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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郊卢沟桥进攻我国军队，卢沟桥事变爆发。从此，中国革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那时我就读南京宪兵学校丙级学生队第十期，正在南京上坊镇野营演习。“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我队已奉命调回南京担任市区内的空袭警备。“八一四”南京发生空战，那天我正在安乐酒店门口站岗执勤，同时执勤的一山东学生高庆琦被敌机炸死。空战后击落的木更津和鹿屋航空队敌机残骸放在五洲公园内展览。我们边上课，边战斗，直到上海被日军侵占，学校停课分组参战，我组以宋学敏、蒋鼎汉为正副组长，覃学钧、武世荣、何元龙和我共六人，由战术教官管长治率领，住东陵乡陶祠指导民工构筑南京东南阵地的野战工事，竣工后仍调回城内江宁府。远闻炮声，学校内外，人心沸腾，斗志昂扬，积年痛毒，趁此一决，军民齐唱着：“上起我们的刺刀来，对准敌人的头。”《大刀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此起彼伏，人人慷慨激昂，摩拳擦掌，敌忾同仇，人心激动。宪校学生蒋鼎汉说：“日军一贯采用两翼包围，中央突破速战速决的战术。”后来南京尚未陷敌，敌西路军先趋广德，继经宣城，12月8日攻陷芜湖，截断我军退路，果不出一般人所料。当时学校也印发了城镇巷战纲要，并作了演习和动员准备，随时出动，准备战斗。又请了才从德国学习回国的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来作报告，请龚德柏来讲《抗战必胜论》。
11月某日晚点名时，队长周书盘叫了约七十多人出列集合，并宣布一些人调特务团、练习团和情报队，叫到名字的把武器、弹药交给班内，没有叫到的第二天搬家。我虽单身独子，但被叫了名，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想到是保卫首都南京，就毫无恐惧而热忱地受命了。第二天由教务主任吴志勋在江宁府校址成立练习团，他任团长，直属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司令部，担任唐生智的警卫，我被派到第三营重机枪连任少尉排长。连长黄启汉（黄埔军校八期，四川安岳人），一排长余坚忍（湖南平江人），二排长是我，三排长萧履丰（湖南湘乡人），四排长王某（重机枪营调来）。士兵是接收金陵师管区新兵，正副班长都由原南京警备部重机枪营调来。吴团长说：“我在黄埔四期时也没有毕业，就参加北伐，将来仗打完了再补行毕业。”
中国军队在光华门与日军激战。
编训不到两周，南京已闻炮声，有天晚上吴团长集合全团军官在他寝室里讲话说：“没有长官部的特别通行证，任何人不准到后方去，如敢故违，就地枪决。明天下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通过警戒线从上海来京，转达日本人提出的条件和要求。校长（指蒋介石）答复：除非日本军队全部从中国领土境内全部撤除干净，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和秩序，我们可以考虑谈判。否则只有抗战到底，一直打到西藏我国也要拼到底的。”吴又说：“总监（指唐生智）前几天接张继（国民党中央委员）来电说，总理（孙中山先生）的衣物还遗留在南京，要求派人护送到重庆，总监说，不管他的，一些人只知个人逃命，这些东西应该由经管的人随身护送起走。”吴强调又说：“我们要效法当年的汉将韩信率兵与赵歇大战于井陉，敌强我弱，哀兵必胜，背水列阵，奋战赵军，陷之死地而后生。希望大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厉打击凶恶的侵略者，在这场战争中创出奇迹来，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要破釜沉舟，背城一战，抱定与南京共存亡的殉国亮节。”此时，枪炮声逐渐接近，我部奉令守备秦淮河，连部驻中华路宝庆银楼，本排进入夫子庙桥头既设地堡。
日军攻占南京城墙。
