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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上旬，我军自淞沪地区将主力撤向浙、皖、苏、赣边境后，日军主力由京沪沿线直迫南京，一部由杭州湾登陆之敌，则沿太湖以南，由安徽广德、宣城、芜湖迂回南京。敌舰亦由吴淞口溯江而上，会攻南京下关、浦口。沿京沪、京杭两路前进之敌，经遭我撤退各路军分别阻击，如在昆山、太湖、江阴、句容等处均给敌军以有力打击。
保卫南京的中国精锐部队。
12月4日，敌进占何家铺、秣陵关以及淳化镇、汤山以东之线，同时敌飞机大肆轰炸我南京外围各主要阵地以及城区建筑物，当时国民政府附近均落有炸弹。战争气氛弥漫全城。
5日拂晓，接近秣陵关、淳化镇、汤山以东之线敌军，开始向我守军发起攻击。我军竭力抵抗，至8日晚，七十四军之五十一师、五十八师所守秣陵关、淳化镇的我军阵地相继被敌人突破，而守汤山、青龙山之六十六军叶肇部，被迫向紫金山北麓地区转移，敌军乘虚而进入南京东南郊地区，战火将很快燃烧到城区。
我当时任陆军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三〇六团上校团长，在上海撤退时，担任整个战区掩护任务。等我完成掩护任务，敌军已超越我一日行程，也就是说，我的部队尚在青浦，日军先头部队已到达苏州白鹅潭，如要赶上我军主力，必须冒险穿过敌军大部队。有人劝我不要去冒险，部队在上海已经打得够疲劳，如碰上敌人部队，一定要吃亏。我考虑，尔后在南京可能将有更重要任务，不能只顾眼前本身安全。终于依靠当地老百姓替我带路，利用夜间穿插小路，有时绕过敌军空隙而顺利通过敌军数道封锁线，安全到达南京上方镇、淳化镇与师主力汇合。
我团到达上方镇后，稍事补充，调整人员，准备继续加入战斗。12月7日，接到师部命令，为策应周志道旅作战，立即派一个营守备湖熟镇。我派第三营胡豪营长担任这项任务，与数倍之敌激战，阵地屹立未动。
南京保卫战示意图。
南京外围战斗继续到12月8日晚，由于敌后续部队源源增加，大量坦克、重炮、飞机均已加入作战，第五十一师第一五一旅旅长周志道所辖程智团、张灵甫团阵地均被敌军突破，部队纷纷向城区撤退。此时，王耀武下命令转移阵地。我团转移到光华门外飞机场，布置新阵地，继续抵抗。我到达机场，见到有几架残破机体歪东倒西停在机库内无人看管，油库、零件库储存物资不少，也没人过问。这些都是国家作战物资，为何不预作处置？真感到痛心！我又登上瞭望塔回头向南京城内望去，只见万家灯火，依然照得通明，这座美丽的古城，它可怕的命运迫近眉睫，几十万骨肉同胞仍在熟睡中，将来他们的遭遇怎样，我实在替他们担心啊！我想到战争以外的种种，不禁热泪盈眶。
在愁绪万缕中，又突然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件战事：正当德军进攻到法国凡尔赛城迫近城郊时，法国指挥统帅命令所有守城将士回首看看这座美丽的凡尔赛城，于是激发了全体法军官兵的爱国忠诚。正当此时，法军统帅下令向德军反攻，将德军击退数十里，获得胜利。我希望担任保卫南京指挥者也有如此胆识和魄力，在这场会战中作出奇迹。
我刚从上海撤退，转战到达淳化镇，见到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和许多同事都在一起议论南京战局，一致想了解谁来担当负责南京保卫战这个重任。有人猜何应钦，也有人猜白崇禧。12月上旬的一天，王说：上级电话召集团长以上将校到中山陵附近听委员长训话，到时自然会宣布指挥者姓名。
8时许，全军团以上将校约40余人陆续抵达军部，由俞济时率领向中山陵前进，途中躲了几次敌机侦察、扫射。到达陵园休息室时，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等高级将领已经到达。休息一刻钟后，蒋介石的车队十余辆也来了。看来文武官员总共有200余人。蒋着戎装，表情沉闷严肃。大家集中在陵园墓道中间厅堂。蒋训话说：“抗日战争已迫近南京，南京是吾党总理建立国都所在地，也是总理陵寝安葬之地，是一国的政治中心，国际观瞻所系，不能轻易放弃。这项任务，希望各位将领推选一位德才兼备者担任指挥。应与城共存亡，以慰总理在天之灵。”厅堂中有几分钟寂静无声，满堂文武互相观望都不发言。再过两分钟，蒋的面色又红又紫，似乎有些激动。他接着说：“好吧，既无人提名，我来担任守城任务吧。