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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沪战开始，南通遭到敌机轰炸，国民党党政机关惶乱一团，县党部迁到郊外“办公”，专员公署后门口停着汽油船，准备随时逃跑，五六家报纸都停刊，改出一张八开大小只印一面的“联合刊”。在这种情况下，群情动荡，纷纷下乡“逃难”，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南通成为一座死城。
就在这时候，一部分旅外学生因沪宁杭沿线学校停课，纷纷返里，吴功铭也从日本返国。这些进步青年集合在一起，以徐惊百、钱彤、吴功铭等为核心，在这座死气沉沉的南通城掀起抗日的浪潮。最初，准备成立一个青年抗日团体，筹备场所设在东门外龙王桥徐惊百家里（徐子山宅），名称也定了，袖章也做了，但同国民党县党部接洽时遭到阻挠。也曾经想在南通唯一的临时报纸《南通各报联合刊》的反面，编一个副刊，而办报的人竟要我们每期出20元的印刷费。穷学生当然出不起，也绝无不取稿酬倒贴印刷费之理，于是，此路不通。
找县党部失败后，便找国民党县政府。当时国民党县长洪声，接谈敷衍一番，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了事。这时，孙振中他们又同国民党省民教馆接洽。馆长孔某是个叛徒，与县党部做法略有不同，他觉得有可利用之处，同意我们在民教馆演剧并下乡宣传。其敢于如此，是由于他认为有力量控制在他的范围之内，而国民党县党部的老爷们，却连这种自信都没有。
同民教馆的合作刚刚开始，得知徐惊百的父亲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同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有一面之缘。而在1937年8月驻南通的东北军一一一师是五十七军的一个师。当时五十七军军部驻泰州，但仍可借此关系去试一试。这个师的师长常恩多抗日积极，倾向进步（1943年8月在山东莒南率部起义），左右又有秘密党员在进行工作，所以我们的要求很快顺利地被接受了，把我们安排在该师政训处工作。
政训处并不是一个团结抗日的政治工作机构，是受国民党政工人员控制为蒋政治目的服务的。西安事变以后，东北军的政训机构，担负着受蒋之命监视东北军的任务。初来南通时，该师政训处机构还不全，只有秘书一人，处长是后来到差的，同部队没有多少联系，而东北军对国民党政训处一向是敌视鄙视的。在这样的矛盾之下，政训处所以接受这批青年，估计其原因：（1）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想同我党争夺青年；（2）政训处对我们的政治面貌并不清楚，而人手缺乏，也想利用这批有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3）国民党的政工人员乍到部队，对部队长官介绍的人不便拒绝；（4）国民党派系间的矛盾，政训处属黄埔，地方党部属“CC派”，政训处想搜罗一部分力量来打击国民党地方的“CC派”。如在“九一八”纪念会上，政训处秘书便大骂县党部不能宣传和组织民众，干什么用。参加大会的只有这几个青年，而这几个青年正是他们政训处找来的。
这批青年对国民党政训处的本质是认识到的，这是好几年来同国民党的实际斗争中取得的经验。但由于对东北军的认识是片面的，对它的本质认识不清，简直把它当成进步的部队而抱着向往的热情。同时，我们又是师长接受介绍去的，以为有后台可以依靠，所以就接受政训处编为义勇宣传队的办法。但同他们的界限还是划清的，例如不接受政训处的待遇（故曰“义勇”，而政训处也乐于不负供给），认为这样便可以保持独立自由。其实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但后来我们和政训处的斗争，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胜利。
国民党政训处对这班青年是有戒心的，派来了一个队长段克文，东北人，“庐山特训班”毕业的特务分子。但他在队里是孤立的，在全国抗战的形势下，对这班经过师长介绍来的带有自由主义气息的知识分子还不得不买三分账，所以虽然发现了有人在看进步书籍，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一句：“这里变成共产主义学院了。”有一次政训处长宋迪玺看到我衣袋鼓鼓的，问袋里是什么？我拿出来给他一看，是他们发给的蒋委员长在庐山的所谓“团结御侮”的演讲稿，他没有捞到什么东西，只好失望地付之一笑。工作便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下开展着。后来这个宣传队取得了部队中地下党的直接领导，发展了党员，建立了支部，对政训处进行的斗争胜利了，特务队长也被赶跑了，宣传队便成为这个抗日政治工作的主要力量。这是后话。
