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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抗日根据地未成立之前，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已经取得显著效果，并形成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教育经验。其所创立的是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崭新的教育模式，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是将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与中国具体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一种全新教育。其教育思想核心是，“教育为政治经济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群众，以及依靠人民群众办学。”
在苏区建立的教育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实践活动作为基础的。当时的教育构成包括四大方面，即普通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和红军教育。在对苏区所用“社会教育”一词来源进行考证时，陈桂生认为其来自于对苏联社会教育的学习。而再追溯苏联所用“社会教育”一词，则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教育理论，最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要以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的主张。苏俄采用“社会教育”概念较之苏区所言“社会教育”一词的教育对象范畴及教育内容不同，前者主要是指对工农群众进行的教育，且在1920年11月左右，苏俄就把“社会教育”改成了“政治教育”。而苏区的“社会教育”则并不限于政治教育，且从教育对象来看，社会教育以工农群众为主要对象。
中共成立初期便注重对工人的教育，要求在工业部门开设工人学校，旨在“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觉得有成立工会的必要”
。1922年，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了需开展的六项教育运动，其中开展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的特殊教育运动被列在各项教育工作之首，由此可见其重要地位。1925年，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工人运动决议案和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均强调要加强对工人和农民的宣传教育，使其通过接受教育提升阶级觉悟，并引导其积极参加革命。最早由中共领导的农民教育运动，兴起于广东的海丰、陆丰地区，依托农会设立教育部，兴办农民学校。教育内容涉及文化知识、革命知识、生产生活相关知识等。当时大多数的乡里都建立了农民夜校并发展迅速。到1927年时，平均每乡有一所农民夜校。农民夜校属于社会教育的组成部分，社会教育是中共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在苏区教育工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932年5月，江西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指出：“群众教育
不但与儿童教育并重，以目前革命需要发展斗争形势而论，应视为首务。”
1933年8月少共中央局和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发布的《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中指出：“教育部应当去帮助群众和各社会团体，必须注重社会教育的发展，并提到更高的观点上去。”
教育人民委员部是直属于人民委员会的政府职能部门之一，其主要任务是“在教育方针及政策上领导全国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
。1934年教育人民委员部修正的《教育行政纲要》规定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初等教育局、普通教育局、社会教育局、艺术局、编审局、巡视委员会。
苏区的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分为四级，即省、县、区、乡四级。省教育部下设普通教育科、社会教育科、巡视员；县教育部下设普通教育科、社会教育科和巡视员；区设区教育部；乡设乡教育委员会。
社会教育由专门的社会教育行政机构掌管，从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所辖社会教育局，到省教育部所辖社会教育科，再到县教育部所辖的社会教育科都设有专门主管社会教育的行政部门。由此可见社会教育在根据地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经验为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的开展提供了诸多宝贵经验。
希尔斯在《论传统》中探讨了实质性传统，即崇尚过去的成就和智慧，崇尚蕴含传统的制度，并把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模式视为有效指南的思想倾向。
传统的形成和历史相关联，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在历史的发展和沿传中积淀而来的。
中共所领导的社会教育始于中央苏区，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根据地社会教育的传统，传统具备稳定性特征，其对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以及解放区社会教育的开展起到了启示和借鉴作用。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传承了中央苏区社会教育形成的部分传统，并融入了符合根据地实际的新内容。
瞿秋白在《阶级战争中的教育》中写道：“教育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教育，才能够真正赞助革命战争。”
