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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正在读的是这本书的纸质版本，您眼前的页面大小很可能是一个标准尺寸，而这一标准是大约一个世纪前由一些德国工程师所组成的民间标准制定组织确立的；与此同时，这本书很可能是被装在一个标准化的集装箱中进行运输的，而这种集装箱的标准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即已产生。如果您是在屏幕上阅读这本书，那么创造您面前这些字符的电子脉冲信号是由一个更晚近建立的国际工程师委员会进行标准化的，能使您的电子阅读器生成这一文本的软件语言亦是如此。其他的一些委员会则建立了您所使用设备电池的标准，以及电池充电器和发电厂之间各种开关、连接件、输电线路和电塔的标准。类似的工程师委员会还标准化了建造这些电塔的水泥和钢铁，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螺钉、螺母和螺栓，以及立起这些电塔并悬挂那些电线所用的机械设备。作为输电线路起点的发电厂则依赖更多其他委员会和组织制定的众多标准。甚至您所使用的设备背面的两三颗小螺钉也是符合一项标准的。事实上，为螺纹的大小、形状和间距制定标准的需要促使这类标准的前身在19世纪出现。而您下载这本电子书所使用的大型网络则依赖于由一些相对较新的私人组织所制定的标准，包括因特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缩写IETF）和万维网联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缩写W3C），它们制定标准所遵循的程序与一个多世纪前基本一致。
几乎每一个我们所使用的物品和我们所栖居的建筑空间都有类似的标准。这些标准使技术平台得以确立，让创新在此基础上发生，从而塑造了整个工业发展进程。[例如，1963年制定的使如今电子阅读成为可能的第一个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ASCII），即为后续所有的创新革命奠定了基础。]没有这些标准，我们所购买的大部分东西将会更加难以制造，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可能会更加激烈；除此之外，如果没有这些标准，我们每日生活所依赖的电网、供水和排水系统，以及通信网络就不会以现在的形式存在。这些经由私人组织实施制定的标准已然成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基础设施。
尽管以这种方式开发的标准从技术上来说可能并不总是最优的，它反映了代表不同公司和利益的工程师之间的冲突和妥协，但私人制定这些标准的过程所取得的成果大多还是有益的。虽然经济全球化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标准化的集装箱确实削减了世界各地消费品的成本，而软件标准的确立则激励企业通过开发新功能、新产品、新服务来进行竞争，相较于被标准化的开发平台，这些依托平台而产生的新功能、新产品和新服务使我们大多数人获得了更大的好处。
本书所要呈现的是一部关于工程师及相关组织的历史，他们开发和运行着规模庞大但不引人注目的全球基础设施，虽然很少有人留意这一以私人达成共识为基础而形成的标准制定过程，但它却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可能会将这一过程、这些人与这些组织称为“标准持有者”，因为是他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缔造了种种标准，而这些标准是一系列“规定要求、规格、指南或特征的文件，它们可被统一使用，以确保原材料、产品、加工过程和服务符合相应的目的”
。他们创造了我们使用的大多数私人标准，他们支持这些标准，并将其作为一种荣誉的象征。他们也在不同时期将这些标准引向不同的方向，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令它们朝向交战各方不同的国家利益，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朝向国际市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使其朝向商业的全球性关注。而更多时候，标准持有者只是将其引向一个通过私人、自愿的标准化而团结起来的世界的愿景。
标准持有者的故事滥觞于19世纪晚期。北大西洋两岸的工程师急于通过提供某种社会服务来巩固自己的专业性地位，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为工业制定合理技术标准的新程序。这些工程师所发明的程序及时解决了制定可用标准的问题，而如果想让市场自己形成这样的标准，所需时间则要长得多，而且也很少有政府愿意出面去制定这些标准。新程序涉及由代表一定范围内利益相关方的技术专家组成的、致力于寻求共识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成员通过反复的研究、讨论、审议，以及经常性的投票，来试图实现各方均自愿采用某个共识的成果。这一过程经常会创造出一些后来被广泛采纳的标准，如将不同零件连接在一起的螺纹、用于扩大全球市场的集装箱，以及万维网。
