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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日上午9时35分，在警卫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内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忽然响起了七响枪声。顿时大门紧闭，交通断绝，人声嘈杂，秩序大乱。枪虽数响，乱子可大，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被刺，狙击者南京晨光通讯社的外勤记者孙凤鸣，亦被卫士击伤倒地。我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长，而孙凤鸣的记者出入证是我同意核发的。事件发生时我恰巧在场，亲眼看到了当时的情况。时隔虽已多年，回忆起来，其情其景犹历历如在眼前，由于职务关系，我了解一些有关事件的前后过程，兹概述如下：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六次全体会议（简称六中全会），由于党内派系争权夺利的纠纷，关于行政院长的继任人选问题，久不解决，因而会期也一再推延。其所以磨到11月1日，是为了便于继续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全大会定于11月12日召开）。当时粤、桂中委尚无来京出席的表示，胡汉民远在法国，态度亦不鲜明，中经戴季陶、马超俊飞粤解说，问题才大致解决。阎锡山、张学良则早已先后到京，久居泰山的冯玉祥亦启程来京出席，所以党内大团结，蒋、冯、阎合作的空气异常活跃，因而显得六中全会特别重要。其时，叶楚伧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事前告诉我，这次会议的记者出入证，应当有一个核发标准，有个限制，不要像以前那样宽松。我便照他的意见拟了几条核发标准，由他批准实行。此项标准，规定较严，有部分记者由于不易领到出入证而不满。有关国内各报社、通讯社及外地驻京记者出入证的核发，完全由我负责。至于外国驻京记者出入证的核发，由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负责。在京中外记者人数虽多，但在会议前夕，已基本办完核发手续。
晨光通讯社于1934年10月成立，社址屡迁，最后迁至陆家巷23号。社长为胡云卿，编辑主任为贺坡光，平时由贺坡光出面活动。贺坡光约20余岁，平时不常来会我，但在会议开幕前几天，几乎每天来找我，请求核发一张新闻记者出入证，我一再拒绝，直至会议开幕那天的早晨8时以前，他又来会我，要求核发，同时又托了中央宣传部总务处的工作人员吴璜、周希龄来说情，我才同意，随即嘱登记科长孙思努发给贺坡光出入证。
六中全会原定11月1日上午8时谒陵，9时举行开幕式，10时半接开预备会。开幕式于9时整准时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礼堂可容六七百人，座席前排为中委席，其后为新闻记者和大会工作人员。当时中日关系紧张，日本记者及其他外国记者均带有照相机，我怕发生意外，便临时关照招待人员须将记者的相机暂先收存，始准入内，其他记者亦须查对照片（出入证贴有照片）始得入内。开幕式由大会主席汪精卫报告六中全会召开的意义，约20分钟即告结束，中委即齐往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蒋介石后走。我因照料记者关系，也是后走。蒋于离开礼堂之后，即往礼堂大门前台阶上站了一会，观察一番后，又转往秘书长办公室找叶楚伧查询为什么今天的秩序这样的不好。我随即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照相处照料。照相分五排站立，汪精卫与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人均列于第一排，观众对着第一排几乎站满成一个半圆形，中间置有照相机和电影摄制机。摄影约于9时35分完毕，各中委随即返身拟上楼走入会场，狙击者突于此时从人群中抢出几步，自大衣口袋中拔出手枪向汪连连狙击，汪随即倒地。立于汪旁之张继，迅速奔至狙击者背后将其拦腰紧抱，狙击者仍陆续发两枪，前后共发五响。此时张学良随又奔到狙击者身旁举足将其踢倒，汪之卫士又向其连打两枪，凶手当即倒地。再说汪被击中倒地之后，蒋闻枪声由门内走出，见状即以手扶汪之首，汪妻陈璧君由楼上闻警赶下，其时汪满面鲜血，陈伏其身旁，亦以手扶其首，与蒋相对面。褚民谊、陈公博、张学良均在旁照料。当由各中委协助抬至门内，并一面电话通知中央医院院长刘瑞恒和外科主任沈克非即来党部，旋由蒋介石、陈璧君陪护将汪送往中央医院。再说狙击者被击倒之后，我前往一看，看到从他身上搜出新闻记者出入证一张，号数是63号，上书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我大吃一惊，顿觉大祸临头，随即返处查对核发出入证的签名簿，才知道请发出入证的人是贺坡光，而具领人是孙凤鸣。这样，我的责任更重大了，但事已至此，莫可如何，只有听之而已。