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是以马克思教育思想为指引的，社会教育中政治宣传工作是社会教育的中心工作。中共自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开始就非常注重社会教育中的政治宣传工作。苏区的基本教育方针——“教育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是指导苏区全部教育工作的根本。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并向广东进发，途经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地，部队在所到之处以贴布告、发传单、写标语、开大会等方式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这时所属社会教育中的群众宣传工作尚处于萌芽状态，因而并未有具体的规范和政策来对其进行指导，社教宣传工作主要是向人民群众讲授宣传革命道理，使群众理解革命、同情革命、拥护革命。宣传委员会代主席恽代英指导宣传队工作时就曾对宣传队员们说：“要善于向老百姓宣传革命的道理，使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策，这样我们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使革命获得胜利。”
政治宣传对于巩固苏区群众基础，动员群众参与到革命事业当中来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1927年11月25日，“赣东北弋阳、横峰等五县的共产党员在弋阳县窖头村举行了由方志敏主持的联席会议，会议制定了《宣传大纲》，要求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选择来自群众基础较好、有革命影响的地区，迅速向群众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为举行武装起义大造声势。”
中共领导非常重视政治宣传工作，朱德和陈毅就曾亲自参与教育计划的制定，编写军事、政治教材，领导部队指战员白天出操、上课，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晚上以排为单位，分散到附近农村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开始走上了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结合在一起的道路。
1929年9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通过《湘赣边界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在教育宣传工作方面，党的特委和县委应在可能条件之下开办党务政治训练班和短期补习班，以此推动和普及中共的政治宣传。”
1932年发布的《闽浙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中指出：“在目前日益开展的国内阶级斗争中，加紧工农群众的、革命的、阶级的政治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激励其斗争情绪、坚定其对革命斗争胜利之信心与决心……争取革命战争的完全胜利，这是文化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
1933年4月15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第1号训令》中明确指出：“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
苏区社会教育法令法规的制定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为苏区社会教育的开展指引了方向，并结合教育实际的改变和教育经验的丰富而进行着调整，进而使苏区社会教育工作得到不断深化和完善。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中对社会教育做出规定：要求提高青年的知识、提高社会觉悟，并使年长的失学青年得到普通文化教育。
1927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名义公布的《行动纲领》中对社会教育的相关工作做出了指示。《行动纲领》中规定“实行普及教育，提高革命文化。具体措施是：1. 实行免费的、强迫的、普遍的和工艺的教育，以培植全体男女儿童；2. 建立一般未达入学年龄的机关（如儿童养育院、幼稚园等），以利增进社会教育和解放妇女；3. 极力增进工人、农民及一般平民的知识和娱乐，开办校外的教育机关（如图书馆、平民学校、阅览室、科学讲话、电影、新剧等）。”
同月，“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舒传贤在霍山县舒家庙组织‘学术研究会’，开办农民夜校，广泛宣传革命道理。当时皖西地区的共产党员都以学校为掩护，进行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
接受社会教育的学员大多都成为日后农民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如来自东兰、凤山、都安、河池等县共200余人参加了讲习所，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帝国主义侵华史、农民运动史等课程，结业后他们均返回原籍从事农民运动工作。
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区域内青年团工作大纲》，并指出：“共青团在苏维埃区域应进行一般的社会政治教育工作，应推广宣传所、书报室、俱乐部一类的组织，应进行广大的识字运动，消灭团员与一般工农群众中不识字的现象；应尽可能恢复学校和教育机关，首先应当创办一些模范性质的学校和团校，应根据革命的需要，编辑各种新剧本和新教材，应禁止一切反动书报，检查反动新闻报纸，各级苏维埃应设立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委员，教育经费在政府的全部预算中应占相当成数，尽可能施行免费强迫教育。”
同月颁布的《教育宣传决议案》对苏维埃区域必须组织平民学校或夜校，教育一般青年劳动群众等工作作出指示，将此类学校作为政治宣传工作的一种帮助。
1929年4月中共鄂东北特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鄂东北苏区苏维埃临时政纲》，其中对于文化部分的规定为：普及农村小学教育，设立农村夜校，教材由苏维埃文化委员会编定，各校教员须经区苏维埃文化委员会核准，并发给证书方为合格。
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其中特别强调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苏维埃文化各级教育部教育科的职务分工为省教育部在部长、副部长之下设普通教育科、社会教育科、编审出版委员会、总务科；县教育部在部长、副部长之下设普通教育科、社会教育科；区教育部、市教育科在部长或科长之下设普通教育兼文书1人、社会教育兼统计1人。”
扫除文盲为苏区社会教育的中心工作。苏区是在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的农村地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所处区域的经济、文化落后，有90%以上的成人群众处于文盲状态，劳动妇女几乎全都是文盲。群众中文盲占比巨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苏区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发展。这样的客观条件决定了苏区的社会教育必须把文化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并把扫除文盲列为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务之一。