这样一种具有私人性质的非政府行为发生在诸多不同层级的非营利标准制定机构之中，而这种新型的组织机构最初是在1900年前后建立起来的。这些机构很快制定了许多帮助管理世界各地经济的国家标准（和一些国际标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一代的工程师和有关专家发起成立了更多的组织，这些组织建立并制定了许多使经济日益全球化成为可能的产品标准。至20世纪接近尾声之时，更新一代的工程师和更加多样化的专家群体以崭新的、更加全球化的方式推动了这一进程。他们创立了一系列维护互联网并令其得到更广泛应用的新组织，以及帮助监管应对新形势下全球经济的某些负面影响的组织机构。如今，大多数工业标准，以及许多重要的社会、环境和服务部门标准，都是通过这一过程制定出来的。它的影响无处不在、极为重要，但又总是处于无形之中，常为人所忽视。
由于这些标准极为重要，因此当发现它们都是由一些不知名的技术专家委员会制定出来时，我们可能会感到诧异。而这正是本书的主题。在现实世界中，您可能会问，在市场不起作用时，难道不应该由政府来负责确保“原材料、产品、加工过程和服务符合相应的目的”吗？或许政府应该做，但是自18世纪末以来，各国政府在承担这一任务方面始终行动迟缓，即便它们认为标准化是政府日益拥抱的工业化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即便所涉及的领域能因通用标准而实现更多公共利益，比如基本的度量衡以及安全和健康标准。这种不情愿最初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地方政治领导人或企业往往在维持多种标准的传统体系方面存有既得利益。
法国和美国就是这样的例子。毋庸置疑，建立通用的标准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希望，也正是启蒙运动赋予了这两个国家目前的政府形式。法国大革命的诉求之一是建立一套统一的国家度量衡，以废除由地方领主（seigneurs）在各个地区维持不相容的标准所获得的铸币权（seigniorage）。然而，即使是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也怀疑法国三级会议是否会很快就一个全国性制度达成共识并加以施行。他是对的。直到1840年，法国才完全采用了1799年即已引入的公制。美国政府的速度更慢。1787年的宪法赋予了国会制定基本标准的权力，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第一次国情咨文中敦促国会立即推进这项任务。然而，一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国会才在1901年建立了一个软弱的国家标准局。在19世纪末，美国各地仍在使用二十五种不同的基本长度单位（如英寸、英尺和杆）；其中有“三种长度相同但名称不同，其余的则是名称和长度皆互无关联”
。伴随着1901年的突破，美国开始尝试采用启蒙时期被广泛使用的公制。最后，总统罗纳德·里根撤销了负责执行1975年《公制转换法案》（Metric Conversion Act）的办公室的资金，他采取这一行动来回应那些坚定的选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美国传统的计量系统有着民族主义般的依恋，而大多数人，尤其是小企业主，则更担心转换为新系统后所带来的成本问题。
从更加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当任何政府或政府间组织机构制定标准并加以强制执行时，新的标准往往会给那些有能力抵制甚至阻止立法和施行的重要利益群体增加成本，或者会削弱其优势力量。出于这样的原因，政府往往不反对民间行动者制定自愿性标准；这些标准虽然可能在法规中有所提及，但并没有被官方正式颁布执行。然而，一位研究过诸多不同国家政府标准制定的悠久历史的政治学家认为，不足为奇的是，“公共行动者可能会阻碍标准制定进程，即便是当标准制定能满足很高的私人需求、具有明显公共福祉之时”。他据此说道，真正需要解释的不是政府为何常常不参与标准的制定和施行，而是政府为何在少数情况下这么做了。
那些政府（或政府间）标准制定的案例不是本书的重点，尽管政府机构经常是民间标准制定的推动者和民间标准的使用者。例如，工程师们基于共识过程制定标准的早期历史与政府日益增长的以下认识交织在一起，即政府认为应该制定安全标准来规范一些新的、具有危险性的工业产品，特别是似乎总在发生爆炸事故的新型蒸汽锅炉。19世纪晚期的各国政府也希望自己在购买蒸汽船、蒸汽机车等时有标准可以参考。在此后的每一轮创新中，政府对于确保其所购物品能够“符合相应的目的”的关注一直存在，因此政府对制定标准感兴趣，但并不一定要亲自为之。
长久以来，许多私人行动者（终端消费者、生产和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公司、设计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工程师和其他人，以及一直致力于为工程师提供信息的科学家）在制定共同标准方面拥有更为一致的目标和强烈的兴趣。因此，范围广泛的非政府组织（本书重点关注的专业学会、贸易协会，以及最终形成的专门的标准制定机构）在19世纪开始试验不同的标准制定模式，并于19世纪80年代之后聚合形成一种自愿性、基于共识的过程。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结果称为“委员会标准化”（standardization by committee），主张就理论而言有理由认为其优于政府标准化或市场标准化[市场标准化虽然不够完善，但也产生了无处不在的标准，如QWERTY标准键盘（全键盘）和微软Word软件]。在1988年的一篇重要文章中，约瑟夫·法雷尔（Joseph Farrell）和加思·塞隆纳（Garth Saloner）比较了不同类型标准设定的规范化模式。
