种功能联系起来。本书以天文观测椅为例,反映了身体的舒适感与认识论之间的重要关系。为了看到这一点,我们进入中产阶层家庭进行考察,特别留意普通的家用椅子,以发现并理解其组织结构。毕竟,这些椅子也和天文台的专用椅子共享着同一个场域。家庭室内环境中的椅子定义了空间,创造并维持了社会中通常已性别化的等级制度,提供了一个展示正确或不当姿势的舞台。怀有共同信念、期望和惯习的中产阶层观者正热烈地解读、评判和监督着这个舞台(见第二章)。和其他家具一样,椅子象征着优雅,也同样象征着“文明”,它们是道德健康和“卫生”生活方式的标志,这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说都很重要。

这些具体化的意义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椅子被历史化并由此被差序化的方式——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椅子被一种特定的历史观所构建和定位的方式。家用椅子和拥有新专利的机械椅一道被嵌入同样连续但传统的历史观中(这种历史观反映了启蒙历史主义,它将空间、时间和“种族”进行了等级化和差序化),而这些机械椅已经开始定义现代化的职业和专业了。也就是说,这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椅子被差序化了,并且进入了符合西方帝国霸权的进步主义历史之中。我让天文观测椅及其相应的姿势与新兴中产阶层的舒适感直接对话,从而揭示了一个共同的历史遗产,即大体上说,可以将天文学家用于特定任务的椅子,从外观上解释为更广泛的资产阶级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舒适”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美德,天文观测椅的设计、相应的姿势和展示方式都纳入了这种美德。

与此同时,不论是相对于贫困阶层、工薪阶层还是贵族阶层,西欧和北美的中产阶层观者都把自己和其他阶层对立并列,还将自己和另一种“他者”放在一起对比,从而用这种辩证法来塑造和巩固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形象。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视觉、印刷、材料和设计文化中,他们遇到了前所未见的“东方”(the Orient),并在与之对比的过程中形塑且重塑着自我形象。特别是,他们面对的那种盘腿的人物或坐在沙发上,或坐在地上,这类姿势不仅是异域的,而且于他们自身而言是一种辩证性的对比。因此,就在西方天文学家坐在机械观测椅上的图像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东方的天文学家也更多地被描绘成盘腿而坐的人物,供西方观者消费,这种现象并非没有意义。盘腿的姿势同样可以用资产阶级视角解释,也就是将自己的椅子进行历史化,而西方观者做出的评价,却只是削弱并阻碍了东方人在历史和科学中的道德地位,还由此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见第四章)。比如,我将东方的“他者”及其不用椅子的态度也纳入天文学史当中,并视之为天文观测椅从文化意义、设计意义到功能意义的构成部分。虽然这项研究考察的东方人物都是男性,但他们以盘腿坐姿示人,被西方观众认为是疯癫而柔弱的,从而促进了当时将女性与西方“科学男性”(men of science)进行对立的“合理”看法。通过承认这一点,并将西方“虚构的东方”织回历史记录之中,本书增加了对于这样一种事物的认识:在我们的历史行动者看来,天文观测椅是另一种与女性对立的存在。 虽然在历史记录中存在妇女坐在观测椅上的图像,但在我们考察的这段时期里是相当罕见的。那些确实存在的图像让女性看起来不适于做天文观测工作,尤其是与男性相比(图1.8)。 虽然是间接观察,但我们对东方的进一步考察将帮助我们确定其中的一些原因。

此外,这项研究的成果之一便是探索了身体的舒适感和认识论之间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并不总能实现。正如一些人所表明的那样,一般来说需要付出艰辛的精神努力才能克服观测椅的不适感;然而,正如我将展示的,通过将设备专门化,人们也可以使用既机械化又舒服的椅子。 换句话说,对痛苦的展示、承受身体上的不适、进行艰苦的观测活动并不是男性科学或英雄科学的唯一指标——尽管它们可能是最明显的指标。 本书会关注观测者的身体在椅子上显而易见的被动性。通过考察观测椅及其在相关资产阶级环境下所提供的身体姿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天文学家所参与的劳动不能被看作“扶手椅上的科学”(armchair science)——这一贬义短语的意义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得到了巩固——不管这位仰卧的天文学家在我们看来有多懒散(图1.9)。相反,从同时代人的角度来看,由于其内部蕴含有关种族和性别的躁动的精能,19世纪中期的天文学家需要一些专用椅子为自己的任务提供管理服务,旨在动态地调节不适感引起的身心疲劳,以免其观测工作受到不良影响(见第五章)。换句话说,男性天文学家为了进行天文学研究,使用了一些能够利用并聚集“视觉精能”的方式;当时,西方人普遍认为东方人及东方盘腿科学家是缺乏这种“视觉精能”的。正是在这些条件下,作为文化技术的观测椅被认为能够确保良好的观测。我们将看到,这些对立并列会为我们打下基础,让我们恰好能够识别观测椅为中产阶层观者提供的一些感知功能的关键部分,也就是说,西方人对固有的性别化(男性的)和种族化(欧洲的)精能的主动调节和管理,就是这样被铭刻在椅子的资产阶级舒适感和设计之中;我们可以推测,正是这些躁动不安的精能推动了现代世界及其科学和历史向前行进。观测椅的设计、功能和形象,在文化上受到了性别、种族和资产阶级舒适程度的制约。视觉经济也属于这些因素之一。

图1.8 玛丽亚·米切尔在瓦萨学院天文台。这是一幅19世纪罕见的女天文学家坐在观测椅上的照片。由亨利·谢尔曼·怀尔于1878年拍摄,他在20世纪早期用它印刷明信片。经史密森学会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医学与科学部许可复制。

图1.9 亨利·阿尔弗雷德·莱内汉(Henry Alfred Lenehan,1843—1908)坐在他那把可调节的破旧椅子上使用子午环(transit circle)观测。他是悉尼天文台最重要的中天观测者之一。莱内汉还曾短暂担任该天文台台长。(图片来源:Museum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s,New South Wales,Australia,摄影者不详。) VcDgdsEog0yhm3X0ksSxo/MfxTV30TEUFf62IOwGPoK0XCKT48xEvPqvzz3tW7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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