社会教育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其中心任务便是开展消灭文盲运动。
开展社会教育工作最首要且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当地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面对苏区群众文化水平较低，文盲占比较大的教育实际，识字教育成为社会教育工作中的首要任务。苏区的群众教育主要围绕着政治、军事斗争展开，首要任务便是以识字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扫盲教育。
毛泽东1925年2月在韶山、银田等地进行农村调查的基础上，组织创办了农会和农民夜校，并在其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之时，担任《农村教育》《中国农民问题》《地理》三门课程的教授工作。
毛泽东提出红军的教授法为启发式，必须废止注入式的教法等，教材设置需充分考虑地方性，除全国统一编订的教材以外，应增加乡土教材。苏维埃政府将识字教育作为社会教育中消减文盲运动的中心工作，开展政治宣传，团结群众，使群众了解、理解、支持中共工作。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毛泽东便与徐特立一同讨论识字运动方面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苏区教育方针的基本出发点。
1930年7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教育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在各乡普遍设立识字所，识字所负责人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分配可识字的人担任。
并编写了富有阶级性，且重实用性的看图识字课本，在可能的范围内出版各种小册子和关于教育方面的书籍。
学校教育亦配合识字教育的开展，1930年颁布的《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对学校参与社会教育中扫盲运动工作作出指示，各学校每月应规定1周为“减少文盲周”，在乡村每隔10户，在城市街道每隔10铺设立1个问字所，还应编写看图识字课本和社会教育的小册子，编印各种社会科学丛书，设立劳动夜校，普遍而深入地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
县、区、乡及城市各级政府普遍开办识字班，大多数16岁以上的人应入识字班学习。识字班通常以小队为单位，成员一般由9至11人构成，要求每人每天识字5个，每10天或半个月进行一次以班为单位的比赛。
识字班按照学生掌握识字数的多少进行分班，识字多的、文化知识掌握好的学生可升入教学内容相对深化的班级，在授课内容方面偏重于研究中共较深层次的条例、法规等与政治相关的内容。1931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编写了《识字运动》，同年徐特立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撰写了《识字运动》与《识字运动的办法》。1933年6月发布的《关于识字班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识字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识1000字，第二阶段识2000字，第三阶段识3000字，每个识字班设班主任1人，负责组织识字班的各项工作。
识字教育除开展识字所外，苏区的教育者结合教育实际尝试探索出多种多样、简单且极富成效的办法。如徐特立通过研究提出了《识字运动办法》，其认为“识字运动最好的办法，就是同吃饭的，同睡觉的，同工作的人，从2人到5人，编成一个小组。把所有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配合，用所有识字的，教所有不识字的。就是用工作人员教工作人员，战斗员教战斗员，群众教群众，老公教老婆”。
苏区各乡亦通过设立识字牌开展扫盲教育，识字牌由识字班的班长负责，一般建立在通行大道上，最多三天、最少两天更换一次内容。苏区消灭文盲运动在中共领导下积极开展，当地群众踊跃参与积极学习，取得了非常值得骄傲的成绩。《青年实话》第3卷第8号报道了才溪、通贤两个模范区在消灭文盲运动中的成绩：“至1934年1月，才溪全区8782人中，除小孩外6400余人，其中能看懂《斗争》者约占8%；能看懂《红色中华》与能写信者约占6%；能看路票与打条子者约占8%；能识50—100字者，约占30%；能查普通路条的妇女占30%；不识字者占10%。通贤区有人口7248人，减少了65%的文盲，能看《斗争》的占4%，约200人左右；能看《红色中华》的和能写信的占7%，约有240人左右；能看路票和写便条的占40%，识50至100字的占50%。”
据1934年在《红色中华》上刊发的《苏区教育的发展》一文统计，截止到1934年已有识字组23286个，仅在江西省的识字组组员就达到12万人。
夜校亦是苏区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施教机构。夜校亦称夜学、夜学校、平民夜校，其任务为在不妨碍群众生产与工作的条件下，在短时期内提高群众政治文化水平。校址选定标准一般是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以方便群众入学。
自1928年1月始，湘赣边界各乡农会纷纷创办农民夜校，农民入夜校学习文化，接受政治教育熏陶。中共江西省委公布《全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的赤字第一号《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按照实际情形设法创办夜校、工厂小报、画报以及多召集各种青年群众会议，以进行识字运动，扩大宣传教育工作。
此外，《通告》还要求切实整顿基层团支部的宣传教育工作，尤其要加强进行政治讨论和实际斗争的训练。
《湘赣边界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中有关社会教育的指示为：“设立夜班学校和成人学校，奖励并提倡青年工农组织教育游艺团体和文化团体，通过各种文化教育团体启发青年对于革命的更深的情绪。”
苏区夜校的开展将学校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依靠学校自身的教育优势，使其在承担国民教育的同时亦担负起夜校的工作任务。1930年9月，闽西苏区永定县第7区召开第一次文化建设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各学校应附设开办一所夜校，学生人数以20人为限，如人数超过20人，则需要另外设立夜校，并且各乡应尽量设立工农夜校，夜校分为男女同班和女子班，混合班的女性比例为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其他政府机关团体亦积极配合夜校工作的开展，夜校所教授内容根据当时当地的特点进行补充添加，做辅助教育之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1933年颁布了《夜校办法大纲》，于1934年重新审订颁布的《夜学校及半日学校办法》，发布《业余补习学校的办法》及其所附《识字班办法》等对社会教育工作进行指导。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1934年重新审订颁布的《夜学校及半日学校办法》中要求各政府机关、群众团体、俱乐部、工厂等皆须出资创办夜校或半日学校，夜校、半日学校的功课，除采用教育部编印的各种课本外，必须采取带有地方性和时间性的资料做辅助性教材。
