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会”案在苏州审判经过的回忆

朱公亮

1936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从关外逼进长城，绥远发生战事，冀东有了伪政权，国事危殆，群情愤激。一味对日妥协，专事剿共内战的国民党政府，为镇压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潮，并献媚于日本帝国主义，于1936年11月23日，在上海租界逮捕了救国会七领袖。随后，又将他们移解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这是继一年前的“新生事件”，将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判刑流放后的又一爱国冤狱。日月迢递，山河新装。救国会案，已经成为民国年代的历史，许多当事人半已作古；当年我作为参与此案的辩护律师，就残忆所及，作此补缺拾遗之笔。

救国会案中的罗青

“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后，经过几次侦查庭，于12月4日解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审理。抗日救国犯罪，这是亘古未有的卖国政治，国内外舆论哗然。报章上誉他们为“七君子”，这就是和国民党政府认他们为“危害民国”的罪犯，在称谓上的一种论争。实际上“七君子”案的当事人，不止是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一同在押的“共同正犯”还有罗青，共计八个人。另外，任崇高、顾留馨因带领群众，要求释放“七君子”，被一同起诉，但未收监。

其时，我在苏州从事律师业务，报上登载“七君子”移解苏州的消息，“共同正犯”有罗青的名字，颇感惊诧。罗是我的旧友，扬州人，北伐期间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国民党政府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思想左倾的革命隐蔽青年，罗青一度被捕，辗转到了清江。在西门外成志中学由赵步昆介绍我们相识，赵是共产党员，彼此交流对时局的观感，一道开展革命活动。而后，他去江南、华北搞反蒋运动。又曾在正太铁路局任职，领导路局员工的救国会活动。1936年蛰居南京，组织五月文艺社，从事救亡宣传活动。1927年后，我们在上海见过几次面。事隔十年，救国会的爱国冤狱又把他扯连进去，令人挂怀。我托人先去狱中看望，随后我就去问询详情。原来，罗青因筹组江苏各界救国联合会，经中共朝鲜籍地下党员金奎光介绍，于1936年10月旅沪，访晤救国会领袖章乃器，洽谈后，拟去苏北联络同志，夜宿江阴饭店（10月21日）当晚，即被军警搜捕。抄出随身携带的文件、印刷品：①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党员书》、毛泽东致沈钧儒等公开信。② 《全救会成立宣言》《救亡情报》。③ 在上海刻制的“江苏各界人民救国联合会筹备处”木质条戳。患有严重恐日病的国民党政府，得悉抓到一个身带全救会文件和江苏全救会木戳的可疑分子，觉得非同小可，于是将罗青解送无锡，经第八十八军司令部，转解南京陆军监狱。

审讯时罗青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正在筹组江苏各界救国联合会；至于所带全救会文件，系到沪与救国会领袖洽谈时，得章乃器赠与，在座的尚有沈钧儒、邹韬奋。罗的用意：全救会是一公开的群众组织，国内外有广泛影响。沈、章等又多系社会知名人士，蒋介石、吴铁城等还假惺惺地宴请过他们。抬出他们的大名，正可吓唬一下地方军警，避免啰唣。对救国会团结救亡活动深恶痛绝，百计寻衅未逞的国民党当局，得罗青的上述口供，认为有了镇压全救会的口实。罗青于10月21日被捕，沈、章等七人就在11月23日陷狱。罗青的被捕，竟成了“救国会案”的导火线。罗青得悉此情，深感内疚。在移解苏州后，曾在《声请停止羁押状》内，声明自己“从事救国运动，并未加入其已成组织，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仅与其负责人章乃器一人作一度私人之接洽，除理论与政策方面外，彼此之行动鲜所关涉、亦互隔阂”。当局当然不予理会。

案件发生后，海内外声援营救的函电纷驰，来苏州探监慰问的，络绎于途，苏、沪法学界的权威人士，相率为被告担任义务辩护。唯罗青是从外地解来的陌生人，孤孑一身，不见援救。我们见面后，当即商定，由他委托我担任辩护，于是我就邀约苏州的同行谢居三律师合作，谢慨然应命。

