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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我作为“合众社”记者，采访了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台儿庄位于山东省南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运河旁边，从军事观点上看，居于十分突出的战略地位。我来到这里，目光所及，遍地是弹坑、废墟和尸体，整个台儿庄已被夷为平地，笼罩在浓烈的烟幕里。中国士兵凭着机智和勇敢，战胜了装备优良，拥有大量坦克的日本侵略者，夺回了这座城镇，此时，正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
1982年，我重访台儿庄，那里的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和昔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是1938年的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
中国北方的一些大城市——北京、天津、太原、济南和青岛相继沦陷。在南方，日本侵略者从海上登陆，占领了上海和首都南京。为使南北占领区连成一体，北路日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徐州——这是中国当时仅有的一处位于铁路交叉点上的重要城市。
在这之前，中国人民给予日本侵略者的打击是平型关战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将企图穿过长城的日军在此全歼。现在，国民党部队奋起迎敌，将日军精锐部队濑谷旅团剁成几块，消灭在台儿庄地区。这是继平型关战役之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又一伟大胜利，捷报传开，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当国民党部队战斗在台儿庄时，八路军牵制了来自北方的日军增援部队，出现在两军之间的这种互为影响的协同行动，显示出国共联合抗日的局面已形成，使得刚刚经历了十年内战的中国人民很受鼓舞。
以后的事实证明，由于蒋介石走上了反动和分裂的老路，国民党未能在实现了国共合作的道路上走到底，但是，这丝毫无损于保卫台儿庄的广大战士和军官们对国家作出的贡献，以及那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
我自当时的临时首都武汉来到前线。在我会见的指挥官中，有总指挥李宗仁将军、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将军和率部坚守台儿庄与日军激战十二天的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将军。在发挥人民的爱国积极性方面，这些指挥官做了大量的工作。
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专门为徐州创作了一首歌曲《徐州是英雄的故乡》。
春天的徐州城里到处张贴着鼓舞人心的宣传画，充满着军民团结抗日的浓烈气氛。在宣传机构尚未成立之前，有一个爱国学生团体自愿担当这一任务（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北京和天津的青年学生），在三十一师协助下，向部队和台儿庄的老百姓做宣传工作。
我们这个外国观察员和记者组的成员是：电影摄影师约里斯·理文斯，一位进步分子，是著名国际歌作者的同胞，他和他的两位助手约翰和儒伯特，拍摄了一部激动人心的电影《四万万》，内有台战的真实镜头，在为数众多的记录实战的影片中，这部影片堪称是世界上最好的（该片曾在美国发行），他们三个人均来自西班牙；和我一块的是美国人埃文思·福·卡尔逊，他是美国使馆的海军助理，由于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此行使他改变了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卡尔逊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为美军少校中的英雄人物，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参加过民主运动，于1947年去世。
让我引用过去和现在的采访记录做一番对照。
这是1938年“台儿庄战役”时，我在当地农村见到的情景：……我站在中国军队身后的一个土包上，四周是一片荒废的农田，样子很像一个大棋盘，树丛中埋伏着许多士兵，坟地里隐蔽着载有弹药的卡车，布置在村子里的这支炮兵部队，几乎占踞了全部的有利地形。一个个用高粱秸遮住的茅草棚和干草堆就是一处掩避所，空气很紧张……
……从土包向前望去，一排排整齐的树木沿着道路向四下伸展，在原野和石碑样的村庄之间，呈现出绿色的麦田、棕色的土地、金黄色的柿子果，还有那切成薄片，晒在阳光底下的白色地瓜干……这里的年青人喜爱穿红色的衣服——男孩子是红背心，姑娘是红衬衫。
还是这个地方，让我们看看它1938年时的样子：