中共非常注重女性的社会教育，在提升女性社会地位和争取女性解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1928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的公开信，信中指出“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与男子一切平等”。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中宣布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早在1929年7月，“毛泽东向红四军军部驻地闽西连城县新泉村的共产党支部建议在新泉村办一所工农妇女夜校，组织妇女学政治、学文化，使妇女同男人一样接受革命道理，参加革命工作。”
同年7月，新泉工农妇女夜校开学，夜校设政治课、文化课和军事课，政治课讲授马列主义常识、中共政治纲领和革命主张，文化课结合识字教育，学习革命道理和农村实用科学知识，军事课学习红军打仗的战略战术等。至1929年底新泉工农妇女夜校的学员已增至100多人。
识字班的教员由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小学教员，以及当地工作的党员担任，上课时间安排尊重多数妇女的意见，彼此商讨，共同决定。通过接受社会教育，妇女思想政治觉悟和知识文化水平均得以提升，其从封建社会的神权、族权、夫权禁锢中逐渐解放出来。很多妇女积极参加到赤卫队的工作中，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支重要力量。女性社会教育亦为革命工作培养了储备干部，如六安县六区开办的女子识字速成所，学生有30人左右，学习时间为3个月，要求每个学生识1000字，毕业后分配到区、乡、村苏维埃政府当干部。
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保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的训令》中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以保证妇女权利。为了提高妇女的政治文化水平，各级文化部应设立妇女半日学校，组织妇女识字班，也可以办家庭临时识字班、田间流动识字班，由政府干部、群众团体干部和当地学校教员担任教学工作，这些识字组和劳动妇女代表会议以及妇女学校、俱乐部对妇女进行政治教育，号召她们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参加革命战争。”
1932年7月2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保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的训令（第7号），其中提到：“为提高妇女政治文化的水平，各级文化部应设立妇女半日学校，组织妇女识字班，可办家庭临时训练班，田间流动识字班，教员由政府及各地学校教员及群众团体的干部来担任。”
在少数民族地区，苏维埃政府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及当地女性的实际情况，开设适合少数民族教育实际的训练班，如广西右江东兰县苏维埃政府分别设立开办“妇女训练班”和“瑶族训练班”，两个训练班共培养革命骨干200余人，促进了右江县妇女工作和瑶族地区革命工作的开展。
1934年春，江西县在第一次教育会议提出：“各级教育都要特别注意妇女教育与妇女干部之培养。为了吸收广大妇女参加夜学，识字班及俱乐部的工作必须开展反对‘婆婆禁止媳妇’‘老公禁止老婆’参加文化教育工作的斗争。”
在政策的支持和女性高涨的学习热情推动下，女性社会教育在苏区得到了大力发展，据《红色中华》报道，1934年仅在兴国县内就有“1000多个夜校，在16000名学生中，妇女有11000余名，妇女识字组有15300余名，占兴国全县识字组组员的60%”
。
除政治文化的学习外，女性社会教育亦教授女性以算术、看护、卫生健康、生活相关等知识，并注重女性职业教育的开展。1932年3月，湘赣省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文化与卫生运动决议案》中提出，要“实行女子在教育上与男子平等，要求各地开办女子工厂、女子职业学校、女子半日学校”
。同年7月，湘赣省妇委书记联席会议又通过了《全省妇女冲锋季工作计划》，其中规定：“每个大的县须开办一个女子职业学校，以增加妇女的职业技能。”鄂豫皖苏区红32师在金寨县南溪开办女子职业改进社，课程安排为政治课与文化课，每天每课各一节。其余时间开设缝纫、纺织、染色等生产技术课。
“1932年湘赣省开办女子职业学校3所，妇女半日制学校30余所。”女性职业教育受到重视，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女性掌握了更多的劳动技能，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提升。
女性社会教育工作主要是由各乡的群众团体来组织，充分利用社会教育机构和社会教育资源积极开展女性社会教育。李伯钊在《红色中华》中对提高妇女文化水平作了这样的论述：“女性社会教育由雇农工会、贫农团、俱乐部、互济会里组织识字班、读报团或短期的夜课学校来开展。发动附近乡村的青年妇女来识字，或由俱乐部召开常识问答晚会，使妇女们在这些文化教育活动中来认识革命的任务和提高她们对政治问题的兴趣，帮助她们工作的进步。”
中央苏区社会教育开展方式灵活多变、形式多样，施教方式依据苏区具体实际进行不断调整，具体有俱乐部、读报团、剧团、演讲、画报、壁报、歌咏、半日班、图书馆等。1929年6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在向省委的报告中指出，宣传工作方面可采取的方法有群众大会演讲、化装演讲、组织宣传队深入群众中演讲、画报、壁报、歌咏、标语、浅显宣言。
1928年湘鄂赣苏区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政纲》中指出“文化教育方面的相关条文为废除封建礼教、封闭一切反革命学校、开办补习班、半日班、图书馆、俱乐部进行革命教育。”
1930年颁布的《文化教育问题决议案》中指出：“需建立俱乐部、书报社、新剧团等各种文化团体，组织宣传队、扩大口头宣传，各区乡设立通俗讲演团，经常派出做革命理论演讲和政治报告，进行识字运动，组织十人识字团，农民识字所等。同时规定县、区政府应经常召集各学校教职员和各文化团体干部开会，讨论教育工作和文化工作。”
共青团闽西特委于1930年9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此会议通过的《农村青年工作问题决议案》中提出：“今后应加紧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文化方面要建设大规模的俱乐部、新剧团，在青年群众逢有集会时便应组织谈话会，研究共产主义。”
1931年鄂皖边召开各县苏维埃联席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文化教育问题草案》，其主要内容为：“加紧苏区的文化教育运动；健全各级文化委员会；确定教育经费，翻印和采办各种课本，鼓励儿童自动入校，加紧妇女教育；建立俱乐部，游艺室、读报班、识字班、赤色体育会、平民学校、农村半日学校、工余学校、通俗讲习所、唱歌队；组织反宗教大同盟，从教育上彻底破除迷信；规定教师的伙食薪资，提高教师生活，多写标语、口号，扩大政治影响等。”