身在囹圄谈笑自如

救国会诸领袖中，我只认识史良，因为是同行。对其他几位仅慕名而已。我第一次进狱，托词看望邹韬奋，看守长瞟了一眼守在电话机旁边的宪兵，回头示意我“改一天吧！”尔后，我担任罗青的辩护律师，进出监狱，就方便多了。史良押在司前街第三分监，我去过两次；罗青也关在那边。沈、章等都在横街看守所（今古吴路）。当时，各方来监狱探望慰问的，日有数起，国民党当局顾及舆论，不得不改善监禁条件，看守人员出于对爱国者的景慕，也多行方便。他们六个人，分住三间平房，有一会客间，可以读书、看报、会客。大家尊沈老为家长，彼此谈笑自若，一次，沈老指指章乃器和我说：“了不得，你们二位的贵乡，可都是出大人物的宝地，青田（指章）出了刘伯温，淮阴出个韩信。”老家长如此诙谐，引得哄堂大笑，不过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有一段时间，狱中气氛紧张，当局严禁外人进出，连家属也不让接见了。

律师们的辩护活动

苏高院将罗青与沈章等七人并案审理，检察官的起诉书所罗织的各项“犯罪事实及证据”，有六处提到罗青，指他们“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针锋相对，“七君子”与罗青也分别向法院提交了被告的答辩状。他们既是“同案正犯”，因何各递一状，各诉其事？这里面有策略上的讲究，也有诸端复杂的因素。监狱、刑场是对革命者的严峻考验，章乃器与罗青交往不深，在待审期间，彼此撇开，可避免可能有的政治性的构陷株连；而且互不相干，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国民党逮捕救国会领袖的法理根据；由于沈、章等的被捕，是从罗青罹狱启衅，有些人对罗不免另有观感，所以，在尔后的递呈申请回避状和具保开释方面，有不尽合作的举措。这是对时局、对整个案件的内情不尽了解所致。

救国会案的辩护律师计27人。张志让、江庸、刘崇佑、俞承修、江一平、汪汝缉等多系京、沪久负盛名的法学家；苏州方面参加的有陆鸿仪、吴曾善、刘祖望、庄骧、谢居三、朱斯燿（公亮）等。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不算公职人员，没有薪金待遇。挺身而出，参与为这种政治大案担任辩护，甚而解囊垫款，而不顾及可能招致的政治风险，是难能可贵的。其时，平、津、香港的律师团体也分别发来声援电报，表示要组织辩护团来苏州监审。这都反映了律师界的爱国激情。

外界对我们有律师辩护团之称，其实并不存在这样的组织名称，更没有既定的约束，不过，在高院开庭前后，我们有几次聚会。第一次聚晤假座金太史场某大宅（现在是嘉裕坊市二中学校对门），是沈钧儒先生的一位学生作东，宴请参与本案辩护的苏州律师，谢居三、敬树诚、刘祖望、庄骧、朱斯燿等都在座。1937年6月10日，张一麟、张一鹏又宴请与案律师，席设长春巷张一麟家花厅，宴前，大家摄影留念。张氏昆仲，对营救“七君子”颇尽心力。另一次是吴曾善律师以吴县律师公会名义请客，地点就在钲抚司吴的住宅，其实也是开庭前的对策研究。