这批青年同东北军挂上了钩，又经“九一八”纪念会上，政训处骂了县党部以后，引起国民党地方党政当局的不满和戒心，所以在纪念大会的会场上，由国民党专员葛覃面邀座谈，花言巧语，以图收买。葛发现钱彬是南通学院纺织科毕业的，就说，我们这里有个土布市场（布商收购手工织布的商场）请你当委员，诸如此类，均遭拒绝。
到10月间，正式经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批准，成立义勇宣传队，这一场斗争便告结束。从此，这批青年便在南通城区取得了公开活动的有利地位，从出版日报、壁报、街头演讲、演出话剧、歌咏等方式，从事群众当中的抗日宣传活动，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抗日宣传力量。
政训处依靠宣传队的力量，在南通出版的一份机关报——《军民导报》，从编辑到发行，都是宣传队掌握的，内容都是宣传团结抗战的。这份报纸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师长常恩多专门指定一个电台抄收新闻电讯，有翰墨林书局的印刷工人（当时老板“逃难”去了，由工人“维持”，其中有后来担任我刘桥区长的吴琪即吴晴江）的支持每天印刷出版。国民党的报棍子就唆使经销报纸的派报社，在经销条件上百般刁难。针对这种破坏行为，我们派人直接掌握送报的报贩。这样既没有中间剥削，发行又比通过派报社迅速，发行份数在三千份以上，为南通地方报纸所少见，国民党报棍子失败了。《军民导报》出版了三十七期，第三十八期已编排好，因部队转移，未及付印。
话剧、歌咏的剧场演出和各种表演的街头宣讲，都是那时宣传的重要方式，受到广大军民的欢迎。《放下你的鞭子》一剧影响最大，卖艺人（陈瘦秋饰）和香姐（张聪武饰）的形象在广大部队官兵的记忆中长期不灭。
这时孙卜菁下连队去教授歌咏，开始接触下级军佐和士兵群众。
1937年11月下旬，上海的孩子剧团和儿童歌咏队（都是从八九岁到十四五岁的儿童）路过南通前往武汉，我们予以接待并组织了几次演讲，影响很大，还在《军民导报》第三十八期上为之编辑专刊，但未及印出。
宣传队从1937年8月到11月，在南通城区工作了三个多月，空气为之一变，在群众当中积极抗日的气氛代替了惊慌逃跑的情绪。这是“一二·九”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使这班青年在运动中接受了党的教育，所以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遵循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冲破他们的限制和束缚，独立自主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工作，那时，在东北军一一一师工作的秘密党员，对宣传队的侧面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时期正式参加宣传队的有徐惊百、钱彤（素凡）、钱彬、孙振中、孙卜菁、孙术、徐微、徐楠、徐娴、吴质（功铭）、吴功铨、吴禾生、王衍（颂旋）、张继岚（非武）、陈瘦秋、高维炳、王坚、江涛（江育传即沈俊仁）、梁腾（廷锐）、赵琅、邹强、薛鹤年、余仪孔，没有正式参加工作而经常协助工作的，有张聪武、邹泰。其中陈瘦秋在1940年11月27日被国民党赣榆县长董毓佩所杀害；徐惊百旧疾复发，于1946年8月27日逝世；吴功铨、张聪武于1938年中秋节在通如县边界小马桥为日军杀害；钱彤于1946年4月为国民党特务所杀；徐楠已病故；有些人政治上趋向反动；有些人一度走上歧途，解放后仍回归到人民怀抱。
1937年12月初，宣传队大部分队员随一一一师转移。但南通的抗日活动并未因此停止，庄可俊、周丕炎（周联）、袁明、王晓曙等办了进步的《救亡时报》，王晓曙并进行拉丁化新文字活动。从外地回来的进步分子顾民元、马尔骏（一行）、吴天石和原宣传队员钱彤等在南通中学教书，进行抗日活动。
注：邹强，时为南通抗日义勇宣传队队员。本文选自1985年8月出版的《南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