1932年闽浙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文化工作决议案》，对社会教育的开展作了部署，即“要普遍建立各乡俱乐部、开展识字运动、扫除文盲、建立墙报、普遍建立读报工作、加强群众的阶级教育，揭发反动宣传、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知识的传播运动、继续不断地进行反对封建迷信的斗争、发动群众经常开展体育运动、建立革命纪念馆、普遍建立学校和夜学、编印列宁师范和列宁小学的教科书、吸收青年工农群众参加各种文化教育工作等。”
俱乐部是苏区社会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俱乐部虽然也承担了消灭文盲的教育任务，但其主要任务在于广泛开展各种群众文化活动，以此活跃群众生活，“其是以政治动员为中心工作”
。俱乐部的工作被认为是“文化工作的最主要部门”，是“最易于团结群众、鼓励群众、教育群众”的文化机关。
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于1934年4月制定的《俱乐部纲要》中指出：“俱乐部的一切工作，都应当是为着动员群众来响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每一号召的，都应当是为着革命战争，为着反对封建及资产阶级意识而战斗的。”
俱乐部的工作开展富有成效，其设置标准为每1000人应有一个俱乐部，到1934年9月发表于《红色中华》的《苏区教育的发展》一文对中共苏区的江西、瑞金、福建、鄂赣等地的俱乐部数量进行了统计，共建有俱乐部1917个，参加俱乐部文化生活的会员约有93000人。
读报团是社会教育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教育形式。读报团通过宣读报纸内容，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对于不识字的群众来说，参加读报团是最简单且易接受的教育形式。1931年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发布的《关于组织读报团的通知》中指出：“读报团是目前群众工作中的主要工作之一，读报团的任务就是把一切宣传品的文字宣读给不识字的群众听，使政府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以及目前的政治消息能为群众所知。读报团以乡为单位组织，县、区各机关也要建立读报团的组织，把公差、伙夫等不识字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指定专人为他们读报。”
1936年冬学运动首次在陕甘宁边区开展。1936年12月13日，共青团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部在《红色中华》刊发《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对冬学的具体实施做出详尽规定，“要求各级教育部与各级团组织应立即抓紧开展冬学运动、有计划地开办冬学师资训练班，以解决冬学教员问题。建立小先生制，冬学教材为《看图识字》《儿童读本》《简易的写法》《政治读本》。冬学的形式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而定，开展冬学竞赛运动。”
这是冬学第一次在根据地的开展，也是中共在毛泽东带领下，转变“左倾”主义作风，将革命重点转向农村后的社会教育的新举措。冬学是利用农民冬季闲暇时间对其实施教育的一种方式，这种结合各地乡村教育实际的新举措，在此后成为社会教育开展的重点，为培养革命力量、团结乡村群众、促进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更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其他新建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开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共产党人及先进知识分子一直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教育界，先进学者们积极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教育实际相结合，立志于探究出符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并以此来指导教育实践。杨贤江、林砺儒、钱亦石、张栗原、蒋径三、李平心等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们在当时极为艰难的时局中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相关理论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新教育运动中许多教育学家的理念也给根据地社会教育工作者以一定启发，如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以及“小先生制”；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等合理且符合根据地社会教育实际的教育思想。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创立都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哲学对社会教育起到了最根本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即人们对整个世界根本观点的理论体系，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科学的概括与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教育的指导首先表现在它给予社会教育以世界观和一般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普遍、最伟大的认识工具，世界观将决定着总体前进的方向。”爱因斯坦曾说过“认识论要不与科学接触，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要是这真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排除社会教育工作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干扰的思想武器。列宁曾指出：“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面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社会教育工作者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避免和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才能抵制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才能为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社会教育做出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正确指引。