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舒适感

一些存在于19世纪上半叶的矛盾冲突使得椅子、姿势和其他相关道德状况的文化含义发生了扭曲。在整个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对欧洲的统治精英及其贵族品味有多种反应，特别是以前在整个欧洲被广泛采用和模仿的法式礼仪遭到了抵制。例如在德国，反启蒙运动的倾向非常强烈。尤其是在大革命之后，德国的中产阶层发展并强调文化感，而不是文明感。文明感还被看作法国贵族文化的不良副产品，尤其体现在法国人的时尚、风格和品味方面，而且是非常矫揉造作的。而德语中的“文化”为信奉新教的德国资产阶级提供了一种更有效可靠的精神表达，他们不屈从于上流社会的外在表现，而是赞美诚实、直接和简单的表达。 这种文化是教养 的基本介质。尽管英国没有像德语地区那般存在强烈的反启蒙态度，但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拿破仑战争的影响还是改变了英国其他阶层与统治阶层独特品味之间的关系。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中产阶层不仅认为统治英国的贵族们的举止和态度太法国式了，而且摆脱了以前视若珍宝的习俗，以前坚持那些习俗主要是因为摄政时代福音教会的严格控制日益增强。在英国，这种保守主义影响了资产阶级布置他们住宅的方式。这意味着他们要避免使用浮夸且矫饰造作的家具，而是更倾向于那些外表朴素的家具。

但这种态度在英国发展出了其他内容。这主要发生在维多利亚女王的长期统治时期，大众消费明确地与美学、道德和公民对帝国资本主义的支持结合在一起，这软化了以前中产阶层对于家庭物品的严苛态度。家具史学家德波拉·柯恩（Deborah Cohen）认为：“通过将消费重新定义为一种道德行为，并将家庭生活看作未来能升入天堂的预兆，英国中产阶层不断地寻求物质上的丰富与精神上的美好。” 事实上，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中后期，那些塞满了乱七八糟小摆设的客厅成了英国中产阶层住宅的主要特色。在美国，人们对欧洲统治阶层的品味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别具特征的反应。在很多方面，他们都跟随英国人的脚步，采取了一种更简便的方式来寻求舒适感，不过这一做法也与美国本土的共和主义牢固地联系在一起。

在所有这些反应中，人们会发现一种明显的寻求舒适感的倾向。舒适感的价值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和道德内涵，它旨在为中产阶层及其座椅家具划定界限，以区别于更上和更下的阶层。 舒适感被视作一剂良药，可缓解日益增长的针对虚伪和欺骗的社会焦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讲解行为举止的图书被广泛阅读加重了这种焦虑。由于在整个欧洲和美国都可以获得数百本廉价的礼仪咨询书，人们开始担心，一个局外人可能仅阅读书中的内容，就可以模仿有教养的人，而这并不要求他们真正拥有这种社会地位。为了应对这种焦虑，许多人相信，舒适感是不可能如此轻易作假的。舒适感自发地表达了自然流露的美德或恶习，它不是通过外部的社会约束，而是通过内在的信念来表达的。因为舒适感体现在一种完全放松甚至快乐的状态中，舒适感被理解为直接表明一个人真诚的本性。总而言之，舒适感是诚实的，是不可能假装的。但在19世纪的进程中，关于舒适感的看法在每个国家各有不同。例如，在美国，关于舒适的普遍流行的观点符合共和主义的理念。 19世纪60年代的一篇文章根据一幅版画，对亚伯拉罕·林肯家的客厅进行了回顾性观察：“有趣的是，这座名人住宅正如其主人的笔迹一样，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主人的性格。亚伯拉罕·林肯的房屋位于斯普林菲尔德……他的起居室和客厅装饰得简洁朴素，但这并不说明他没有品位、举止不雅。” 这些态度的转变对天文观测椅影响深远。特别是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天文观测椅也开始与舒适感相结合，而结合的方式反映了美国的共和主义倾向。

舒适感在当时与时尚相悖。对许多中产阶层的成员来说，时尚就是他们所谓的贵族式的不自然且虚伪做作的造物。上一代人常常将行动不便的着装和令人不适的硬椅子搭配在一起，在此基础上追求“从容”，而这一时期则不同，出现了一个以舒适感为中心并由舒适感来决定姿势与风格的产业。文学史学家弗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甚至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时期，舒适感是“低调、实用且适应日常生活的”，而舒适的规则“能够渗透到任何空隙当中” 。尽管19世纪的复兴风格家具主导了中产阶层的品味，但当他们重新适应了舒适感时，这些家具呈现出了新奇的外观和意义。特别是软垫座椅家具，多亏了新技术和新材料，它们与先前庄严的从容规则下的家具相比，少了很多僵硬感和棱角。这些新奇的事物充实了一种以资产阶级的舒适感为中心的新文化感（new cultural sense）。虽然在19世纪早期，专用于座椅家具的螺旋金属弹簧已经被授予专利，但直到多年后——尤其是在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之后——它们才被用于制造“进深”更大的椅子以开拓大众市场。例如，这种弹簧以明显弯曲且更加平滑的方式支撑人的身体，这种座椅形式也开始被人们视为有舒适感的表现。

家具史学家约翰·格洛格（John Gloag）写道：“通过提高舒适性的标准，椅子制造商和室内装潢师开始通过设计来改变姿势，因此，礼仪的特征不知不觉被改变了，礼仪变得不那么正式，变得更轻松，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感到更愉悦，而尊贵感则被束之高阁，成为只属于王室和政府的职责。” 因此，舒适理念要求社会进行新的调整——新式的礼仪、服装和姿势，这些创新还要与新设计的软垫座椅相结合。这种椅子往往用软垫衬托，填充物饱满且比较笨重，靠近地面而富有弹性。尽管女性的需求也被纳入这种舒适理念之中，但比起“优雅”，它首先是一种“男子气概的要求”。 因此，舒适感凭借自身的权利属性成为中产阶层的一种重要价值观。它将被应用并反复应用于各种摆设和家具中，甚至包括那些来自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的物品。例如，到19世纪末，德国、奥地利、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室内装饰都变成了东方风格，以适应舒适性的要求。东方化的舒适感带来一种令人陶醉的、兼容近东与远东风格的影响，即允许西方人在公众面前采用以前不可能出现的坐姿，比如，人们可以躺在铺着“土耳其”毯的沙发上（图2.8）。随着阅读《一千零一夜》几种译本成长的西方人越来越多，拥抱一种迎合普罗大众的感性的东方风格——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有异国情调的舒适感——只是中产阶层对舒适感的另一种表达，这种舒适感对中产阶层极其重要，不仅关系到他们对家庭的看法，而且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也关系到他们对世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