根据他们所提出的合理性假设，通过委员会过程实现的标准化要优于市场形成的。这符合一般经验。市场倾向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彼此竞争的标准，从而导致大量不必要的成本和种种挫败。想想让穿梭于世界各地的旅行者颇为烦心的各国不同类型的插头和插座，又或是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即每部手机似乎都有自己独特的连接线。这两种情况都是市场失效的结果，而这一挫败靠私人标准制定亦无法扭转。
法雷尔和塞隆纳还指出了一种比委员会独自行动更为有效的机制：在一个由强大行动者（大公司、先进国家或者类似于欧盟这般正式成立的区域贸易组织）参与构成的世界中通过私人委员会来制定标准，这些强大的行动者可以略过标准制定过程并设定一个其他人可能都会遵从的标准。这精确地描述了我们所实际生活的世界：由寻求共识的利益相关者委员会实现的自愿性标准制定过程广泛存在，该体系就其本质而言允许大公司和强政府在共识达成之前选择制定它们自己的标准。
实际的私人标准制定委员会系统是如何在我们这个由实力悬殊的公司和政府构成并充满利益的现实世界中产生和发展的？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我们的考察范围是全球性的（但是由于我们的语言局限性和档案材料的可用性，重点会偏向美国）。我们偶尔会讨论制定标准的其他方式，主要是为了梳理为什么私人的、基于共识的系统最终会有其具体（而广泛）的关注焦点。例如，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已成为围绕19世纪蒸汽锅炉安全、20世纪中期工人安全和20世纪末污染控制等等问题来制定或执行标准的领导者。然而，私人系统也参与了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领域，在竞争系统之间建立的边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两个系统会并存。我们还会讨论同样具有启发性的案例，包括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等机构如何选择依赖私人性的全国、欧洲或全球标准制定机构，而不是自己来制定标准。此外，我们还研究了一个案例，在该案例中，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这一政府间组织机构内产生了一个模仿私人共识方式制定标准的公私混合委员会。
市场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与我们要讲述的标准之战和联盟标准的故事有关。标准之战始于创造新技术的公司竭力通过市场将自己的产品确立为约定俗成的标准。（部分读者可能会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至2000年索尼Betamax与JVC的VHS竞争期间，市场未能为我们提供及时、高质量的录像机标准。
）标准之战有时会破坏，有时会刺激自愿性、基于共识的标准制定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相互合作的公司组成排他性联盟来制定标准已成为高科技领域的一项重要实践。这些联盟制定并维护其成员希望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标准。私人标准制定旧体系的一些拥护者将联盟视为其制定标准过程的主要挑战。其他人注意到，联盟制定标准越来越类似基于共识的标准制定体系。并且，为了避免失去相关性，国际标准机构制定了新的程序，以允许其将那些一次性联盟标准纳入更广泛的标准化框架内。
在某些领域，政府（或政府间）与私人标准制定体系之间的边界相对模糊（典型的困惑是边界在哪儿和应该在哪儿），部分出于这个原因：一代代的公共政策理论家和跨越政治派别的社会行动者感到私人标准体系十分强大且富有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领导人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认为，进一步扩大第一个国家标准机构——英国工程标准委员会的实践，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家玛丽·帕克·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t）认为，这一过程对于一个新兴的、进步的“世界国家”至关重要；美国共和党人、商务部长（兼工程师）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倡导将私人自愿性标准制定过程纳入他的现代化“协会型”（associational）国家。
不到一个世纪后，另一位著名的自由国际主义者——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以及杰出的胡佛思想继承者、世界经济论坛的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组织是私人标准制定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一部涉及相关话题（世界政府的现代理念）的现代史著作中，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称ISO“可能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之一，无论是家用电器的形状还是我们周遭的色彩和气味，它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无形的广泛影响”
