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与实物

《天文学家的椅子》一书聚焦19世纪，因为与其他时期相比，19世纪各种天文观测椅图像的数量急剧增加。 我希望通过理解19世纪天文观测椅图像前所未有地增多这种现象，来阐释特别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之下科学和设计之间的关系。而除了在这一时期流传的许多图像之外，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之后，天文学家还相对大量地设计了有特殊用途而且往往可以机械调节的椅子，以便通过望远镜观测天体。天文学家对作为家具和仪器的观测椅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当然，在19世纪以前的几个世纪里，人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天文观测椅。但到了19世纪，人们以天文学研究为目的，花在设计和改进专用椅子上的时间、思考和金钱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多。天文学家所关注的是，当观测者的身体与望远镜和天界运行发生联系时，椅子对于观测者的身体应当起到的作用。他们的这种做法是符合19世纪的中产阶层特有的价值观的。

虽然在18世纪就有专门用于天文观测的有趣椅子，比如船椅（marine chair，图1.5）就是一种便于观测者通过观测木星的诸卫星来确定海上经度的椅子，但是观测椅作为一种天文学的专业设备，到19世纪20年代才真正出现。 天文学家、家具商、木匠一起进行了创新设计。他们在新式望远镜和天文台的建造方案中纳入了机械椅。他们并没有考虑过为自己的设计申请专利（这与当时其他专用椅和机械椅的设计形成了鲜明对比），反倒很乐意与其他天文学家分享这些作品。他们不但会在期刊和手册上宣传自己的创新成果，还会在公开发表的信函和私人通信中推荐，甚至在学会会议上展示尺寸缩小后的模型。在19世纪，天文学家还会有意识地努力改进以前的设计，从而为改进他们共享的前人遗产做出贡献。这些做法尽管带有自身的路径依赖性，但为观测椅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信息，对望远镜和天文台的设计也有重要意义。

19世纪，对观测椅的展示越来越多，这种有关观测椅的兴趣热潮似乎颇具感染力。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对天文学家和他们的新奇坐具的各种展示不仅仅在专业期刊和专著上出现，还大量见于被广泛阅读的大众杂志和报纸上。被拍照时，天文学家们会对着镜头摆姿势，有时就坐在他们最喜欢的观测椅上。但有时人们也会展示一些空置的天文观测椅，椅子旁边是最先进的望远镜（图1.6）。这些图像有时会被做成幻灯片，以供公众消费和接受教育。天文观测椅的出现与一个世纪的进步有关，并与其他技术奇迹一起被展示出来。它们被导游定为必看之物，并在大众书刊上登载的著名天文台虚拟之旅中被详细介绍。观测椅甚至还在主要的文学作品中客串，比如它出现在了托马斯·哈代、安德烈·洛里和儒勒·凡尔纳等人的作品中（图1.7）。人们还可以在明信片和名片上发现坐在观测椅上的天文学家形象。这种史料来源的广泛性和图像的多样性是本研究的中心，接下来我会展示很多说明性数字，并将其整合进下文的叙事中。

同样，天文观测椅可以被纳入科学和科学家的插图和肖像画之中。因此，我们可以用天文观测椅来解读科学这种文化现象的共同图景。卢德米拉·约尔丹（Ludmilla Jordanova）是一位关注科学与医学的视觉文化史学家，她简明地总结了当前学者对于这类肖像画采取的视角：“肖像画是在复杂过程中被冻结的那些瞬间；因此，它们揭示的是社会性的协商，而不是个体性的特征。” 对待今天的肖像画，历史学家和观者确实应当采取这种视角。但是，她关于“个体性的特征”的说法并不适用于过往的时代，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当时那些科学家的图像确实有意向19世纪的观者展示些什么，特别是这些科学家的性格和他们的职业。在一项如今已成为经典的研究中，艺术史学家玛丽·考林（Mary Cowling）表明，这一时期的观者基于一些普遍的预设，特别倾向于将那些视觉类的表现形式看作“个性”和“类型”的符号。考林写道：“发现这些预设到底是什么，可能有助于我们用时人的眼光来接近这些人物，并让我们再一次阅读和理解它们。” 通过天文观测椅的案例，我希望具体展现的正是图像的力量，那些图像向观者揭示了关于科学、历史、劳动和社会的内容。尽管通常在历史记录中很难找到观者对专用椅子的反应，但我依然将会在文化史（同时也是物质史和视觉史）的基础上重建这些反应的轮廓。因此，接下来的内容不是简单的图像志研究，而是一种图像学（iconology）研究：我不会对图像进行分析性的描述，而是试图为来自特定时期的一组常见图像，提供从丰富的历史语境中提炼出的文化特异性和社会构成性资源，从而综合地解释这些图像。 观测椅的图像对它们所处的时代、科学，以及参与其中的个人都有所揭示。