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被提出，获得全体代表的一致通过。从那时起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中共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在此之前就被运用于指导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共许多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思想具体体现在毛泽东本人的多本著作之中，作为指导根据地社会教育的教育思想亦然。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伴随历史发展不断总结和提升。体现毛泽东指导根据地社会教育事业的相关著作有《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别了，司徒雷登》《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新民主主义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论联合政府》等。
根据地时期中共所制定的教育目标即要实现新民主主义教育。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要实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并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即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具体到社会教育方面，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客观真理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教育是属于大众的，是要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所服务的。”毛泽东教育思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育原理对中国长期教育实践进行指导，形成了一系列独创经验的理论概括，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根据地具体实际的中国教育理论原则和中国教育经验的总结。“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教育是上层建筑中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
他进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教育包括在文化中，文化教育受经济基础发展的制约，其是要为经济基础服务，文化教育适应经济基础发展时推动促进其发展，而当文化教育发展不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时，则会延缓经济基础的发展。社会教育作为根据地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也必遵循这样的规律。只有符合根据地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教育实际的社会教育才会取得预期效果。“在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况和革命的任务决定整个文化教育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根据地社会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如超越了当时的经济基础，就可能会犯“左倾”主义的错误。根据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实施与根据地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教育。“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一定形态文化的，然后一定形态的文化又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不能孤立地看待教育问题，要把教育与当时的革命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整体关系中去研究教育问题。把教育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统一部署，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使教育为实现政治目标和发展经济而服务。
教育工作由中共领导，这是根据地时期社会教育的显著特点。社会教育的方针政策依据当时根据地的经济基础来制定，符合政治、经济发展需要的社会教育对政治和经济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此外，根据地的形势随着战局变动而不断发生变化，中共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对教育方针和政策进行相应调整，用文化教育“唤起群众”。“一定的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观点，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和政治、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亦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
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教育原理的核心内容，亦是中共领导的社会教育一直遵循和发扬的光荣传统。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劳动，通过社会教育指导根据地民众进行生产劳动，可不断充实丰富战争所需的物资，并可不断提升根据地民众的生活水平。劳动与生产教育相结合是根据地教育的最大特色，根据地社会教育是使民众不脱离生产的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将生产劳动的相关内容融入教育具体实施安排中，这是根据地社会教育成功的基础和根本。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泽东将马克思教育理论中关于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置于中国实际的思考所得。自苏区社会教育至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再到解放区的社会教育，中共社会教育指导方针一直强调要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其在社会教育内容中是贯穿始终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34年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即“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
