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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举国沸腾。上海学生立即罢课进行抗日宣传，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不抵抗的真相尚未披露，人们对张学良将军诟谤交集，而对中央政府出兵收复失地的期望却极为殷切。1931年9月下旬，上海各大学学生曾会同各地大学生组成请求政府出兵抗日的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一到下关车站就被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官员们“殷殷勤勤”地请进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听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训话”，大意是说，抗日出兵大事政府自有权衡，学生们不必多管，还是回去安心读书的好。然后很客气地派兵护送学生上车。上海同学回来后报告了请愿经过，大家极为愤慨，各校都举行了学生大会讨论对策。
1931年9月28日，南京、上海学生到国民政府门前示威促蒋抗日。
我在那学期才由南京金陵大学转学到上海大夏大学。在全校学生的大会上，大家情绪异常激动，有一位同学当场咬破手指，沥血作书表示“投笔从戎”的决心。对于出兵问题，大致分为三种意见，一是主张全体同学都到南京去坚请出兵，不达目的誓不回沪；二是认为，政府既消极抗日，就干脆由我们学生自己组成义勇军，发给武器北上抗日；三是认为，政府消极，我们积极，一次请愿不成，可以两次三次继续要求，但去南京的人不宜过多，多数同学可留沪策应。我虽是新生，却是坚持第三种意见的人。经过两天激烈辩论，终于通过了这项提议，约有200人自愿赴京，我和李应武当场被选为全校的代表。
这时，上海各大学几乎作出了同样的决定，于是由学联会召集各校代表商定再赴京事宜。首先，是煞费苦心地研究代表全市大学生组织的名称问题，认为如叫请愿团，显得有些哀求；如说是示威，又似乎太对立。最后定名为“上海各大学督促政府出兵代表团”。因为督促二字是国家主人翁的口气，“督促政府出兵”六个大字，更是名正言顺，要求明确。
这个团体，以全市28个大学、学院各派代表一至二人所组成的代表会议为核心组织，下设总务、纠察、交际、卫生等组，负责集体行动中的纪律秩序、对外联系、卫生防护和生活上的问题。另由各院校按统一规定自行编队，决定所有重要事项均须经代表会议中多数同意才能执行，各校代表不得单独对外活动；同时写就了一个给国民政府主席的“呈文”，主要有三点要求：
一、明令惩办不抵抗将军张学良；
二、立即誓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三、武装青年学生成立学生义勇军北上杀敌。
但后面拖了一个尾巴，就是：“如一时准备不及，亦请蒋主席给予可于何时出兵之书面保证。”
1931年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上海复旦、同济、交通、大夏、光华、持志、暨南、法学院等28所大专学生2000余人，各带最简单的行李（二三人合一床被）和少数干粮齐集北站，由代表向车站交涉派车，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市政府和社会局都派员前来劝阻。好在那时交通大学本是专攻铁路管理和机械的学校，经在站工作的毕业同学指点，我们一哄而登上停在站上的一列空客车，僵持了两三个小时，直到傍晚，才由懂得开车的交大同学协同司机开动客车，闯出了上海北站。
这次行动的组织工作是较严密的，各校一般派出代表二人，其中一人经常参加作为核心组织的代表会议，共28人坐在列车最末一节小车厢里；另一位代表坐在本校队伍车厢里，负责前后的联络工作。我是参加会议的28位代表之一，坐定后，临时推举复旦大学代表周孝伯为主席。大家一路上进行了讨论，决定了到南京后的行动步骤和每一个细节，并作出以下重要决定：
一、下车后坚决不接受任何招待，直往中央大学；
二、向政府官员扬言要在中大休息很久，然后出其不意地进入国民政府，坚持面见蒋介石；
三、在沿途及进入国府前不散传单，不呼口号，不作街头宣传，以免被扣上“动机不纯”、有“政治背景”等帽子；
四、态度要有软有硬。软，是对不愿见的人和不中听的话可以置之不理，但仍要彬彬有礼，决不叫闯叱骂；硬，是如蒋介石不出来或见了面不满足我们的要求，就死守“国府”，任你甜言蜜语或威胁恫吓，决不动摇；
五、各校代表不能脱离群众，负带队联络责任的代表应各驻原队；议事代表在行动中更应站在队伍的最前列，非经指派不得离队同政府官员接触，以免引起误会。
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每到一个大站总要遭遇些阻碍，费一些唇舌，直到次晨7时左右才到达南京下关车站。