如果我牺牲了，希望各级将领坚持抗战到底决心，不达最后胜利，决不罢休。”蒋的话声刚落，突然从将领队列中站出来一位将军，握紧拳头举得高高的，大声发言，口带湘南口音，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唐生智总指挥。他慷慨激昂地大声说：“我是国家军人，国难严重之时，军人应临危受命，舍生救国。我愿代替委员长负此保卫南京战的责任。”停一下又补充了几句，“委员长是一国统帅，众望所归，绝不能留在南京。”话音刚落，蒋满脸笑容频频点头，示意赞成。接着，全体鼓掌表示敬意。正在全堂空气转现活跃之际，蒋又补充说：唐总监（任过军训总监）具有英雄本色，能见危受命，大家要学习他，所有守城部队要绝对服从他的指挥。
守城主将产生后，所有参加者随着蒋进入陵堂向孙中山先生坐像行礼如仪，接着绕陵寝一周，蒋离开我们乘车走了。
12月8日晚，我已转移到光华门外阵地。守到深夜时，从牛首山撤退下来的部队要通过我的防线，被我阻拦住，据询问部队番号是第五十八师，我说：“找你们的领队军官来见我，否则不许随便撤退，防止敌人乘隙突入。”后来有位姓吴的营长来见我，他说守牛首山的防线已被突破，部队已经打得很零乱，他只带一个连冲出来。他说敌军部队跟着尾追，劝我早作准备。快到凌晨，第五十一师第一五一旅部队，也接着从淳化镇撤退下来，据周志道旅长亲自告诉我：敌军坦克和步兵紧跟后面，应作好一切准备。随后王耀武坐辆吉普也到我团对我说：现在情况紧急，经过三昼夜激战，淳化镇、方山等处均被突破，命我团调整部署，原阵地除留少数警戒部队外，主力要撤进城内，利用城垣为阵地，守备中华门到水西门之线，第三〇二团守备水西门以南地区。
10日晨我团从中华门入城，正在部署新阵地时，敌机编队轰炸雨花台第八十八师阵地，方山方面敌炮兵开始向我城垣轰击，中华门城墙垛口被轰塌许多。此时我已意识到一场恶战就在眼前，将部队分配任务完毕，便带领一组侦察军官到阵地侦察地形、联系友军、组织协同。
午后4时许，南京城区战况已经激烈展开，由京杭国道前进之敌系一一四师团，前锋已占领飞机场，另一部占领雨花台东西高地。我军守雨花台的第八十八师部队已被击破。由于雨花台过早弃守，敌将炮兵阵地推到该处，掩护敌坦克和步兵直接进攻城垣，炮弹轰击城墙城垛，使守城官兵伤亡很重。我当时正在中华门城上指挥所，发现敌坦克两辆，掩护步兵企图通过中华门外军桥（此时设有大桥）。我命令集中步兵炮数门，直接瞄准射击。敌两辆坦克中弹掉入河中，敌步兵失去坦克掩护，纷纷后逃。我令一个加强连出击，杀敌数十人，士气为之一振。
敌我双方激战到12日黄昏，听到全城周围阵地炮声隆隆，不绝于耳，机枪声、榴弹声、喊杀声，更是此起彼落，彻夜不停。9时许，第三营营长胡豪电话报告：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城垣突出部有一段被突破，敌攻城兵正在利用绳梯爬上城墙。我立即命令该营挑选一百名精壮战士组织敢死队，严令务必在一小时内，将突入城墙之敌完全肃清。任务达成，官兵连升三级。命令下达后，营长胡豪亲率敢死队勇敢地向突破口冲杀过去，我指挥所有机枪大炮直接掩护。一时杀声震动钟山，不到一小时，将突入城上之敌全部肃清，除战死者外，生俘十余人。在格斗中，我第三营营长胡豪、少校团副刘历滋不幸中弹英勇牺牲。
战到深夜，接师长王耀武电话：南京全城战况混乱，要作有计划战斗已不可能，为了保持一部分实力作尔后长期作战计，部队完成当前任务后，相机撤退，浦口以北为撤退方向。我接到电话后，认为情况不妙，任务亦艰巨，正与敌胶着时，如何后撤呢？在包围状态下哪里是后方呢？于是我集中几位营连长在城墙上研究撤退方案。敌人发现我们手电，向着我处扫射，我的左腿中弹骨断，幸有团副继续指挥。我被担架抬下战场，由于流血过多，当时即昏迷不省人事，到下关码头，才苏醒过来。
护送我的一位副官对我说：我们经过南京市区到达下关，街道情况十分混乱。店铺都关门，到处有乱枪声。我们来到下关，既无一艘船只，又无架设军桥，敌舰已临八卦洲水面，我说天一明敌人来了还是同归于尽，何必把我弄到这儿来啊，不如战死为好！副官说：既来了再想办法过江。他接着还说我们通过挹江门时，守城部队是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发现我们接近，就盲目朝着我们射击，经他再三交涉才开城通过。
我在中山码头停了约一小时，眼看下关一带情形比战场更凄惨，从前线退下的散兵、伤员、后方勤杂部队、辎重、车辆，以及部队眷属、老弱妇孺，沿江马路挤得水泄不通。一会儿，江中的敌舰机关枪扫射过来，敌侦察机丢下几颗照明弹，吓得人群乱窜乱逃，到处一片哭声、呼救声、怨骂声，搅成一团，真是惨绝人寰！