我们的筹划，就其主要之点不外三个方面：

一、加强与报界的联系，扩大舆论的作用。

先谈辩诉状。江苏高等法院于是年4月抛出了起诉书，对沈钧儒、章乃器等13名被告（在押的八人，即“七君子”与罗青），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起诉书罗列了十个方面的罪款。抗日救国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何得谓罪？由张志让律师主稿，为“七君子”撰写了辩诉状，全文2万余字。对起诉书上拼凑的那些牵强附会、故入人罪的条款，逐条逐项提出辩驳。起诉书中第9款以西安事变为中心论据，指沈、章等“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并以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内有“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及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内容；而全救会此前有敦请张学良出兵援救绥东抗日战事的电报，遂认为“双方互相联络之情形已堪认定”。答辩状单刀直入地辩驳说：“西安事变发生于去年（1936）12月12日，被告等早于同年11月23日被捕，身在囹圄，何从勾结？至于张学良以释放救国会领袖等为条件，乃张学良所为，与被押业经两旬之被告等何涉；且全国上下要求释放被告者实不止张学良一人，以此为被告等勾结军人之证据，揆诸事理、实不可通。”起诉书第10款内，认定章乃器将反动刊物授予罗青，命其担任组织江苏各界救国联合会。答辩状声言：“全救会亦无派人出外组织任何团体之事，即罗青亦始终并无此项供词。起诉书既置罗青明认自动组织江苏各界救国会之供词于不顾，而武断其为出于乃器之所命……”这是有意罗织。

罗青的答辩状，是他本人在狱中草稿，再交我们斟酌。这份答辩不同于一般的就事论事式的辩对，它从国家前途、民族安危的政治范畴，指出救国会的产生、发展，出于人民意愿，属于历史的必然。再就起诉书的牵强周纳，妄入人罪的几个主要方面，予以理论上的批驳、事实上的否定。揭示出本案纯属“救国事件，性质特殊”。从根本上推倒了检察官据以提起公诉的法律依据。

答辩状首先考察救国会与救国运动之关系与历史。论证救国会之产生的真正根源，“实为‘九一八’事变以来，弥漫全国之救国运动，而救国运动之高涨与组织化，则自前年（民国廿四年）发生之华北事件始”。“北平各学校首于12月6日，通电全国誓死反对防共自治”、“呼吁政府动员全国对敌抵抗”。“继而发生‘一二·九’‘一二·一六’两大游行示威，提出立即停止任何内战等口号。北平发动后，天津相继兴起，不旋踵间，全国响应，各地遂纷纷有救国团体之出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之产生其背景原因完全在此”。

答辩状就沈钧儒等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事，强调指出：他们果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借名组织抗日团体“纵可蒙蔽上海一隅之各界人士，讵能一手遮天，蒙蔽全国各界人民？岂因沈钧儒等具有无比之魔力妖术，抑以彼等之声誉威信或所操权力，转较党国领袖、政府当局尤为煊赫伟大耶？”这些话是颇具辛辣味的。

对起诉书认沈钧儒等“募集款项，救济工人，煽动罢工罢课，扰乱地方，图谋颠覆……”罗的答辩凛然有大义：“所援助救济的罢工工人，乃日商纱厂之工人也。敌人在我国内开设工厂，掠我原料，夺我市场，破坏我之工商业，剥削我之劳苦同胞，实为侵略中国之一毒辣手段。”“罢工斗争具有充分之民族意义”、“援助此种含有民族性之罢工运动，实足以加强民族整个之团结力量与信念”。对它的起诉“不啻执行日本资本家之意旨，以压迫本国之工人同胞”。所谓“图谋颠覆政府云云，恐有以所谓大日本帝国政府，代替本国政府之嫌矣”。

答辩状继而就停止内战与剿共问题，各党各派合作问题，建立新政权与反对政府问题，人民阵线等口号问题，西安事变问题，作了政论性的阐述，批判谬误，具见精神。

在应否剿共问题上，罗青直抒胸臆：“国家在此内忧外患有加无已之时”，“究将宁对外敌退让，任其宰割；抑将实行所谓‘夹攻中之奋斗’，一面剿共，一面抗敌？此为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所系之问题，不能不未雨绸缪。”

关于西安事变，答辩状就产生之事变远近原因，人们对此应有的考虑与反省表明看法后指出“事变之主角张学良，已邀特赦，则被告等仅为文电之呼吁和平之奔走，岂转应荷负较重之政治及法律责任耶”。

