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和19世纪,不同类型的座椅家具的使用量和生产量都在迅猛增长。其中一个原因是——至少是在英国住宅的布局中——人们对于更多差异化房间的需求日益增长。尽管按照不同的功能来增加房间的趋势在17世纪晚期的法国就已经开始(法国人认为这一趋势是他们自己独特的艺术),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贵族已经让他们的乡村住宅、别墅和庄园接纳了这种潮流。虽然人们期望英国绅士在这些事情时遵循法国的时尚,但对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重要的事实是,到了19世纪早期,迅速崛起的英国中产阶层家庭也开始接受同样的趋势。
事实上,到了20世纪中叶,中产阶层住宅的典型特征之一便是,住宅可以依据不同且明确规定的目的和任务被划分为多个房间。除了仆人的房间、厨房、卧室和其他功能空间之外,新建的城市联排式住宅会将餐厅和客厅分开。客厅便是妇女们在晚饭后应去的房间(图2.1)。在相对较大的中上阶层住宅中,还有进一步增加房间数量的趋势。因此除了餐厅和客厅之外,他们还有书房、起居室、晨间、早餐房、闺房、图书馆、吸烟室、台球室、育婴室、业务室和前厅等房间。但即使在空间有限的家庭里,理想的家庭空间仍然是差异化的,这是上流阶层奢华乡村庄园的一个缩影。随着家庭空间继续被分解成越来越多的准备发挥特定功能和承担特定职责的房间,对在功能和风格上适合不同房间的座椅家具的需求也增加了。随着椅子获得了新的功能并被摆放在房间之中,坐在椅子上的人,无论是主人还是客人,是家庭成员还是陌生人,都需要提高使用椅子及使用地点的社会、文化和道德意识。在资产阶级的家庭空间和家具中发生的专门化和差异化现象,反映了19世纪早期和中期一种更广泛的划分空间、时间和劳动的文化趋势。
图2.1 英国阿贝斯特德(Abbeystead)的塞夫顿伯爵(Earl of Sefton)的乡村别墅平面图,其中包括按性别划分的住宅区域。注意图中有一个通向单身汉卧室区的单独楼梯。[图片来源:Mark Girouard,Life in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298.]
在资产阶级家庭空间的理性宇宙中,秩序是必不可少的。资产阶级家庭要保证家务劳动的顺利进行——这往往是家中女性的任务——包括安排仆人的工作时间和每日例行的拜访,除此之外,资产阶级家庭要维持一种空间秩序。首先,这意味着一切事物都有专属于自己的位置,这对于座椅家具来说是一个尤其需要关注的秩序问题。到了18世纪末,家具制造商和室内装潢师设计并制造了一大堆椅子,包括专门为卧室、图书馆或书房、台球室、厨房、客厅、餐厅、门厅、大厅、更衣室等设计的椅子(图2.2)。到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住在一栋住宅里的家庭成员会为了房子里一个特定房间的设计而专门购买整套家具。事实上,座椅家具的风格、材料和功能决定了椅子在房子里的所属位置,并使椅子的美学特征相沿成习(图2.3)。随着房内事物的秩序化,家庭成员——尤其是家中女性——展示着保持体面优雅的技巧,比如通过椅子的有序摆放,让其他人能够观看、体验以及被观看,这是一种对感性认识的展示,不仅是为了形成审美秩序,也是为了维护社会和道德秩序。
图2.2 客厅所用的椅子。[图片来源:Thomas Sheraton,The Cabinet-Maker and Upholsterer's Drawing-Book:In Three Parts(London,1793),plate 31.]
家庭环境的秩序是教养的指标和道德的晴雨表。但一般来说,它也与健康有关。托马斯·索斯伍德·史密斯博士(Dr. Thomas Southwood Smith)是医生和一位论派牧师,在他给1844年英国大城市及人口密集区情况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证词中,史密斯明确指出了道德、健康和家庭之间的联系:
图2.3 客厅的椅子根据材料、形式、功能和国家而被区分出了许多门类。[图片来源:Thomas Webster,An Encyclopaedia of Domestic Economy(London,1844),247.]
