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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部分会被分为四章和一个结尾（第六章），每一章都建立在其他章节的基础上。冒着考验读者耐心的风险，我在一开始不会重点关注天文观测椅（这要到第三章才会讨论），而会从分析19世纪家庭生活所用的椅子开始。第二章所展开和标记的关键部分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仅会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让观测椅的角色功能重新显现，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观测椅为何是该文化的直接产物。第二章还会将椅子置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内部。随着家庭住宅被划分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空间，椅子本身也不断地分化为多个种类，并成为在景观中划分空间和民族、构成并延续等级制度与秩序的有力工具。椅子是有标准和规范的。此外，这种差异性受到这一特定时期资产阶级的“舒适感”的引导，这种“舒适感”在人们对椅子的创新设计，以及坐在椅子上的体态和形象中被热切地表达出来。考虑到19世纪人们对坐具的社会和文化期待，难怪他们要额外区别所谓的现代和前现代、原始和文明，并予以表达。因此，甚至在我们谈论天文观测椅之前，第二章就需要提供基本的背景内容，即在这一时期，椅子和它们提供的坐姿是如何被体验和看待的。也就是说，椅子这种工艺品的存在保障了礼仪、卫生和个性，正如它们在差序化的启蒙历史主义中验证了何为文明。
在这种进步主义历史观的等级之巅，我们看到了现代人舒适地坐在为不同的任务和职业而专门设计的机械椅上。因此，第三章我们就开始探讨为现代世界特别设计并被授予专利的机械椅（如著名现代建筑历史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吉迪翁所言）。正如家庭空间和座椅家具的差异化特征一样，执行特定任务的椅子结合了专门的机械部件，以实现一系列新的运动，这些运动反过来又划分了新兴的空间和新兴的专业、职业。随着机械差异化的运动被分解、原子化和细化，中产阶层的舒适感进入了外科手术室、水疗中心、牙科诊所、火车车厢、办公室、现代避难所和天文台当中。其中一些领域的专业化与特定的机械椅的发展是一致的，这些椅子成了新兴职业的标志，最著名的例子便是理发师和牙医。因此，机械椅就像其他的手艺工具一样，不仅成为新职业的特征，而且还成了专业化的设备。作为文化技术，它可以将某个行业的熟练者与非熟练者区分开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现代天文学家的观测椅首次出现了。这些专门为操作望远镜而设计的机械椅，也符合我们现在称为现代性特征的、更大众的文化和社会力量。我们可以看到机械的运动以及它们所提供的舒适感和姿势，是如何以这种形象进入天文台并在其中完成天文学相关工作的。更具体地说，资产阶级的舒适感开始为观测椅和新的望远镜定义新的设计。然而，天文观测椅并不是一个休闲的地方，而是一个带有男子气概的劳动场所。也就是说，抛去其外表不论，天文学家躺在观测椅上的照片显示他们在努力工作。虽然这在今天可能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的任务是理解这种科学劳动的种种表征。
为了正确看待这种现代的劳动形式，我们将在第四章转向一个基本的对比，这将帮助我们发现观测椅的一个基本特征，若不进行对比，这一特征可能并不明显。如果说，欧洲和美国使用特定类型的椅子及其姿势，是为了引出特定阶层使用者的特定文化价值观和理想，那么，属于同一阶层的观者在印刷品或现实生活中遇到与自己的姿势完全不同的“他者”时，他们看到了什么？基于19世纪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游记，我收集并整理了他们对盘腿东方人形象的反应。这样做有助于我们获得一个非常普遍且一致的东方人的形象，以及附着在这种“民族姿势”（national posture）之上的一系列含义。接着，我们将用这些比喻来解读一位法国艺术家的重要版画作品，这幅作品正是为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观者制作的：作品展示了一位盘腿而坐的东方天文学家。借此，我们不仅学会了用19世纪观者的眼睛来“解读”这些版画，我们还了解到，对西方观者来说，盘腿姿势可以引出关于东方科学和天文学的哪些内容。