罗青对关于他个人方面的罪证申辩，至为简练。对组织江苏各界救国联合会事，申言并非受沈钧儒、章乃器等所派遣。“爱国救国，乃国民天职，何待他人之派遣。”“救国会并非危害民国之团体，本人既未加入，复无已遂组织江苏各界救国联合会之事实；所有搜获身畔的救国会等之印刷品，并非与三民主义不相容者，起诉书拟为危害民国之罪，显然失当。”

答辩状结论部分写道：“是以本案之性质，绝非单纯之司法问题，实为明显之政治问题。乃起诉书对于本案所为之认定，不特抹煞历史，颠倒事实，忽视国家民族之危难前途，人民大众之迫切要求，且缺乏政治上充分之客观理解与同情，自无怪其矛盾百出，黑白互淆。”它告诫审判法官“若重袭起诉书之错误，铸成误国史料，岂仅罗青等之不幸而已哉！”

这份答辩状，洋洋万余言，依据事实、发挥理论剖析是非，真是以理服人。整个状词着眼于全局，不单为个人求得解脱，显示出一个忠诚的爱国者的胆识襟怀。乃行文慷慨，对当局的鞭挞甚多，恐为官方所忌，在诉状送出前，我们向罗青提出过这方面的疑虑。36岁的罗青，谈锋健、落笔快，按他的用意答辩状应是揭露国民党对日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实行高压的自杀政策；从而动员舆论，实现团结抗战，至于个人安危就不多计较，我们也就遵从他本人的意愿，不多改动。

彼时，各大报已将起诉书全文刊载，至于被告的答辩状，报社深知干犯禁忌，不愿刊登，于是一面托人到上海《大公报》《申报》馆，晓情喻理，为辩诉状力争见报，一面将状纸印成32开张的小册子，广为散发，以资宣传。罗青的状子是我承印。待辩诉状在报纸上刊出，救国会冤狱的真相更大白于天下，卖国有功、爱国罹狱，国内外舆情加倍鼎沸。

二、要求调查事实，传讯证人，延宕审判过程。

国民党政府对付救国会案的手法是：“延长侦查时间，缩短审讯过程”，开庭前夕，已有一庭终案的传闻和迹象，听任他们草率宣判，不仅对“七君子”出狱，增添障碍，对日益高涨的救亡运动，是大泼冷水。慑于舆论人心，国民党对“七君子”未采用特务手段，而是交付司法，我们也就从法律的角度采取对策：要求法庭传讯证人，借以阻止法庭遽尔宣判。在6月11日传讯被告后，刘崇佑等律师纷起发言，要求调查证据，传讯人证。章乃器辩护人张志让律师提出四点要求。其中有：向上海市前市长吴铁城调查全救会是否合法问题。因吴曾为救国会事，一再接见过被告，并午宴款待。向傅作义军长，韩复榘、宋哲元两省主席调查被告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因全救会曾有内容相同的电文，分致傅、韩、宋和张学良等，敦请出兵援救绥远的抗日战事。法庭以此电为由，究诘被告勾结军人，图谋不轨。出乎所料，审判长竟然以“不必要”“时间关系”，一律拒绝。

三、紧急递呈申请回避状。

要求法庭传唤这些人证，本属难题。而拒绝传唤人证，蓄意终案的图谋也就显露。隔天要继续开庭，时间紧迫。俞钟骆律师等和被告们紧急磋商后，认为唯一可行的补救措施，只有申请回避。按照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诉讼当事人认为法官徇私舞弊，在明显不堪信任的紧迫时刻，可以申请回避，停止诉讼程序。这就要和法官结怨生仇，彼时也顾不及此。为了给法院来个猝不及防，申请回避状于当天晚上呈递进去。

出庭被告共10人，申请回避状却分成两起：“七君子”合署一份，罗青单独一份。我与居三律师对这种各自为是的做法，不以为然，这是律师们对整个案件的内在联系，不全明了，对罗青另有观感致有此举。只因时间急促，不容置疑，我们当即为罗青起草了申请回避状，钤上图章，投递法院。