然而，本书也会把观测椅当作一种为特定用途和目的而设计的实物。《天文学家的椅子》一书受到了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提出的“身体技术”（techniques of the body）观点的启发，根据这一观点，天文观测椅不仅是天文学仪器，而且是文化表现和象征，后者还与资产阶级关于姿态和礼仪、种族和性别、帝国和历史等的诸多观念产生了共鸣。 考虑到资产阶级观者被景观文化所深刻影响的程度，我们需要将天文观测椅放回观者的视野中，并去解读他们可能会感知到的东西。作为体现当时时代意义的古物，观测椅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探讨并构想天文学史。事实上，无论它们被历史学家如何忽视，这些椅子都是一种关键的“天文观测技术”（observatory technique），它们在物理上支持了许多与使用望远镜的工作相关的其他技术，甚至使后者成为可能（比如有关校准、测量、定位、制图、拍照、识别、跟踪、校正的技术）。 可以肯定的是，观测椅是一种元技术（meta-technique），它为借助望远镜进行良好观测提供了物质和视觉上的基础。因此，我运用媒介史学家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使用的一个有效且实用的概念：观测椅都是“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iques），因为它们通过一些过程性的手段，比如具体历史时期中的“坐”和“观测”等扩展的行为和仪式，在某种程度上，从物质方面界定了哪些做法属于可以被科学接受的天文观测，哪些做法不属于，哪些是恰当的，哪些不是。

通过将观测椅及其图像融入一个充满活力的时期及其视觉文化，我会把它们当作科学史和家具史研究的丰富资源，从而赋予其新的活力。根据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历史学家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的说法，像椅子这样的实物是意义的“使者”（emissaries），我们可以借助它们来重建过去的时代——准确地说，是其他“可理解的宇宙”（intelligible universes）。 接下来，我将会以明确一系列内容为任务，包括明确影响作为实物的观测椅的设计及功能的一些价值、范畴和前提，探讨观测椅作为图像的表征意义，这类图像是生产出来供欧美中产阶层观者（包括科学家和天文学家）消费的。带着对设计视觉文化和科学视觉文化的跨学科思考，我将更关注图像。但与此同时，我会先从这些观测椅图像的文化功能开始观察和理解，再对作为设计对象和观测仪器的观测椅进行评论——至少会揭示观测椅作为图像和实物的一些基本特征。对视觉文化的一种解释是对人类视觉经验和视觉表达的研究，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将会看到，观测椅的图像及其实际操作，既能帮助我们理解天文观测的视觉经验，又能为理解家庭、天文台和帝国等层面的帝国愿景（imperial visions）提供许多启示。天文观测椅体现了全球性的结构。一些全球史学家对未经批判的“流动性与移动性执念”（obsession with mobility and movement）投入大量精力并十分依赖它，而我会努力在发掘全球性结构的同时不落入这一窠臼。 事实上，我将质疑这些在当代全球史编史学方案中发挥很大作用的假设，我认为它们沾染了19世纪“动态”帝国主义的要素，对此必须进行调查，而不能视其为理所当然。 3YLmQ/VzsTYRWK6IK0kAqc2QdP9d9lZ3XPag0mUva53+mAtF9PUmzMMqaUiY3r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