12月9日开始，我们即在敌人长射程重炮的弹道下度过了三个昼夜，眼见光华门外空中，敌人升起的指挥球从朝入暮始终不落。10日、11日，敌军在光华门、通济门、孝陵卫、紫金山一带展开了猛烈攻击，集中步炮空协同的威力对各城门猛轰，猛攻。其中以光华门、中山门、通济门、水西门枪炮声尤为激烈，雨花台、中华门轻重机枪扫射声通宵不停，特别是12月12日白天尤为激烈，硝烟弥漫，火光闪射。正午刚过即有八十八师部队从中华路溃退下来。晚上10点，我在夫子庙桥头得到连部通知，到团部集合。到了团部，只见一片混乱，群龙无首，兵不见官。又听说到挹江门集合，路过市区断壁残垣，砖瓦碎片，无一整块，着火房屋一片通红。挹江门内兵士拥挤，部队难分，马嘶人嚷，伤兵喊叫，一片混乱。我在此紧急关头，部队也找不着。约有一小时后，见来的部队愈来愈多。城门内堆集麻袋沙包太多，只开半边城门，人多门窄，拥挤不通。时有自己的坦克由半开城门内冲出，我只好带起几个士兵携带步枪、弹药从人海中挤出。我拼命地挣扎，直往前冲，左脚背上虽然负伤也不觉痛（我当年仅20岁，经过三年的军事训练）。半小时后我终于挤出挹江门，虽未被互相践踏，但士兵散失。在下关江边渡口遇四排排长和士兵张凤岐，只见人人争渡，任意鸣枪，可见对面浦口，有船，有灯，喊不应，叫不来，用枪射击不到。下关江边瞬时聚集了几万人，只见人如潮涌，如蚕吃叶。一个时辰，大片房屋被拆光，扎木筏，捆圆木争先抢渡，有扎好撑在江心，人多翻沉或散了的；有别人扎好后去争夺上筏被挤下水的；有顺江漂流随波滚浪仰天哭叫的。到12月13日天明亮时，见下关到浦口五公里宽的江面上浮尸、木料，密集如麻，一直延伸到燕子矶。也有的人陷在江边淤泥中，不能自拔，头部露出，有的半身露出将钞票摆在胸前呼救命的，惨不忍睹。
我和王排长与一士兵因不会浮水，束手无策，只好从下关到燕子矶背着枪弹来回地走了两个整天。从汉中门来了一个人，骑着马，打起白旗叫投降，正义者一边骂他不是中国人，一边对准他射击，他见事不妙，骑马回头就跑。14日，见到城内有被日军抓着后，在铁丝网内集中用机枪扫射后的幸存者逃出来。日军飞机不断地低空侦察和扫射。下午见身穿黄军服，头戴圆黄钢盔，枪弹整齐约两千多人退到下关和燕子矶一带来（我们是灰棉衣、绿钢盔），说话是广东口音，他是八十三军邓龙光的部队，准备午夜向敌阵地冲锋。我、王排长也尾随其后，从燕子矶、尧化门、栖霞山敌人的薄弱地带，火光稀少地方，经过几十分钟的激烈战斗，向敌后猛冲，横通铁路线和公路线，拂晓敌人还用枪炮大力追击、扫射。我和王排长和另一士兵利用地形，往无枪炮声的隐蔽地带拼命地奔跑，才脱离敌人射击范围。
15日天亮后，见田野血泊中尚未掩埋的尸体，横七竖八，缺腿断臂，脑浆炸裂，血满田塍，尸骸遍地。乡村农民普遍将屋里家具丢在附近水塘里，十室九空，竞相逃跑，躲避深山芦苇中。我们在山地、芦苇中遇着的青壮年，他们都有自发的爱国心，听说我们是南京突围出来的，一边热情接待我们，一边主动给我们谈什么地方有日军，何时来，何时去，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通过铁路和公路方不会遇着敌人，为我们带路，天黑了他们才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使我打心眼里感受到了中国的同胞、老百姓好。当我们从茅山下面过，听着上面在放留声机。岗哨把我们送到他的支队部，一个负责人问明了我们的来历后，说：“过去老蒋与朱毛打得那样凶，现在都团结抵抗日本鬼子，一致对外。”他告诉我们，愿干的就留下，不愿干的可以走。吃了午饭，还送我们三角钱路费让我们走了。我们在敌后一个多月的时间，从茅山脚下遇着的大、小刀会就要搜身，要枪弹，脱好点的衣服。水阳、黄池已有维持会，路过散兵可去领米一升，还可见日军从芜湖来去写的路标和部队番号，尚未涂去。
1938年元月中旬，我们由湾址境内坐船过青弋江，从三山乘木船过长江，由无为县境沿江步行到安庆，千里奔走无鸡叫，鸟无声兮山寂寂。当时杨森的第六军团驻安庆，再由安庆乘木船到九江，在收容所登记，发给伙食，介绍车辆到南昌，再转长沙。适逢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月电令调宪兵干部208名补充山西临汾卫立煌部，我在外调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受训后，即调渭南补训处，从此脱离宪兵部队，继续投身抗战。
南京抗战，国民党把一个失去基本部队多年的训练总监唐生智派作卫戍总司令，共约7万多人，再加上从上海节节溃退下来的部队共有15万之众，但新旧夹杂、良莠不齐、整训不够，难以阻挡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的敌人。口头上光喊要效法韩信背水列阵，誓与南京共存亡，可是雨花台失守后，中华路、南京城内并未发生巷战，大小带兵头目只顾个人逃命，丢了部队，先行夺船逃跑，不按指定地区突围。到大后方以后，蒋介石不但不追究责任，反加官晋级，虚表其功。特别是在金川门一带，三十几万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逃生，演成人踩人互相践踏的惨剧。船只封闭，有幸逃出者又遭淹毙，未逃出者流落街头。
注：聂忠良，时就读于南京宪兵学校丙级学生队第十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本文选自《江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治卷，成文于198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