。这么说似乎非常奇怪，因为这个组织只拥有几百名带薪员工，所在的大楼很不起眼，位于日内瓦机场附近，可以俯瞰郊区火车站和高速公路立交桥。它与任何主要政府（甚至是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内阁部门都完全不同，那类政府机构通常会有一个宏伟的总部，内有数千名雇员，同时还会高薪聘请数万或数十万名分布在全国（或世界各地）遥远的地方工作的实地作业人员。
ISO是一个与众不同、令人困惑的存在，它是一个由超过160个国家的国家标准制定机构形成的组织。而这些机构中的大多数又由不同组织构成，数千个这类组织也会资助成立委员会来建立和维护标准。当我们考虑的不是ISO的几百名员工，而是作为其成员团体的整个国家标准制定机构网络（及它们自己的成员协会和组织），以及由这些机构赞助创建的成千上万个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数十万名在委员会中服务的专家所形成的标准制定者共同体，以及他们所有人遵循的共识形成过程时，马佐尔关于ISO权力的论断就是有道理的。马佐尔和许多其他评论人士甚至把ISO的名字都弄错了，但这是可以理解的。ISO的英文全称并不是马佐尔所说的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国际标准组织），而是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一个假的首字母缩写词，之所以选择它，恰恰是因为它在该组织的任何官方语言中都不是组织全称的首字母缩写词（比如在法语中的全称是“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 de normalization”，而俄语使用的是不同的字母体系）。此外，人们常说，创始成员之所以选择ISO这个名称，是因为isos在古希腊语中表示“相同”的意思，但参与ISO创立的人士表示，这一说法并不确切。
今天，基于共识的民间标准制定领域的范围比整个国际标准化组织网络还要大，而后者在五十年前包括了遵循这一过程的大多数组织。现在，这一领域包括诸如W3C和IETF等较新的组织（W3C和IETF都认为自己是全球性的，二者都没有可代表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正式制度），以及所有在环境和社会责任标准制定方面与ISO竞争的新的民间组织。此外，与ISO在1946年决定成立时不同的是，当前尖端高科技行业中许多潜在标准制定者认为所有组织都是官僚主义和古板笨拙的，因此，他们自己创建了与组织的相似性尽可能少的机构，例如，IETF没有正式的会员。尽管如此，在民间标准制定的历史长河之中，组织在为制定过程提供周密安排以及招募工作人员方面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ISO组织了制定国际标准的工作。作为ISO成员的国家机构组织制定国家标准的工作。其他标准制定组织，如IETF和W3C，通常专注于制定最终在全球范围内被采用的特定行业标准。（如前文所述，这一治理和监管体系内的边界可能是模糊的。）然而，参与私人标准制定的所有组织都使用相同流程的不同变化形式。
从一开始，流程的核心就是技术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致力于就文件达成共识。这些文件是定义产品、技术流程或（最近）组织实践具体质量的标准。在国家层面，委员会成员构成通常会平衡来自生产商的工程师、来自用户或消费者公司的工程师，以及不属于这两个类别的工程师。委员会通常在多年时间里经由通信和定期会议，就某一项标准或某一套标准开展工作。成员相互交换与标准化任务有关的技术研究结果，提出标准的可能性规范，讨论和审议标准提案，尝试达成全体一致的意见，并经常在最后阶段对提案进行表决。在ISO和类似的民间国际标准组织中，通常是由国家代表团派驻代表并投票，但这些代表团通常由国家标准化或技术机构甄选的技术专家组成，而不是由政府选择的官员构成。在诸如W3C等较新的全球组织中，有很多代表是来自跨国公司的技术专家，但没有国家代表团。
从内部看，标准制定委员会的决策过程类似于协商民主——一个在达成共识前让所有声音都能被听到、所有立场都能被考虑的审慎过程。从外部看，自愿制定标准的制度显然是一种技术专家治国制度，而不是一种民主制度，因为专家知识通常是进入委员会的必要条件，而且始终是被严肃考虑的必要条件。此外，大多数技术专家代表商业公司、生产商和大部分标准化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利益相关者的均衡代表性的要求，以及我们可以称之为正当程序的要求（例如，考虑每一张反对票并以书面形式回应每一项反对意见），都是为了防止委员会中的任何一位或一组成员不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反对意见，仓促执行某项特定的标准，但这些要求也会使就标准达成一致变得更加困难。拥有强大实力、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国家或公司参与者必定会延缓进程，而且根据许多标准化组织的规则，最终可能会陷入僵局。但是，协商一致的过程几乎总能阻止这些具有强大实力的参与者就所期望的标准达成强制性协议。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立和实行此类过程的人几乎都是工程师，只有少数是科学家和熟练掌握技术的管理人员。他们组成了一个很小的共同体，只有几千名男性（据我们所知，没有女性），大部分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如今，全世界有数十万人，其中许多人（但不是所有的工程师）每年都会花一部分时间帮助制定自愿标准。我们在本书中描述了三次制度创新浪潮，每一次浪潮都由一些个人引领，他们是标准制定组织的熊彼特式的政治企业家，我们称之为标准化企业家（standardization entrepreneurs）。