“七君子”申请回避状，是张志让主稿，强调“检察官之侦察，历时四月，所举罪证多至十款，乃对于被告就任何一款提出任何有利辩解，而调查又无困难之证据，悉予摒弃不理，其为合议庭推事全体已具成见，不能虚衷听讼。合亟申请主审本案之方审判长及江、郑两陪审推事，均行回避”。

罗状简短。略谓：“被告及辩护律师，当庭请求调查证据有二十余种之多，无一不遭驳回……颇有草率结案之倾向，偌大事件，起诉书所列理由有十款之多，如不调查证据，率予结案，谓无成见，谁能置信。为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具状申请合议庭推事全体回避。”状词着眼全局，不单为罗青一人着想，法院当晚收到这两份申请回避状，措手不及，只得裁决暂停诉讼程序，把原定6月12日下午继续开庭的时间，推迟到6月25日上午，并更换了主审和承办推事。

无可奈何的审讯

救国会案第一次正式开庭，是1937年6月11日下午1时。地点在苏州高院刑事第一法庭。审判长方闻，检察官翁赞年。临审前，法庭突然布告：禁止旁听。早就等候门外的家属、记者以及持有旁听许可证的各方人士，闻讯之下，异常愤激，他们当中有沈粹缜、胡子婴、张一麟、沈卫等，有的人是从上海专程赶来。既是公开审判，因何取消旁听，沈钧儒等当即表示，如果不许旁听，他们将拒绝发言。律师们也声言：“取消旁听，就拒绝出庭。”于是由张一麟出面，找高院院长朱树声交涉。经过折中：法院应允家属和记者入内。家属、记者能到场，审讯的真情实况，就封锁不住了。这是临审前的一着胜棋。

提审被告时，从横街看守所到道前街高院门前，沿途军警、宪兵分布两侧。开庭时，提全被告，依次成列，沈钧儒在前，罗青位列第八，最后是任崇高、顾留馨，他们衣着整齐，神态轩昂。沈钧儒、李公朴着长衫，史良是旗袍，其余的人都穿西装。我们律师也都穿上法衣，鱼贯入庭就座。旁听席上坐着四五十名家属、记者，也有一些军警。有消息说：苏州日本领事馆要来人旁听，这是颇具挑衅性的动作，人们非常关注，后来证实：日本人没有来，他们改变了主意。

在审判长讯问十名被告姓名、籍贯、职业后，检察官即起立宣读“起诉书”。全文冗长庞杂，所举罪证更是漏洞百出。宣读完毕，各被告退后，单提沈钧儒审问，问毕再依次传讯第二、第三被告（章乃器、王造时……）面对中国法学界、新闻、著作界的佼佼君子，在真理、正义和事实面前，审判长、检察官的发问多次受到反诘，无以回对。被告们发言时，率皆背对法庭，面朝旁听席，说理简洁有力。审判长几次提出“你转过身来，转过身来”。他们悠悠转过一点，又慢慢转回身去。这场审讯虽是法庭在审问“七君子”，毋宁是被告审问法庭。记得审判长问沈衡老：“你赞成共产主义吗？”这位平日不擅言谈的长者，立即弹剔过去：“我们从不谈什么主义，起诉书竟指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不知检察官何所依据。如果说一定要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审判长无以置对，甩过话头再问：“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衡老的回答更妙趣了：“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那个审判长居心要把被告的答话引到与共产党同调的框框里，不顾发问连连受挫，又追上一句：“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回答更是凛然：“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所同意的，如果因为共产党说要抗日，我们就说不抗日；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须要说不统一，这一种说法，是被告所不懂得的。”

除中间进水一杯，经一个多小时的审问，衡老从容论证，不示一点倦容。律师以高龄为辞，请庭上许他落座，审判长问沈：“你要坐下来么？”衡老怫然：“我不需要。”

在审讯章乃器时，多次提到罗青。

问：“你为什么接见罗青？本来认识么？”

章的回答十分爽朗：“只要时间许可，对每一个为救亡运动而来看我的青年，我都愿意接见。本来不认识他。”

问：“你和他说些什么？”

答曰：“关于抗日救国的问题。”