很明显，这些内容与西方对于东方科学和天文学的编史学观点密切相关。通过这种“三角定位”，我们可以看到东方科学家陷入了一种前现代的境况，被认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柔弱无力的姿势，并且没有足够的精能来逃进现代的“进步”潮流中。于是，这位盘腿天文学家的劳动在视觉上受到了西方人的质疑。我们重建了资产阶级观者认为没有椅子的、盘腿而坐的“他者”身上缺失的元素，在明显的对比之下，我们看到的是资产阶级观者认为自己身上存在这些元素，而且这些观者就坐在天文观测椅等服务于特定任务的机械椅上。于是，我们的关注点得以再次强化。我会在最后一章将这些现代精能融入其背景加以考察，以理解它们在天文观测椅的设计和图像中起到的作用。
与东方化姿势的对立并列提供的见解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并分离出与西方天文学家的专用椅相关的两个关键特征，这些内容会在第五章呈现。第一个特征是被西方人认为可以推动殖民、工业、经济和科学进步的那些躁动的精能。对比的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关注到，当时的西方人普遍臆想自己拥有丰富的、与生俱来的精能，这种精能被各类评论家性别化和种族化了，但这种现象在英国尤甚（即该章的重点）。“英国精能”（British energy）被认为可以跨越阶级得到共享，在帝国与其代理人之间，在不同世代之间，遍布全球各地的殖民地，甚至在包括天文学在内的科学领域中共享。这种“精能”实际上是维多利亚时期一种有意被男性化的科学特征。通常西方人会将所谓的懒惰归因于“他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精能会给疲劳赋予一种独特的含义。第二，当我更具体地讨论观测椅时，我将指出，从设计它们的天文学家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这种躁动的精能，观测椅明确规定的天文学功能将无法想象。舒适的观测椅被设计出来，目的是驾驭和指导现代男性的精能。但它们同时也被认为是一种抑制和减少疲劳的手段，而疲劳又恰好是现代工作和精能制度的“天敌”。值得注意的是，这比“疲劳科学”（sciences of fatigue，这是文化史学家安森·拉宾巴赫的观察）的提出早了两代人的时间，比20世纪中叶所谓的人因学（human factors）或人体工程学（ergonomics）恰好早了一个世纪。在这些方面，观测椅是用望远镜进行精确科学观测不可缺少的工具。综合考虑精能和设计这两点的结果是，尽管表面看似一样，但坐在舒适椅子上的天文学家图像根本就不是对“扶手椅上的科学”的描述——至少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扶手椅上的科学”所要描述的——而是为了展示一种积极的劳动，其中包括动态的机械装置，它将种族化的身体整合到男性主义科学（manly science）之中。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情况又将改变，液压和电力驱动的平台、控制中心和升降层等创新出现，配合天文台和巨型望远镜，一起被沿用到了下一个世纪。于是，人们又逐渐从外部寻找精能的来源。
最后，本书第六章转向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椅。鉴于前几章提到的表征之场，我们在分析这件著名家具及其对现代主义身体的影响时获得了一个独特的优势。我在为弗洛伊德的治疗椅的图像、功能和设计提供情境化的解释时，是以本书中已概述的元素或宇宙论为基础的，这种宇宙论会将历史主义、东方主义、家具和能量联系起来。我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椅就源于这种宇宙论，并以改良的形式呈现，它是一个东方化的观测椅。它没有将丰富洋溢的精能向外导向天空（及其时间深度），而是将被压抑的能量——弗洛伊德的患者与19世纪末的特征——导向人的精神（及其时间深度）。因此，这种对科学活动中的一件家具（如天文观测椅）的分析，也可以在科学史和艺术史的其他领域引出对家具的见解。但这种方式也鼓励我们，不仅要重新思考精神分析椅中的文化史，也要重新思考天文学中的文化史。
詹姆斯·内史密斯所画的自己位于帕特里克罗夫特（Patricroft）的家庭住所。［图片来源：James Nasmyth，Engineer:An Autobiography，ed.Samuel Smiles（London，1883），328-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