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文台中

尽管这两种表征——一种是布拉赫的，另一种是艾里的——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描绘了天文学家的椅子，但与他们同时代的观众对两者的理解却会产生很大不同。存在这种基本的可变性是由于不同的椅子在地理和历史上分别占据了不同的表征之场。每种椅子的基本场域都包含了一些特定条件，正是这些条件让人们对其的感知所附带的特定意义成为可能。在一个通常会存在大量图像的场域中，图像明显缺失的情况必然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成为考察的焦点。如果我们继续剖析艾里的“王座”所占据的场域，以及那些来自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观测椅的许多视觉表现和文本表现，一些让我们好奇的东西就会显现：实际上，艾里坐在天文台实际存在的大量观测椅上的图像并没有被公布。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个表征之场的某些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这位皇家天文学家一生中让人画过许多肖像画（如图1.11），画中的他坐在工作室里的普通扶手椅上，或站在椅子旁。皇家天文台有数量可观的专业观测椅，但艾里的画像中没有一张显示他坐在专业观测椅上。然而，皇家天文台的许多观测椅在整整一个世纪中，确实不止一次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绘制出来。但画中的人物并非皇家天文学家，而是在他们中间或旁边工作的天文台助手（图1.12）。这种差异表明，在图像史上，表现实际工作场所里的科学家和坐在工作室扶手椅上的科学家，二者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前者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后者则通常伴随着一两个标志性的物品或象征着他们所从事的科学工作的配饰（比如书籍、目镜或显微镜等物品）。在科学史研究中，关于不同等级科学劳动的广泛观点现在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缺少艾里坐在观测椅上的图像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们已知的他明显轻视观测者劳动的情况。画中的艾里应当坐在何种椅子上，似乎是艾里自己有意做出的选择，这也暗示了在天文台及其文化的内部存在某种现实：地位和劳动分工。艾里曾写道，“这只是一个观测者的工作”，尽管它是必要的，却“是最像马在磨坊里的劳动，是人一想就可以明白的工作”。他还解释说，这是“最常见的劳动”，是“没有价值的”，直到成果可以被正确收集、统计、修正和化简，并为形成科学理论这一更高目的做好准备。 当然，艾里是一个受过数学训练的理论家，因此，他那台著名的子午环只被他使用过一次也就不足为奇了。艾里的这台天文测量仪器是他自己设计的，唯一一次使用是在1851年5月21日。 换句话说，他把使用观测仪器的工作留给了天文台制度中地位更低的其他人。尽管人们都知道他有散光（在1824—1825年，他针对左眼进行了一番自我实验，并使用柱透镜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艾里的态度完全符合其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思维优于身体、知识优于工艺、脑力工作优于动手劳作、理论家优于观测者，这些观念在大型天文台的主导人身上一般很突出。

与工业化厂房里的劳动分工一样，天文台的劳动分工意味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可以根据职责、地点和方式来规定雇员的坐姿。就像当时其他的工业劳动场所一样，这些分工也会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1838年，时年17岁的埃德温·邓金（Edwin Dunkin）在艾里的指导下来到英国皇家天文台工作，并在那里工作了46年。邓金后来回忆起他作为人型计算机所忍受的“超负荷”时光，而这也真实地给他的身体造成了显著影响：“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来说，我被关在桌子旁的时间太长了。”他接着写道：“的确，突然从事这种久坐不动的工作的影响……是显著的……我当时只有17岁，但我的成长突然停止了，后来我的身高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在后来的几年里，邓金成功晋升，从而有机会在天文台尝试其他种类的椅子。他深情地回忆起观测椅的舒适，之前他在计算室里的感觉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位天文台助手则提到，如果望远镜旁有一个观测者——他通常坐在一把观测椅上进行操作——那么在远处的办公桌前就有十个人与他协同工作。 无论是艾里的“王座”、办公室椅，还是天文台里众多的专用观测椅，这些家具都被组合在一起，表达着天文台的劳动分工和相应的等级。

椅子体现了所谓的“归纳层次”（inductive hierarchy），这不仅对天文学至关重要，也是那个时期大多数其他科学的核心。事实上，天文学——连同它的方法和劳动实践——经常被视为其他科学的模型。 然而，已有的视觉和文本资料着重表现的不是天文台的办公椅、办公桌，甚至不是艾里那众所周知的“王座”，而是天文观测椅，这种椅子丰富地描绘了整个19世纪及其后的历史。由于我的关注点在后者，因此我想添加另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和像艾里这样的精英天文台领导者自上而下的视角完全不同，而是与低等级观测者的身体劳动相一致，我会从天文台的设备（如椅子）及其公众形象中识别出与其相关的、19世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发展背景。可以肯定的是，有人声称这一时期“对科学家工作的描述很少” 。然而，这里有一个不符合此类主张的明显例外，我们将看到许多通常没有被历史学家注意到的观测椅图像，同时也是男性在工作的形象。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这些专用椅子就会为科学史学家和设计史学家提供宝贵的资源。“摆出一个姿势，”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写道，“这既意味着自己尊重自己，也意味着要求别人尊重自己。”我感兴趣的是解释这一时期构成这种尊重或缺乏尊重的首要因素。 因为我的关注点自始至终集中在观测椅的图像上——注意，是观测者艰苦工作的场所里的椅子，而不是工作室里的扶手椅。我试图将“尊重”的核心精确锚定在劳动者身体的所在之处（即观测椅）。其实，这些图像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指向了一个更复杂的故事以及观测椅的文化地位。事实上，这样的图像可以被认为是非常进步的。因此，我选择从观测椅的角度进行考察。