正如我们预料，南京下关车站早就增加了岗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和教育部的官员们早已在站迎候多时了。一下车，他们就说大家太辛苦了，该好好休息休息。又要殷勤地把我们引到一个食宿俱全的好地方去。我们虽然在车上熬了将近一天一夜，却依然精神抖擞，下车之后迅速集合整齐，代表们在最前列扛起一幅写着“督促政府出兵”六个大黑字的巨大白布横幅，四个人一排步伐整齐地走出车站，直向中央大学而去。
我们才在中央大学体育馆卸下行装，市党部和教育部的官员又来了。他们看见学生躺的躺，坐的坐，不像是马上就有什么行动的样子，就和大家说下午再谈吧，说罢就走了。待他们一跨进小汽车，我们就立即行动起来，留下了行李，迅速整队出发，依然用那面“督促政府出兵”的巨大横幅作前导。两千几百人出了中大后门，浩浩荡荡地直奔国民政府而去。
到了国府路（今长江路），老远就看见国民政府门楼的正门敞开着，外面警卫也不多，显然是没有戒备。当队伍到了大门口时，我们对卫兵说要派几个代表去见值日官。这是按规矩办事，当然不会遭到拒绝，有几位代表就进了门楼，大门口的每一个卫兵身旁，也有一两个代表向他们进行宣传。突然，一位已进门的代表向外一招手说：“好了，进来吧！”卫兵们愣了一下，同学们已像潮水般地涌了进去，卫兵们想拦阻也来不及了。很快，2800多个学生黑压压地占满了从门楼至大堂的一片庭院。这时，卫兵们才在上司指挥下，手忙脚乱地关上大门。我们突入国府的计划已经完成，时间大约是在上午9时。
进入国府后，我们的28位代表分两排站在大堂屋檐下，各校队伍整整齐齐地排在庭院里，当中留出一条走道。不久，从大堂转出一位白脸高瘦西装笔挺的中年人来，接谈后知是国府秘书凌某。他问明来意之后，要我们把“呈文”给他。我们说必须见蒋面交，但还是给他过了目。他转身进去，半小时后又出来请我们派几位代表到里面去和负责长官谈谈。我们答复，此行目的要求很明确，有规定代表不能离开队伍，和别人谈也不解决问题，只要蒋主席出来答复一下就行。他再回去，两个钟点还无动静，我们就接连派人到总值日官那里去催问。
直到下午l时左右，才见有人把一架木制小台推到大堂右檐下，这时凌又陪着一位要人走上了台。经凌简单介绍后，知道他就是张道藩。张满脸堆笑地先把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恭维了一番，然后说：“主席尽瘁国事，简直忙得连吃饭睡觉的工夫都没有，今天不会来府。大家先回去，静候我们答复。”讲完后又堆起满面笑容。哪知我们不理不睬，毫无反响，他只好下台找代表们商量。我们一致表示，今天不见，就等明天，明天不见，还有后天，事情没结果，大家决不会离开国府。
下午4时左右，又来了一位满脸胡须、身着灰布长袍的老者，他就是监察院长于右任。他用陕西口音含糊不清地说了许多话，还不时做着手势，无非是劝大家回去，并说不回去僵在这里没有好处。我们仍然没有退让，于右任也只得踉跄退去。
时近傍晚，天越发阴沉，同学们干粮带得少，都饿着肚子坐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等待。说也奇怪，当初非常关心我们生活的官员们，这时却一个也不见了。
这时，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各地来京学生早已聚集在国府大门外进行声援，声势十分浩大。代表们派我出去致谢，当我爬上门楼右侧高坎台时，只见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整条马路，把国民政府围得水泄不通，到处打着大大小小的旗帜横幅。他们见到我时，顿时响起一阵暴雷似的掌声，他们说：“你们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我们也要同你们坚持到最后胜利！”大家忘记了饥饿与寒冷，一个劲儿催着：快找总值日官去请蒋介石出来。
那天，夜班总值日官是傅选青少将，他是同情我们的。他告诉我们，看来今晚蒋介石不会来，还是先解决食宿问题为好。说话间，前前后后跑来跑去张罗了一阵，总算送来了开水和馒头，又发给每人一条灰军毯。天渐渐黑了，又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大堂和院旁两廊的卫兵室就成了我们的栖息之所，大家只好挤在一起，坐在地上打个盹儿。
早上，细雨霏微，大家实在挤得难受，都披着毯子跑到院子里来。代表们开会估计了这一天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并继续要求全体同学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到底，遵守秩序。