其中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是英国电气工程师查尔斯·勒·迈斯特（Charles le Maistre）。他于1901年帮助成立了第一个基础广泛或通用的国家标准制定机构——英国工程标准委员会，于1906年协助建立第一个今天仍然活跃的特定领域的国际机构——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缩写IEC），在1946年参与建立基础广泛的ISO。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瑞典工程师奥勒·斯图伦（Olle Sturén）帮助将标准制定者的注意力从国家标准转移至国际标准，他也是20世纪后半叶任职时间最长的ISO负责人。软件工程师倡议建立一个平等的互联网，具有类似平等主义愿景的非工程师群体则尝试应用该过程来创建社会责任标准；发明万维网和创立W3C的英国软件工程师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可谓这一新近机构标准化企业家中的代表性人物。
这些男人（和一位在我们故事最后才谈及的女人）领导了这场运动，但如果没有那几百、几千，最终成千上万的人在技术委员会中辛勤工作和审议，直至标准达成共识，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对几乎所有人来说，这项工作都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只是他们工作的一小部分；他们为受拟议标准影响的大公司（例如早期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今天的谷歌公司）工作，公司为他们（的时间和差旅）支付费用以使其能够代表公司的利益。其他的标准制定者，比如独立咨询顾问和学术界人士，会出于其他原因自己支付费用：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技能和知名度；他们认同这个共同体；还有许多人坚定认同标准化过程本身，认为这符合公共利益。事实上，通过这一过程，即使是许多怀揣明确意图的大公司代表也成了今天所谓的“标准极客”（standards geeks）。对这一过程深信不疑的标准制定者时刻谨记普遍的利益，他们愿意牺牲个人时间和舒适度来帮助实现这一过程。尽管局外人有时会将参加世界各地的标准化会议所需的大量旅行视为一种额外的福利，但标准化制定者很快认识到了深入参与这一过程的不利因素。奥勒·斯图伦在结束他35年的ISO职业生涯时，已游历过60多个国家，他说他所从事的工作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有机会去到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标准制定者成为世界范围内从事标准化工作的工程师共同体的一部分，并享受社会和教育方面的好处。但是他抱怨道：“要是认为参加技术委员会会议是惬意的旅游体验，那就错了。”他解释说，因为这项工作需要与“相关行业中最优秀的人才进行争论，而在技术上不完全自信的人，在发表最温和的评论之前可能都会迟疑不决”。
然而，也许我们在研究民间标准制定全球史时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共同体的有效性最终不仅取决于参与人员的能力，还有赖于他们的坚定投入。标准持有者的历史其实是一段社会运动史，一场在19世纪末开启的兴衰起伏的标准化运动史。这也许是本书故事中最令人惊喜的部分。
自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以来，关于民间标准制定及其影响的研究激增。商业和经济史学家研究了民间标准在特定领域（如铁路和计算机）中的作用。
另一些人书写了特定国家或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历史，通常作为官方历史。
有些人则侧重于标准制定在个体经济和整个现代工业历史中的核心地位。
与此相似的是，近期在社会科学领域开展的一些工作研究了自愿性标准在特定领域作为政府间协议替代品的作用，以及制定标准这一流程的不同变化形式对全球市场运作的影响。
一些学者提出了更广泛的问题，研究标准制定可能如何转移、强化和隐藏社会权力。
此外，最近对全球治理领域中最重要的研究问题的反思著作，将自愿性标准制定的历史和影响确立为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这种类型的标准化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不太容易用单一的理论或学科来解释。强调标准化在战略和权力方面作用的文献是有用的，因为这说明了一家公司的标准化政策如何成为其市场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也揭示出当给定标准占据主导地位时，是否采用该标准的决策将越来越不是能够自由选择的问题，即使该标准并未成为法律，事实上，许多私人标准皆是如此。
但这远远不是全部。用政治学家的话说，标准制定不光与“控制的权力”（power over）或谁控制事情有关。我们（以及大多数标准制定者自己）在对待标准制定时，更多考虑的是，“做事的能力”（the power to do），即人们通过合作来做更多事情的能力。
