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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9日，上海抗日阵地全线崩溃后，南京政府官员均异口同声认为不能再战，党政军各机关慌乱成一团，各部门争先恐后地向武汉撤退。这时国民党军仅有的机械化部队——陆军装甲兵团，共有战车、搜索兵、战车防御炮三个营，也奉令向湖南湘潭撤退。同时这三个营在上海参战的一部，已经撤回南京。当经决定搜索营、战防炮营沿京（南京）赣（南昌）公路撤退，战车营搭上火车向长沙输送。但是由于蒋介石对于这一战略撤退事先毫无计划，沿公路走的车辆没有油料，沿铁路走的战车没有平车装载。这些部队一直就在南京方山营房待命。等到敌人迫近南京时，才弄来一点油料，将汽车开走；战车则是将客车篷车拆毁后才装上车的。
在待命期间，有一天（大概是11月20日左右）晚上10点钟前后，何应钦忽然找我去说：“现在决定唐生智守南京，委员长（指蒋介石）要将德国战车全部留在南京抗战。”我说：“德国战车虽然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战车，可是有枪无炮，威力不大；而且为数只有15辆，在南京河流错综的江湖地带作战，性能也不适宜。不如留下英国的水陆两用战车和炮战车，有枪有炮，又可以水陆两用，适宜于南京附近作战。必要时还可以横渡长江，开往江北。”何说：“你不要想撤退江北，委员长说要死守南京，应照命令将德国战车留下。”我见这种情况，不敢再说，但心中总是百思莫解：“为什么蒋介石、何应钦都不根据战车的性能使用，而一定要留德国战车在南京抗战呢？”
这个问题到了以后，我才渐渐明白：蒋介石所以临时决定守南京，只是摆出个打的架子，将德国战车以及有关德国顾问训练的和部分德国武器装备的部队，如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第三十六师、教导总队等部队都留在南京，寄希望于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
陆军装甲兵团自1937年12月4日开出最后一批车辆撤离南京后，即与留在南京抗战的第一连失却联系。12月12日南京沦陷，我想这一连战车一定全被击毁了。直到20日以后，才有该连自南京陆续逃回来的官兵报告了经过。原来自战车连向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报到后，对于如何配合步兵作战没有得到明确指示；等到12月5日，忽然奉到长官部的命令开往汤山附近协同某军作战。该连当日到达汤山附近，即遭到敌机的俯冲轰炸。次日清晨参加战斗，以后数日继续在京汤公路及光（光华门）方（方山）公路一带先后配合过好几个部队与日军作战。在方山附近战斗中，三辆战车被日军击毁，遗弃在公路上。12月12日拂晓，光华门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八十八师步兵溃退。战车无人指挥，找卫戍司令长官部也无人负责。战车连长见上自卫戍长官部下至各军师情况均极混乱，即自动撤到下关，准备找船渡江。到下关后，仅有几艘小火轮皆被第三十六师控制（据宋希濂讲实际上是被卫戍司令长官部控制），只找到四只木拖船将战车装上，又向第三十六师的一个营长借到一只小火轮。正拖着木船过江之际，突然又有一只小火轮追来，不准这只小火轮运送战车渡江。双方经过激烈争执，因小火轮上三十六师的官兵较多，强迫将绳索砍断。载运战车的木船既无舵又无桨，不能掌握方向，只有听任江水冲击，顺流而下。有的木船在沙滩上搁浅，有的一直冲到江阴附近，官兵才只身脱险逃回。这一连战车就是这样毫无意义地断送了。
在保卫南京的战役中，也有一些中国人民的忠勇儿子，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如上述被击毁的三辆战车中，一辆战车上的两个士兵中的一个逃回后，很气愤地对我说：当他的战车被日军打坏时，排长怕死不支援救护他的战车就往后跑。他俩看到日军的轻快部队已跟踪追来，想到继续在坏车上打必被敌人活捉，下车逃命又感到耻辱，就决心与战车共存亡，埋伏在战车内，相机打击敌人。果然，日军第一线部队未清扫战场，搜查战车，冒然长驱直入，向南京前进。这两个战士一直隐藏到下午4时前后，看见日军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两人计议这是狙击日军的最好机会。“妈的，老子一个换你几十个！”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扫射起来，打得日军落花流水，滚滚倒地的有几十人。日军立刻散开，一批批地向战车攻击。但好几次皆未得逞，因这一大队日军仅有步兵武器，没有平射炮和山野炮，无法击毁战车。就这样，战斗到黄昏以后，日军仍无办法。这时两个战士商定，丢掉战车乘夜撤退。他俩离开战车不远，日军突然以机枪迫击炮轰击，他的战友不幸牺牲了，自己脱离敌人逃回。
1939年12月30日我军在昆仑关战役中俘获的文件《皇风万里》这本小册子内，发现日军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
注：杜聿明，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装甲兵团团长。本文选自1995年5月出版的《江苏文史资料》第8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