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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确的姿势对发生在椅子上的社会和文化表现很重要。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作为一位以举止规范著称、作品最为人所广泛阅读的19世纪行为礼仪权威作家，在18世纪末曾给儿子写过一封著名的信。信中说：“你还可以通过一个人坐着的仪态来了解他是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粗笨的人会僵硬地挺直身子，带着羞愧和困惑坐在椅子上；时尚人士在何处都能驾轻就熟地坐着，而不是懒洋洋地躺着或靠着，他坐着的身体带着优雅，通过姿态的改变，他会表明自己已经完全习惯主人体贴的陪伴。让这成为你学习的一部分吧，你要学会在任何社交场合都有教养地坐着。有时你有权享有选择坐姿的自由，你可以优雅慵懒地靠躺着；有时这种自由不被允许，你需要带着恭敬，坐端坐正。”
说到坐，勋爵强调的是从容，这对于精致的坐姿是必不可少的。它要求一个人避免过分放松（懒散地半卧、趴或躺），也同样要求避免过分拘谨（僵硬、不安或尴尬）。找到居于两者之间的办法当然不容易。尽管男人和女人都穿着不太舒服的衣服，还要忍受乔治王朝时期椅子那让人僵硬的角度，但这种对从容的强调还是要求一个人能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显然，从容就是能够毫不费力地平衡衣服和椅子、习惯和身体之间相互对抗的力量，更不用说那些需要一个人在各种社会环境中都能表现得体的巨大文化压力了。一旦人摆出了适当的姿势，椅子和衣服就变成了一种框架，以展示一种只有内在自信才能支持的宁静，这种自信的精神状态会带来安全感和一种让别人无法挑剔的意识：这是一种明显的可视化的道德平衡。正如19世纪晚期的一本行为学图书所说：“为了摆出一种从容而优雅的姿态，一个人必须保持自我镇静。为此，他必须注意语言是否连贯晓畅，表达思想的形式是否令人愉悦，还要研究有教养的社交圈子与通行的礼仪规则。”
（图2.4）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到19世纪中期，这种从容将被另一种礼仪意识（sense of decorum）取代，一种特定坐姿将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性特征。也就是说，姿势和仪态尤其通过新式的椅子、新式的身体姿态，以及由它们共同造就的新视觉符号建构。
人们曾普遍认为，正确的姿势是通过训练和纪律获得的，这种训练和纪律是礼仪书、教育学和启蒙时代哲学等层面的一个基本主题。我们可以在启蒙运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康德身上看到这种联系。他的教育学讲座的开篇便是“纪律或训练能够将兽性转变为人性”
的基本主张。也就是说，人类的孩子在来到这个世界后，一直处于一种动物的状态，只有通过纪律和训练才能使他们逐渐变成人的状态。然而，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是以一种“原始状态”（raw state）来到这个世界的，即没有任何本能。这一事实说明，人类需要外部力量——比如父母和老师——来约束孩子。因此，对孩子的教育是进步主义的，让其一步一步地从动物的状态走向他的“宿命”：人性。一旦一个人开始进步，进一步的训练和纪律可以防止他复归如“野蛮人”（savagery）一般的早期阶段。康德就将这种“进步”定义为“从法则（laws）中获得独立”。康德所说的那些法则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得到明确说明：“例如最初把孩子们送到学校，不是为了让他们在那里学到什么东西，而是让他们能有机会习惯于坐着不动。”因此，正确地坐着的习惯和姿势也是这些基本的“法则”之一，它可以将走向人性（成熟）的孩子与动物乃至于野蛮阶段的人类区分开来。学习正确的坐姿是促使孩子远离原始状态的一个因素。康德继续说，这是一个必须“尽早”让孩子接受的“法则”，否则就很难改变孩子的“野蛮”习惯。
同样，他提出（与卢梭相反的看法），正是由于这个困难，“（尽管）野蛮民族……为欧洲人服务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却永远不会习惯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野蛮人和一个长期没有纪律和法则管教的人类孩子的处境是一样的。康德将儿童（即个人成长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与“野蛮人”（即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画上了等号。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等式是被许多启蒙思想家从各种理论中概括出来并且共享的，它还成了普遍流行的历史观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按等级划分的历史主义，它不仅规范化地塑造了历史本身，还塑造了坐姿和椅子的地位。
图2.4 对“不优雅位置”的说明和解释。［图片来源：T. E. Hill，Hill's Manual of Social and Business Forms: A Guide to Correct Writing with Approved Methods in Speaking and Acting in the Various Relations of Life（Chicago，1888），148.］
但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直到最近，大多数人还没有坐在椅子上的习惯
，我们可能会看到康德言论的统治性影响。
如果我们把康德关于教育的言论与他在同一年定义的启蒙运动的精神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得到殖民主义的一个基本论点，这一论点一直应用到20世纪（图2.5）。康德将启蒙运动定义为人类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基本历史通道。然而，康德所指出的远不是一种平稳的、进步的转变，他指出人们对进步的抵制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大部分人”懒惰、懦弱且自满，所以他们“一生都会保持不成熟”。因此，就像儿童的情况一样，
外部力量
必须对“大部分人”进行训练、普及纪律，这样他们就可能被迫决定走向成熟（即启蒙）。
图2.5《1868年圣诞礼物》（Christmas Presents for 1868），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绘。画中坐在王座上代表欧洲的欧罗巴公主正在向各类身材矮小的异域人发放武器。（图片来源：Le Charivari，December 23，1867.Courtesy of the Wellcome Collection.）
尽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康德在1790年之后已经改变了他对欧洲殖民主义的看法，但他的这一论点依然引起了如此深刻的共鸣，以至于形成了包括哲学作品在内的各类作品的思想实质。
这里，我们以1794年出版的一篇题献给伦敦市长的详尽商业论文为例进行说明。作者在文中概述了殖民非洲为英国商人阶层带来利益的情况：“因为对孩子的监护就是让他们保持服从的状态，所以，文明国家似乎有权对未文明化的人进行类似的统治，行使该统治权时，只需要用一种温和的父亲般的方式，给他们套上牲口的轭锁即可；同时还要严格限制帮助他们增加幸福感的行为，直到他们成熟，这种管教才能停止。”
我观察到，当启蒙运动被人为地剥离了殖民主义和一种特定的历史主义时（下文我会详述相关信息），它就不能被正确地理解。除此之外，我还想指出的是，这个框架也被用来评判其他文化和民族的成熟度，从评判科学技术到他者如何坐着和吃饭，都在使用这套标准。同样，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在一本著名的英国家庭经济手册介绍沙发的条目中，人们会发现这种标准被热切地采纳了：“土耳其的贵族开始表现出偏爱欧洲习俗和嗜好欧洲家具，他们现在摒弃了坐在地上只用手吃饭的习惯，转而使用桌子、椅子、刀叉和勺子。”
在作者进行观察的1861年，这一表述不仅意味着土耳其贵族表现出了典型的成熟标志，还向欧洲的读者展示了如何将该标准应用于启蒙。在他者身上识别文明开化的标志本身就是一种启蒙活动，这在欧洲内外都被严格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