此时，也有一些战士和健壮居民别出新计，有的下门板，找木头扎成木筏，有的找来木盆木桶，作为渡江器材。一时江面上人头济济，犹如蚂蚁一般浮在江面上，黑压压地一片。后被敌舰发现，开始用机枪扫射，继则连子弹也不用了，兵舰开足马力，朝着江面上的人群横冲直撞。不到半小时，江面上所有企图泅水过江者，无一幸免，尽葬江底！
已经深夜，我考虑自己是一个残废者，已无逃生条件，欲安全渡过江已不可能，便叫我的副官和担架士兵快些离开，并将我身边一些钱给他们带去作路费。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说不通，一致表示要生在一起、死在一块。我说：“那好吧，我们不能等死，你们分成两组，一组向东、一组向西，打听沿江情况赶快来告诉我。”分开不到一刻钟，有一组听到江中远处有一个人在呼叫我的名字“五十一师邱团长在哪里？”我停住呼吸静听一下，一点也不错，还在继续呼叫我的名字。我对副官说，喊声是从煤炭港方向而来，因为这一带人车拥挤，有船也不便靠岸，我们到煤炭港再说吧。等我们到了煤炭港，发现有一艘机动船，离我们只有二百米距离，船上的人声已经听得十分清楚，叫我们作好登船准备。后来才知道这条船是交通部长俞飞鹏留下给俞济时过江用的。俞济时同王耀武一起过江时，俞问王还有哪些人没有过来？王说邱团长是最后撤下的部队，听说又负了重伤，尚未过江。俞说：“好吧，这只船就交你使用吧。”船上呼叫我的人，就是王耀武派来接我的一位副官、两个警卫员。
有了渡江船当然得到救星，但我是寸步难行的人，如何上船，又是个难题，因为岸上人山人海，哪个不想登船逃命呢？船离岸尚有三十米远，就有大批人跃向江中游去，几乎把船都弄翻。后来有位水手想了一个妙计，拿一条绳索投到岸上，叫我的副官把绳一头系在我的腰上，船上一拉，就将我拉上船了。我上了船又不省人事。等我苏醒过来时，我的副官告诉我，当我从江里被拉上来时，已经昏迷，旁边有位军官随身带有一瓶云南白药，叫我的副官灌到我嘴里，我才醒过来。我对这位军官，当然表示感谢。请教他的姓名单位，他说是总指挥部的高参，姓何名无能。下面就是我们的对话。
我问：“贵部的指挥所在何处？为什么各部队一直联系不上？”
答：“坦率告诉你，唐总指挥负此重任，事前一点准备没有。仓猝组织起来，连各部队的指挥系统、单位、兵力驻地都茫然不知。”
又问：“你们的指挥部，对守城作战部队下过几道命令？交换过几次敌情情报？”
答：“这是参谋长与参谋处的事；我当高参的不管这些。”
又问：“‘与城共存亡’你们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答：“讲话谁都会讲。真正做到是难上加难。”
又问：“既不准备死守，为什么一点渡河器材不控制在江南沿岸？”
答：“我只听说指挥部为渡江船只一律不留在江南，开过一次会研究过。有位军事家据说是老保定的高材生，他说孙子兵法有那么一条：‘用兵之道，置之死地而后生。’用在南京守城战，使守城将士断绝后逃念头，下定决心与城共存亡，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吗？这就能打胜仗。”
我们的话谈到这里，我的伤口愈加剧痛，想到前线的战友更加心痛，难以抑制。此时听到一声汽笛，预示船已泊岸。我说了一声：“何将军，谢谢你的指教，我学了不少东西。再见。”
我们登上岸到了浦口车站，那里空无一人，据说日军已占领江浦。当地农民叫我们绕道而行。我原来的担架在上船时已经甩掉，他们临时搞块木板做一副担架抬着我。好不容易在13日上午10时抵达花旗营火车站。我叫担架把我抬上车厢。有位宪兵来询问是何人，我的副官拿出我的名片交给宪兵，宪兵送到车上请示，不一会，出来一位军官请我上车，安排我在餐车上坐下。我说，也好，连我带来的一共五人，先把肚子填饱再说。不一会列车已经向北开动，疲劳的身躯，已经进入睡乡。又过了一天一晚，到了汉口车站。回想这段遭遇，愤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息。
注：邱维达，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第一五一旅第三〇六团上校团长，后任第七十四军军长。本文选自1985年7月出版的《江苏文史资料》第1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