另一方面，艾里与椅子的官方友好关系不仅仅是比喻性的，而且也非常具体。艾里除了是一个世界级的天文学家和管理者，还是一位优秀的机械工程师和仪器制造者。他不仅设计了一些19世纪最著名的望远镜，还为它们制造了一些特殊的椅子。在担任皇家天文学家之前，艾里在1838年根据自己独特的设计，在剑桥大学造出了诺森伯兰望远镜（Northumberland telescope）。由于有独特的“英国式”支架，这架赤道式折射望远镜（equatorial refractor）需要一把独特的椅子（图1.13）。艾里设计的观测专用椅可以在其微微弯曲的框架上凭借机械结构上升和下降，还可以让望远镜依靠轮子绕着圆形的路径旋转，这样观测者的眼睛就可以随时贴近望远镜的目镜。当望远镜转到指向天顶的位置时，观测者可以滑到框架底部的另一把椅子上平躺，却仍旧眼睛紧贴目镜。当望远镜指向地平线附近时，观测者就可以使用椅子框架一侧的梯子爬到他的座位上，来到已经远离地面的目镜跟前。这把观测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观测者不用离开椅子，就可以通过杠杆、滑轮、配重器、起锚机和其他结构来控制望远镜的许多运动。当我们查看这把机械可调节椅子的图片时，会发现它似乎完全融入了望远镜，而观测者则深入到了整台仪器的内部。

后来，作为英国皇家天文学家的艾里为皇家天文台设计了大赤道仪（Great Equatorial），该仪器于1860年完成制造。为此，他重新使用了和剑桥的望远镜所配观测椅一样的观测椅。关于大赤道仪及其观测椅，《本土英国人》（The English at Home）一书的法国作者写道：“直到坐到天文观测椅上之前，我都对它一无所知。这把椅子能升高、降低和转动，它能自己调节自己，就如同它能够自发地适应观测活动的本质一样。” 除此之外，艾里还对天文台中与已有的中星仪（transit instrument）配套的观测椅做出了重要修改，包括他自己的著名的子午环所配的观测椅。由于这些仪器自身的特点，配套使用的观测椅与大赤道仪的观测椅相比位置更低，通常低到地面，沿着脚轮旁的子午线滑动（在这个例子中是本初子午线）。另外，这些椅子是可以调节的，这样观测者背部的角度就可以通过棘轮得到矫正（图1.14）。这便是在英国皇家天文台中进行中天观测时使用的椅子，格林尼治标准时正是在这里被确定，最终被世界大部分国家采用。

然而到目前为止，艾里并不是唯一追求设计出适配的观测椅的人。事实上，他只是一个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19世纪，专门的天文观测椅数量激增：从亨利·劳森（Henry Lawson）的倾斜躺椅（Reclinia）到威廉·邦德（William Bond）在哈佛大学天文台的著名椅子，从J.斯珀林（J. Sperring）那把获奖的观测椅，到威廉·拉特·道斯牧师（the Reverend William Rutter Dawes）影响广泛的创造；从J. 威尔逊（J. Wilson）的观测椅，到克诺贝尔（Knobel）的蓝图［后来被布朗宁（J. Browning）修改］；还有G. W. 霍夫（G. W. Hough）和韦斯特雷克的椅子，英沃尔兹（Inwards）和埃尔克（Erck）的设计，以及瑞普索德（Repsold）为汉堡天文台设计的观测椅；等等。正如这些例子所揭示的那样，“椅子”的概念相当广泛，从上面提到的艾里制作的精巧装置，到椅子与沙发、椅子与梯子的混合装置，再到瑞普索德设计的整个机械平台。1825—1880年，人们对作为身体装置的观测椅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些椅子被描绘并被广泛地分享、传播。对这些椅子的布置和展示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表明，不仅生产者认为观测椅的大量存在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椅子作为范围更大的文化消费的一部分，还成了一种“流行的”科学形象。作为文化人造物，这些椅子也与天文学家和公众的期望产生了共鸣。因此，相比于带着自上而下视角的大型国家天文台的领导者，我在这里更感兴趣的是解码现代中产阶层观者对观测椅的“解读”带来了什么。与此同时，通过这些视觉印象，我们终于可以理解观测椅的设计初衷——它作为用于天文观测的实物，以特定方式和观测者的身体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因为该实物和图像共享一个共同的表征之场，所以它显示了一种中产阶层常见的宇宙观。当本书谈到观测椅时，我模糊了实体家具和传播图像这两种不同信息寄存器之间的界限。这两者以强大且富有成效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其本身就是它们在19世纪独特场域的产物。 VlOV/mvBo7y6SllTrSGprnJ1iOHB+Om73IGe/RUgxMrHc5mFu6rRvOfpOvXpZIr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