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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国民党推行“对日妥协”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并建立伪“满洲国”，随后又开始侵略热河省。1932年初，国民党形成了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以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局面。虽然暂时缓解了矛盾，但各派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依旧持续。在中央有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权力之争，在地方则有各个割据势力的相互争夺，国民党表面上统一，实则暗中分裂局面依旧。1933年5月31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与中国代表熊斌签订《塘沽协定》，此协定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地区的掌控，并把冀东地区置于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随后日军逐渐将华北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为实现侵占华北的目的，日本又蓄意制造了一系列事件。1935年5月29日，驻扎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借口中国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并且天津有两家汉奸报社的社长被暗杀，日军以此为借口诬蔑此系列事件是中国政府的排日行为，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要求，命其撤回驻河北省的国民党党部及军队，并提出了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及其活动的无理要求。1935年6月10日，何应钦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指示，决定接受日方的武力胁迫，《何梅协定》就此签订生效。如此这般丧权辱国之协定实际上就是把河北省主权拱手让给贪婪的日本侵略者。之后，日本又制造了察哈尔事件，意图将察哈尔亦纳入其统治之下。
华北事变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国共之间的矛盾以及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次要矛盾。1935年6月27日，秦德纯在日本政府的胁迫下签订了《秦土协定》，至此，以《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日本实现了侵占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目的。此后，日本加紧了侵略步伐，开始积极策划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等华北五省脱离国民政府的管辖。1936年1月13日，日本政府制定的《处理华北纲要》中规定，日本对华北自治“指导”的重点要放在财政经济（特别是金融）、军事和对一般民众的指导方面，并抓住大局，“以依靠私人资本自由渗入为原则，指导方式须体现共存共荣的原则”
。1936年8月11日，日本外务省制定了《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1937年2月5日，蒋介石确定了解决时局的五项方针：“一、对内避免内战，然而一遇内战，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二、政治、军事仍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是说抗战。四、加深军队之训练。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
此后，毛泽东在1937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谈到“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从局部联合走向全国联合而形成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日本于1937年2月20日颁布的《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对华北经济做出了具体的指示，如“华北经济开发的目的，在于一面使私人资本自由参加，以扩大我方权益，一面也诱致中国资本，形成以日人和华人共同一致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日华不可分割的情况。特别是在国防上必需的军需资源（铁、煤、盐等）的开发，以及与此有关的交通、电力等的设备方面，有需要时，应投入特殊资本，力求其迅速实现。”
山西因所处战略优势成为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最佳之选，毛泽东曾说过，“山西将成为主要的根据地”“华北是游击战充分发展的地区，是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榜样’”。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在敌人后方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游击战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根据地的任务。”
1937年9月20日，毛泽东做出了游击战争应当在敌人之侧翼和后方开展，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区，对占领着中心城市和要道的敌人进行包围的指示。
山西山区较多，如晋东北有管涔山，太岳有两条山脉，晋东南有太行山，这样的地理位置对八路军开展游击战是极其有利的。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八路军的任务是要发挥独立精神，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敌人争夺山西全省大多数乡村使之成为游击根据地，要动员发动群众，不断壮大自己，最终取得胜利。
自平型关、雁门关战役后，华北敌后战场的局面被打开，中共在此后的战斗中逐步拉开了在山西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序幕。
中共中央于1937年洛川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并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937年10月22日，八路军总部决定第115师一部在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下，以晋东北五台山为中心，在晋、察、冀边境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0月27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咀镇建立。“11月，晋察冀边区已初具雏形，在晋东北和冀西的30个县、冀中的20个县和察南的4个县中，地方性的动员委员会和各种初级组织十分活跃”。
晋察冀边区在1938年2月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时，其辖区仅限于正太、同蒲、平汉、平绥四条铁路之间的山西东北部，察哈尔南部和河北西部山区、半山区以及冀中平原地区。后来随着形势发展，形成以山西、察哈尔、河北三个省的边陲地带为中心，扩展到包括绥远、热河、辽宁的部分地区。