上午9点多，身着黄呢军装的张治中将军面带焦急的神色出来了。我们和他站在大堂屋檐下交谈了很久，他首先表示对同学们的热情和正当要求非常同情，接着又用种种比喻来说明政府的处境。他说，政府像一个突然遭受凶徒强暴的可怜的母亲，怨愤痛苦不堪而又不能不暂时含垢忍辱，暗中准备报复，可是孩子们却都愤激地抡着小拳头要立即和暴徒拼命，暴徒也想一下子扼杀那些小生命，这时做母亲的就只好一面稳住暴徒，一面劝哄孩子，如果孩子们肯理解母亲的心情和策略，那么要复仇就容易了。他又坦率地指出海防空虚和军备陋劣的情形，说明所以不能立即出兵抗日的原因，要求我们“稍安毋躁”，体谅政府的某些苦衷。同时说到蒋介石一时还不能来府，问我们是否愿到军校去见他。我们对军校这个地方存有戒心，没有同意，仍坚持要求蒋介石来国府。最后，他答应尽力设法请蒋到国府来和大家见面，并一再叮嘱必须严守秩序，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以免妨碍正事。当时我们对张将军的印象是“善于辞令”“态度诚恳”。我们也知道，通过他的周旋，蒋介石很有可能出来同大家见面，因此一面通知大家要耐心等待，一面推定周孝伯和我为代表团的总发言人。
张将军果不失信。下午1时许，大堂上增了岗，进进出出的人多了起来，张将军通知我们，蒋介石就要出见，又叮咛了一番。我们立即整好队伍，周孝伯和我站在正中走道的头里，周手持“呈文”站在我前面四五步远的地方。
霎时，从大堂后面闪出一群穿灰色中山装的彪形大汉，脸朝外围着讲台站好，这才见蒋介石登上台来。周孝伯走上前去递了“呈文”，蒋只扫视了一下并没仔细看，就笔直地站着瞪了大家好几秒钟，然后清了清嗓子，开口就问：“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为什么一定要找我？为什么不到广东去？”接着又说：“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本主席极为忧伤，自问爱国之心，绝不下于各位。可是事情来得太突然，国内又有许多纷扰，事情是你们所不能明白的。本主席身负国家重托，不能轻举妄动，必须准备充分，才能一举而收复失地，希望相信政府，安心回校，切勿受人利用……”话一讲完，就背转身子想走。这时队伍里稍微有些动摇，有的同学沉不住气了。周孝伯及时高叫了一声：“主席，我们还有话报告。”蒋介石才又转过身来站住。周接着说：“主席刚才问我们为什么不到广东去，我可以代表同学答复，因为我们只相信一个中央政府，所以才到这里来，至于我们是否会被人利用的问题，从这次来京的目的要求和纪律秩序看，就很明白。我们只是督促政府出兵抗日，只有爱国热情，毫无政治背景。如果一时准备不及，只要主席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我们也可安心。”说罢，就静候答复，蒋愣了一下，连连点头说：“你们说没有政治背景，不会受人利用，这个……很好，很好……嗯，嗯……”他在“嘉许”几句之后，好像还想讲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讲就回身下台去了。
事情没有结果，大家怎肯罢休。代表们商量后，决定继续坚持下去，同时提出如果不拿到蒋亲笔写的在一年内出兵抗日的保证书，决不离开国民政府。后来，又是张治中将军来来回回地奔走磋商，直到傍晚时分，才传出一张用国民政府信笺写的“手谕”，上面是核桃大的寥寥两三行字：“余誓以至诚负责在准备充裕之时出兵收复失地，此谕。”下面署名“中正”二字。我们仔仔细细研究了这张“保证书”，认为确是亲笔，只是未注明准备时间，总有些不够满意。张将军说不可能再有比这更好的结果，又焦急地劝大家回去。最后，多数代表认为，既有了这张字据，总算比上次请愿有了很大的进步，就决定一回去就送报社刊登，不怕政府不认账。于是班师回沪。
这张“保证书”是由周孝伯保管的，回沪后，我们急等着见报。哪知一天天过去了，却始终未见发表，就连学生们在国府坚持要求蒋写保证书这回事也未透露。据周孝伯说，一回上海，中央通讯社就很巴结地要拿去制版发通讯，后来又说怕“打草惊蛇”，所以暂不发表，原件也奉命收回，不能再交还学生。我们这才知道这张“手谕”只是“退兵之计”，而不是什么“出兵保证”。
1941年11月间，我们在重庆与冯玉祥将军见面时谈起这一段往事时，冯将军惊叹地说：“哎哟，好险哪！那天我是在里面的，如果不是张治中先生声泪俱下跪求的话，你们的小性命就不保险了！”后来我又听当时在国府里值日的傅选青先生说，我们在外面坚持要求时，里面争执得非常激烈，有的主张用水龙头冲，有的坚持要动武，只听见张治中将军发急连天地争辩说：“学生们手无寸铁，一非土匪，二非强盗，怎能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爱国青年！”事情这才有了转变。但那年12月，上海学生第三次去南京要求抗日时，就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虐杀学生惨案，可见杀机早萌。
周孝伯从复旦毕业后，就一帆风顺，抗战期间在重庆已当上了行政院参事。1949年春，我在上海遇见他，问起他当年那张“手谕”怎会轻易脱手的，他只是笑而不言。
注：钟志刚，时为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为大夏大学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学生代表之一。本文选自1995年5月出版的《江苏文史资料》第8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