问：“结果怎样？”

答曰：“他当然赞成我们救国会的主张。”

在追问救国会致电张学良，呼吁他出兵援救绥东抗日战事的用意时，检察官插话说：张部在陕西，离绥远那么远，怎好出兵？堂堂检察官，竟然如此无知：都是中国的军队，同驻中国国土，隔了省份就不好出兵了，被告和旁听席上的人对这种提问，不禁失笑。

罗青挨在第八名审问。他在回答与救国会的往来时，也声言“江苏各界救国会是我自己着意筹设，并非章乃器叫我组织”，谈到与章的接触，他隐瞒了地下党员金奎光的介绍，说是纯属理论与政策方面的讨论，更不曾参加他们的既成组织。这就从事实和法理的两个方面，否定了逮捕罗青从而牵连“七君子”的一切借口。审判人员坐堂半天，众目睽睽之下，连连受到反诘，已是狼狈，又遇上罗青的谈锋，也就不想多问，时间不长就草草了结。

傍晚，律师们多有起立发言，要求调查事实，传讯人证，审判长目视两推事，竟以时间关系为辞，一概裁决不许。

第二次庭审原宣布隔天（6月12日）继续进行，由于被告们突然提出申请回避状，要求停止诉讼程序，不得不推迟到6月25日上午，据1937年6月26日的上海《大公报》报道，审判长换成李宗周，两推事也调了人，报道记述说：

“虽然主审人员有了一番更调，但开审却仍在第一法庭。……九时二十分庭丁才抱卷入。”“审判长、推事、检察官、书记官升座。急雨打窗，室内幽黯。”“律师鱼贯而入，（初入时为十八人），被告亦被传来，十个由内向外排成一行。次序是沈钧儒、史良、邹韬奋、王造时、章乃器、沙千里、李公朴、罗青、任崇高、顾留馨，各人衣着大致与上次开庭时相同，不过各人都像很严肃。”

苏高院对这桩公案，也是进退维谷，他们既不能判，又不能放。公开审判就要有足够的证据，面对全国的舆论和众多的辩护人不能完全拉下司法的面纱蛮干。放呢，他们是奉命坐堂，没这个权力。所以第二轮审讯只是内容和形式的重复，是一种徒唤奈何的拖延时日而已。

抗战烽火煅开监狱重门

这是一桩特殊性质的爱国冤狱。起诉开庭，律师们的辩护，都具有戏剧性，彼此都是利用它作为舆论的发射台。任何能干的律师，不能指望辩护胜诉，任何审判人员，也定不了罪与非罪。抓、关、放，都是蒋介石说了算，而国内外政治局势，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的势头，又左右着蒋的态度。西安事变以后，团结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接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共产党的连续呼吁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下，南京政府不得不下令将“七君子”开释。为了维持他们的面子，在手续上由沈、章等递呈请求停止羁押的申请状，经法院裁定，交保开释。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分别由张一麟、李根源等具保，于1937年7月31日下午，同时出狱。罗青则由我和谢居三具保。他们八个人就在古吴路看守所门前会面了，于是合影留念。彼时，吴县各界人士，已鹄立门外，高呼欢迎及抗日救国口号，军乐、鞭炮齐鸣。晚间，李根源、张一麟等在国货公司屋顶花园公宴“七君子”；我与谢居三律师邀罗青去沙利文西餐馆便酌慰劳。乃时，抗战风云紧急，离“八一三”也只有十来天了，大家都相率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我与罗青分手后，30来年，也一直未得遇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得悉他在北京任劳动学院党委书记。1980年，我去北京，在罗青家中小憩，得与叙旧，斯时，他的右派问题已作错划改正，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岁月不居，沧桑历变，也是八旬老人了。

注：朱公亮，时为参与“救国会”案的辩护律师，负责为罗青辩护。本文选自1995年5月出版的《江苏文史资料》第85辑。 JCg1HLJryXLdWnpyjywogqo+zkafKJQX4sTdm5HImltQRGgrx58Z1px5q8BZmkG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