我随即清查晨光通讯社平时出版情况和稿件内容，准备大会查询。果然大会随即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右任当主席，张继报告凶手行刺及捕获经过。同时，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即找我到另一小会议室查询，我据实以答。我们谈话刚完，宪兵司令部和警察厅的负责人便约我同乘吉普车前往晨光通讯社检查。陆家巷23号是前后两院，前院住房东，后院即社址。数日前胡云卿告诉房东，该社改由后门出入（后门通石鼓路），因此前后院须隔绝，情况不明。我们前往查看时由前门进，但过道之门已钉上，又改由后门入，遍查社中，只查出办公桌上放有留函一件，函面写“留交来人们”五字，信笺上写：“本社之事与郭智谋、吴璜、周希龄毫无关系，特此声明。”此外只看到厨房中焚毁文件的残灰，他无可获。我回到党部之后，叶楚伧叫我暂住新闻事业处办公室，不必回家。口头上说是案情重大，外间随时要来联系，实际上是等于软禁。我住在办公室，来人终日不绝，电话通宵不断，我一连三夜未眠。
当天事件发生之后，中央党部内立时戒严，由警察厅长陈焯、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负责检查，至下午1时始结束，当即逮捕嫌疑数人。同时南京全城宣布戒严，水、陆、空交通完全断绝，在水陆码头及飞机场将慌忙赶船、乘火车、坐飞机的乘客逮捕了数十人，一律关在清凉山的几间屋子里。大会推派了陈公博、彭学沛（行政院政务处长）、谷正纲、张道藩、梁寒操等人主持审讯。他们通知我去清凉山辨认有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特别是贺坡光。我到清凉山之后，逐屋查看，每间都关满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有的哭，有的闹，都说无辜被关，却没有贺坡光。后来又通知我到清凉山陪讯，他们五人坐在一起，我坐在旁边的一张凳子上，然后一一传讯嫌疑较重的人。其中传讯到一位金陵大学的学生，是华侨，由于弟弟在上海生病，所以临时赶买飞机票因而被捕，答讯时状至愤慨。其他被传人员大都是因事他往，有的老太是去看女儿，有的少妇是回娘家，总之都与案情无关。以后审讯，也是毫无结果。这一些无辜被捕的老百姓，白白受了一段时间的折磨才被先后取保释放。
汪精卫被刺，身中三枪，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中背肋骨上。据陈焯谈，孙凤鸣所用之枪，系四寸六响左轮，因弹力不足，故汪虽中三弹，均有入无出，亦非要害。汪入中央医院后，经过19天治疗，左臂及左颊之弹已取出，至于背肋一弹，因嵌在两肋之间，一时不易取出，遂于11月20日离院赴沪疗养。孙凤鸣被击受伤后，因官方欲取口供，亦送中央医院。据陈焯谈，对孙已审问过，供系安徽滁州人，曾充福建十二混成团机关枪连连长。来京年余，任晨光通讯社记者，与社长胡云卿、编辑主任贺坡光刺汪蓄谋已久。行刺的左轮枪，系胡云卿给予。记者出入证，由贺坡光设法取得。并称头一年原拟刺蒋，并亦以记者身份进入中央党部，但未得动手。此次决定在大会上见蒋刺蒋，见汪刺汪，一定行事。我闻此消息，又查上一年五中全会的记者签到簿，果然有孙凤鸣的名字，我捏了一把冷汗。孙凤鸣因两弹中胸肺部，流血过多，延至11月2日凌晨死去。汪精卫未被击中要害，使他又得以演出了对日妥协投降的丑剧。此外胡云卿的下落，从未宣布，始终不明。至于贺坡光其人，闻于事发数月后在镇江乡下被捕。据贺供称，当日（指11月1日）在电杆上贴有该社社址的招租条子，暗示该社人员见条后即各奔前程，他即乘早车到镇江乡下藏匿。其他口供如何，不得而知。至于事件的背景如何，案情如何发展，如何结果，我就不清楚了。
在南京中央医院疗治枪伤的汪精卫。
注：彭革陈，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长。本文写于1962年。本文选自1995年5月出版的《江苏文史资料》第8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