“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民族自尊心”
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符合根据地时期革命和生产的需要，根据地时期的社会教育将教育与当地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相结合，这是对马克思教育理论中“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是建立在大生产基础上的”思想的一种变通，是符合中国当时教育实际的正确选择。根据地社会教育中的春耕运动，教授群众以农业相关知识。民校中教授内容与劳动知识相结合，鼓励群众在做中学、在学中做，不仅提升了群众的文化知识，且在生产劳动中将更多符合群众实际需要的劳动知识传授给他们。苏区和陕甘宁边区从创办社会教育伊始就提出教育要结合战争、生产、群众运动和家庭劳动等方式。
抗日根据地对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普通中小学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革，“把指导战争和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列为课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面发展的基本含义和本质特征是体力和智力统一的多方面的发展，也就是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的劳动能力和生产才智的多方面的发展。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离不开群众，群众是受教育者，并且是根据地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立党根本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在团结群众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
为了提高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必须要发展好文化教育事业。群众路线就是要尊重群众的需要和愿望，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具体到社会教育方面，就是要根据当地群众之切身需要，所处环境之实际，对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等进行符合群众要求之安排。根据地社会教育是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是属于群众最迫切需要的教育。“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教育是面向全体人民大众，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先强调：“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因而无产阶级的文化教育是要遵循阶级路线的，教育是要为人民群众所服务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始乡村平民教育实验，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的平民普遍具有“愚、贫、弱、私”四大“疾病”。虽然只有简单四字，却将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状况描述的精准到位。晋察冀边区建立时，所面临的教育背景即为如此，乡村接受过教育的人口少之又少。1940年7月5日，《新华日报》报道：“文盲在晋察冀边区，多少年以来，都是占着90%以上的绝对多数。边区的人民，连小学教育的程度都很少人享受过。”
在阜平、灵丘、黎城、武安等县的荒僻山沟里，一连几个村庄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农民写一张文契、一封书信，要跑到一二十里外的地方去求人。
因为缺乏文化科学知识，乡村中封建迷信盛行，如晋县“民性守旧，国历虽颁，而民众依然奉废历为圭臬。”高邑居民“见闻不广，失之固陋，而淳谨朴讷，犹存敦庞忠厚之风。务本力田，衣食粗恶，长于保守，少进取性……惟社会迷信，积重难返。如延巫觋、作佛事以及建醮演剧、迎神赛会，虽所费不费亦不惋惜”
。这样的状况普遍存在于山西抗日根据地所辖乡村，因而以提升农民文化知识水平、培养思想政治觉悟、提高生产劳动技能为教育目的的社会教育成为根据地建设中最迫切和最重要的工作。
根据地建设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诸多方面。社会教育作为根据地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其革命意义十分重大。根据地社会教育是不脱离生产给民众以教育，是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且不妨碍生产的一种教育方式。社会教育不只是教授农村民众学习识字，还要通过教育，启发和培养民众的民族革命意识，传授民众以民族自卫战争中所须的理论和技能，发动乡村民众积极参与救国行动。通过在根据地实施社会教育，广泛深入地进行政治教育与战争动员，以此提高根据地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使根据地群众自觉自愿地参加到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中去。中共在根据地进行的建设包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将旧中国改造成为新中国，需要根据地民众的积极配合和帮助，其内容包括扩充人民军队，这就需要社会教育宣传和动员劳动人民积极参军、送子弟参军；军需物资需要广大劳动人民供给；战斗、后勤、站岗、放哨、抬担架、运弹药需要群众支前；军队建设、政权建设需要大量干部；工业、农业、商业及经济文化建设需要大量人才。而这些需求的实现均与根据地所实施的社会教育密切相关，社会教育涵盖范围广、内容丰富、施教形式灵活多样，其进行深入地政治教育和战争动员，培养和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自觉与阶级觉悟，使其自愿参加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各项建设。通过文化教育，提升根据地民众文化水平，为根据地建设培养出大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以及大批军队、地方政权急需的各类人才，这是中共取得抗战和解放战争胜利所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