一些从事标准化研究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自愿性共识过程可被视为降低企业之间协调交易成本的一种手段，
但只从经济学角度看待标准制定还不够完整。这种方法很难解释这样一些例子，比如一家公司决定放弃标准集装箱角件的专利权，即便这一决定在短期内对公司没有任何帮助。这一行为更加符合标准化运动中关于超越利益、支持技术优势和公共利益的理念，也符合标准制定者普遍持有的信念，即从长远来看，任何一个标准都比没有标准好。完全基于经济利益的观点无法有效解释的还包括查尔斯·勒·迈斯特和奥勒·斯图伦将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国际标准化网络的努力，这种做法削弱了在标准化之路上先行的发达国家的影响力。经济解释也无法说明那些与公司无关或已经退休的人为何会继续从事标准制定工作，并为此自行支付高昂的旅行费用。对此，工程师共同体的情谊可能有助于解释。即使在传统自愿性标准化运动已经失去部分动力的今天，围绕互联网和网络技术，以及围绕环保主义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运动的道德承诺，似乎仍是标准制定成功的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研究民间标准化的更好方法是，将其视为一个与商业或政治有着完全不同逻辑的领域，这一领域的发展是为了应对伴随工业资本主义更大经济一体化压力而产生的更大规模的社会复杂性。早期的标准化企业家可能会补充说，这个社会领域之所以发展起来，是因为市场和国家都无法有效担负标准化领域的职能。
制度创新的三次浪潮塑造了私人自愿性标准制定的历史。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的主题是第一次浪潮，主要关注但并不仅限于国家标准化。随着工程技术在工业国家的普及与专业化，工程师们希望通过服务于公共利益来展示他们的专业地位。他们开始在全国性专业和行业协会内建立标准制定委员会。第一个综合性国家标准制定机构和特定领域的国际电工委员会都是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形成的。查尔斯·勒·迈斯特成为英国机构秘书和国际电工委员会秘书长（及其背后主要的道德和执行力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期间和之后鼓励其他国家以英国模式成立国家性标准制定组织。第一次运动浪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十年达到顶峰，国家标准制定机构遍布整个工业世界，随后因大萧条的爆发而逐步衰退，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创新的第二次浪潮是本书第二部分（第四章至第六章）的主题，这次浪潮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关注国际标准化。获胜的同盟国的标准制定者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组织：ISO。它迅速采取行动，接纳了战败国，并在之后几十年里弥合冷战分歧。作为ISO的负责人，瑞典人奥勒·斯图伦敦促发展中国家建立国家标准化机构并加入ISO，进而推动制定国际标准，并与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合作，在立法中引用国际民间标准。成功的国际标准（如海运集装箱）有助于商业国际化，而未能达成国际标准（如彩色电视机）则会造成巨大的贸易壁垒。仔细检视自“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围绕射频干扰和电磁兼容性的标准制定，就会发现，尽管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其标准制定者必须学会有效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20世纪80年代末，工业化世界的国家政治和主导产业都经历了根本性变化，引发了标准制定创新的第三次浪潮，第三部分（第七章至第九章）对此进行了讨论。新型私人标准制定组织产生于计算机互联网领域，包括IETF和W3C。此外，似乎违背许多自愿性标准制定既定原则的机构、企业联合会也出现了，这进一步挑战了传统的私人标准制定机构。仔细考察W3C标准制定委员会，可以发现新旧标准化机构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最后，第三次浪潮还包括另一次体制创新，这一次是发生在传统标准制定过程内部以及外部，将私人自愿性标准制定过程应用到了更加广泛的管理和社会问题，从ISO9000质量保证标准到环境管理体系和社会责任标准，以及标准化企业家艾丽斯·泰珀·马林（Alice Tepper Marlin）的工作——她建立了SA8000全球劳工标准，帮助ISEAL（国际社会与环境认可和标签联盟）、一组非ISO组织定义并采用其自己版本的自愿性协商一致原则。
本书最后讨论了这种标准制定模式当前面临的挑战，包括标准制定者群体老龄化，该群体的性别、种族和民族多样性有限，以及经济力量向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公司和政府转移。我们认为，一些标准化组织正在采取行动应对这些挑战，我们还将讨论中国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发展，那里可能会形成下一轮自愿性标准化浪潮并影响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