一个干净、清新、布置有序的房子可以对居住者
施与的道德影响,与房子对他们身体的影响一样多,而且它还能直接地让家庭成员更加冷静、平和地体贴彼此的感情和幸福;这种习惯性的感觉与养成尊重财产的习性之间也不难产生联系,以至于它可以帮助人们遵守一般的法律,甚至遵守那些任何法律都不能强迫人们承担的更崇高的责任和义务。而在一座肮脏、污秽、不健康的住宅中,不存在或无法让人观察到一种社会可共享的行为准则,就连文明社会的最低水平也达不到,这就使得这种房子里的每一个居民更容易忽视彼此的感情和幸福,产生自私和肉欲。这个阶层的激情和不断放纵的欲望,与懒惰、不诚实、放荡和暴力等不良习惯的形成,其联系是十分明显的。
这些经常被引用的句子阐明了一些常见的联想,而这些联想将成为19世纪后期卫生科学和卫生运动的基础。基于对“文明”及其历史的观点,这一时期美学、道德和健康之间建立的联系,将继续为包括天文观测椅在内的椅子的历史提供一个重要的背景。
性别往往决定了座椅家具的功能和形式,以及资产阶级的家庭秩序。为了解释这一点,我转向了德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的观察,他在19世纪50年代初逗留于伦敦时产生的鲜活印象值得引用:
英国的房子前面有两三扇窗户,几乎没涂抹灰泥。它们大部分用铁门与街道相隔,有一个地下室,里面有厨房和供服务人员使用的房间。在一楼朝前的一面,有客厅或接待室,在它的后面是一间起居室,房主可以在那儿用餐,舒服地读他的《泰晤士报》,然后午睡。我们沿着覆盖地毯的楼梯走进客厅,这是两间同样大小的房间,两者由一扇敞开的谷仓式的门(英文为barn-house-like door,德文为scheunentorartige)连接起来,它们会见证络绎不绝的人流。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女主人,她有时在一张沙发上伸懒腰,有时又躺在另一张沙发上;这里不但放着女儿们的钢琴、杯子柜和瓷器柜(开放式的中国瓷器柜),还有休谟的作品和艾迪生数不清的系列散文;这里还挂着全家福,一家人能围坐在这里的壁炉旁或坐在桥牌桌旁,在喝茶闲聊中结束一天的生活,或者在夜晚,绅士们占据此地,沉浸在他们一边推杯换盏一边大声交谈的喧闹中……这就是(英国)成千上万家庭的生活场景。
家具史学家证实了冯塔纳的观察——尤其当他们各自的领域涉及性别隔离时。餐厅和书房通常与男人联系在一起,而女人则占据了客厅、晨间和闺房。通常来说,这些房间的用途还有一些灵活性,比如餐厅可以用来接待享用晚餐的客人,客厅可以用来接待日常来访的客人,成为社交拜访或举办傍晚的家庭聚会的场所。但是,灵活程度取决于房子的大小和家庭的社会阶层。因此,下层群众变换多种方式来使用他们数量有限的房间,而上层人士则能够更严格地维持各个房间的用途。例如,在上层社会的家庭中,男性会与吸烟室、书房和台球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在每个房间都有自己专用的椅子。而且,男性在家里工作的家庭更倾向于维持更严格的性别空间划分。
跨越这些界限会产生很多后果,有时甚至会削弱男性的性别特征。南丁格尔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去拜访一位在伦敦的女性朋友,却在客厅看到她的儿子,这会让人很吃惊。因为一个年轻男人早晨闲坐在母亲的客厅里,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对于那些经常出入这些地方的人,我们有说不完的绰号送给他们,像是‘地毯骑士’啦,‘客厅英雄’啦,还有‘花花公子’。只要想象在早上看到一大群男人坐在客厅的桌子旁,一边看图画,一边做刺绣,还读着小书,我们就会笑得前仰后合!”
家具的材料、功能、风格和颜色划定了性别界限。例如,女性的客厅通常采用法国风格、安妮女王时代或伊丽莎白时代的风格,并用橡木或红木装饰套房。沙发、长椅和无扶手椅通常会分配给女性,而男性则使用较大的带扶手的安乐椅。一则关于家居装饰的具有影响力的报道推荐说:“房间的色调应该呼应其用途。书房的颜色应该比较严肃,餐厅的颜色要朴素一些,客厅的颜色则需要艳丽一些。”
权力和性别的视觉效果将椅子融入了资产阶级家庭的舞台,这是家庭层面的文明化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