空气中散发着尸体的臭气，正在发芽的柳树被炮火一劈两截。士兵们正在修复一幢被炸弹穿透了屋顶的房子，这是一件十分危险又令人烦躁的苦差使。
台儿庄街里的墙壁上，弹坑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被击毁的日军坦克趴在那里。逃难的老百姓正在陆陆续续地返回家园，仅有两个人留在原地没动，其中有一位年已八旬的老人。我和一个老乡打招呼，问道：“你就住在这儿吗？”“是啊，那就是我家。”他指着一处满是碎砖烂瓦的地方对我讲。
一具四肢张开，下巴上带有胡须的农民的尸体横卧在地上，旁边躺着他的亲人，从他们那痛苦的样子推断，是被机枪打死的。敌人的尸体在撤退之前就火化了。遍地是撕碎的笔记本和破报纸。
这些笔记本包括日本兵的日记和他们对这场不义战争的发自内心的抗议和哀诉：“派我们到这来究竟是为什么？”“我们非要死在这儿吗？！”等等。从一个军官的日记上发现这样一首诗：
“四个小时破天津，六个钟头下泉城，小小的台儿庄攻了这么久何以纹丝不动？！”
燃烧着的房屋正在慢慢地化成灰烬。一头迷路的瘸马在街道上颠颠跌跌地走着。
中国军队通过铺设在水上的浮桥，越过运河，向敌人发起了反攻。尽管日机炸毁了桥梁，也未能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士兵们将得来的战利品拿来武装自己——头上戴着日本钢盔，肩上背着日本挎包，嘴里吃的是敌人的罐头，中国军队已经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我在运河桥上碰到一位年已八十的老农，名叫康照宾。“此地人还记得台儿庄战役吗？”我问道。他将搜集柴草的背筐放在地上，略微停顿了一下说：“怎么不记得呢！”“孙连仲的西北军从那边来，云南和广西部队从那边来。”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他兴致勃勃地叙述着当年中国士兵留给他的深刻印象。
“当时你有些什么想法呢？”我问道。
“中华大国不能灭……”他用农村人民喜爱的一句俗话做了开场白，接着说：“八国联军没能吃掉我们，一个日本又能怎么样呢！”1900年，山东省爆发了反抗外族侵略的义和团运动，由八个国家组成的外国联军开来镇压。那时的中国正蒙受着外族的侵略，处于十分衰弱和屈辱的境地。老人对这段童年时代的往事仍然记忆犹新。他那颇为自豪的语言，饱含着一种民族自信心，这是任何人毁灭不了的。
老康和他那灰白的胡子，很像战时深夜中给我们带路的老乡，和那个悲惨的横卧在地上的农民，此时此地，这是两个多么不同的场面啊！围观的农民年龄都比他小，可是，他显得比别人更年轻。信念已经变成事实，他终于看到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
张如海是一个在运河边上出售“耗夹子”的手艺人，71岁，他不光记得那次战争，还知道台儿庄战前的情况。“沿着这里上岸……”他说道，“……过去是赌场和妓院，大批的船工是他们的财源，战后成了一片瓦砾，到处都是尸体。……现在看到的全是新建的房屋。”
青年人没有经历过那次战争，他们了解的情况都是从长辈那里听说的。有几个在赵庄党委工作的年轻人，从书面和口头资料中搜集了关于台儿庄战役的历史材料。我对他们讲：“那次战役是国民党部队打的”，他们回答说：“那是为了民族，所以，它将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杨西凤出生于台儿庄附近的北楼村，刚由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回到故乡，他向我述说往事时，还谈了自身的经历。1938年他还是个孩子，长辈们揣着口粮，冒着敌人的炮火为部队抬担架的情景他还记得。解放战争时，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与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作战，受伤被俘，押送去台湾，曾因逃跑不成，遭受过电刑折磨，判处徒刑18年。出狱后，在台北驾出租汽车，后来他设法到了一个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大使馆取得联系，终于回到了家乡。如今，他在台儿庄公共汽车公司当司机，并且结了婚，成了一个生活幸福的人。
我希望并期待着1938年时同我一起的人们也来写，有些人已经不在了。为《大公报》采访外线战场的记者范长江，是一位有着杰出革命经历的人，“文革”时遭人诬陷被打倒。他曾以深刻的观察和娴熟的技巧在当时化名撰文。埃文思·卡尔逊，一个由军人演变来的和平信徒，成了新中国的朋友，美中友谊的架桥人。他那只随身携带的口琴，为我们解除过敌机轰炸时产生的紧张情绪，如果他还活着，为了表达我们此时的欢乐，他一定会尽情地吹奏。
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捍卫民族独立的任务已经完成，这也是“台儿庄战役”时，中国军队为之战斗的理想。如今，小镇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朝着繁荣的道路奋进，这里的人们称得起是英雄的人民。
注：依若·爱泼斯坦，时任“合众社”记者，采访了台儿庄战役。本文系迟惠华译自1983年第4期《中国建设》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