1945年11月中旬之后，晋察冀边区所辖区域有热河、察哈尔2个省政府，冀晋、冀中、冀东3个行署，1个直辖市，22个专署，164个县，27个旗，4个自治区（县）面积达3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将近4000万。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位于华北腹地，与北京、天津等城市接壤，其范围包含了以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地带为基本区域的广大地域。所辖区域之北与绥远省东部、察哈尔省北部、热河省北部和辽宁省西部相接，东、西、南三面分别以津浦、同蒲、正太、石德铁路线为界，毗连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地理方位来看，晋察冀边区西部为太行山山峦地带，北部为燕山山脉，东部为冀东、冀中平原。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所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物产亦极为丰富。盛产粮食、棉花、盐、煤、铁等物资，人口密集。其地处中国内陆，深受传统农业文明的影响，现代思想文化传播的基础相对较弱，加之西方新思想、新文化传播到中国不足百年，即使新文化与新思想已开始在中国发展，但因其尚处于萌芽阶段，很难与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相比，故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十分有限。尤其民国以来各路军阀为了互相争夺权力，彼此间相互封锁，致使晋、察、冀三省几乎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在边委会成立之前，三省是异常隔阂的，单单就经济的流通一方面来讲，河北票子流不到山西，山西票子也流不到河北，大家能够记忆的是那时晋东北的棉花、布匹、物品的恐慌几乎达到了极点；同样，冀西的粮食恐慌也很厉害，三省民众互相存在成见，山西叫河北人‘侉子’，河北人叫山西人‘老西’，是很普遍的。”
据蒋善国1935年在距北京约100里的涿县西部山区野三坡调查，“居民系避明末之乱而迁居此处的，生活俭朴，衣食粗鄙，勤苦耐劳，男女共同操作，不尚交通，非有迫不得已时，绝不出山。因为见闻不广，耳目锢蔽，只有墨守成规，毫无改良思想。现时该处男子未剪发者，尚居半数，妇女均缠足，其头足之装饰甚古，……居民迷信甚深，只奉佛教，排斥异教。教育虽有学校，亦甚幼稚，课程不外《三字经》《百家姓》等书。”
晋、察、冀三省地处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封建文化向来发达，民众生活行为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传统思想为准则。乡村教育多以私塾为主，而家境贫苦的儿童根本没有条件进学堂读书，这样的状况造成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为文盲或半文盲。“冀东、冀中平原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工商业发达，农村教育基础较好，文盲半文盲尚占总人口的80%。冀西、晋西北、雁北、冀南、平西等山区，土地贫瘠，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就更大，学校更少，许多村庄甚至连一个识字的都没有，广大群众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
晋察冀根据地学校教育发展较为落后，以崇礼县为例，直到1906年才由教会办起了一所小学，学生只有50余人。1934年，全县办起国民小学58所，其中国民高小2所，国民初级女子小学1所，国民初级小学55所，共有学生1925人，全县人口有67445人，平均每万人中有初级小学生242人，高小学生44人。
晋绥抗日根据地包括晋西北、晋西南和绥远大青山（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三个地区，东西横跨500余里，南北纵长2000余里，是中共在华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是日军侵略山西的前沿战场。根据地东面连接同蒲铁路、平绥铁路，与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相连；西面紧邻黄河，与一河之隔的陕甘宁边区相望，是陕甘宁边区重要的保护屏障；南至汾河、黄河三角地带的山西芮城黄河渡口风陵渡；北迄大青山至绥远省的百灵庙、乌兰花一带，与蒙古大草原接壤。晋绥抗日根据地山川秀美，所辖区域内有吕梁山、管涔山、洪涛山、云中山、大青山等山脉，河流有桑干河、汾河、蔚汾河以及大黑河等河流。群山连绵，河山交错，山地、丘陵居多，同时亦有平原、盆地及草原。晋西北地区地势较高，气温偏低，十年九旱，农作物多为莜麦、谷子、马铃薯、胡麻等耐寒杂粮作物，因其地理条件较为恶劣，土地广种薄收，地广人稀。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与中共地方组织、山西新军部队和统一战线组织“战动总会”“牺盟会”等一起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并从晋西北出发到达绥远，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晋西北、晋西南、绥远大青山这三块地区一同构成了晋绥抗日根据地
。其所辖区域内大部分为汉族，绥远境内有蒙古族，亦有回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晋绥抗日根据地条件艰苦，经济文化水平落后，社会风气不良，所辖区域内文盲众多，文盲总数占到了总人口的90%左右。
学校教育发展落后，以小学教育来说，如偏关县1934年统计，全县有男学龄儿童3568人，入学1499人，入学率42%，部分村庄据统计女学龄儿童1785人，入学268人，入学率仅20%。并且学校都是为有钱人家子女开门的，穷苦人家子弟入学的很少。
这组数据中入学儿童大多是家境尚可者，绝大多数的贫家子弟根本没有机会踏入学堂。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包括山西省东南部、河北省西南部、河南省黄河以北西部。太行山纵贯南北，黄河襟带南面。
太行山海拔一千五百米至两千米，古称“天下之脊”，山高崖险，峭壁如林，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战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是从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后开始的，是由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等抗日武装开辟的，由晋东南、冀南、豫北三个战略区组成，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所在地。太原失守后，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命令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区，开辟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13日，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讨论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全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以前，根据中共北方局决定，成立了中共冀豫晋省委，书记李菁玉要求省委同一二九师师部结合，共同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冀豫晋省委和一二九师师部召集辽县、和顺、昔阳、平定、井陉、元氏、赞皇、临城、内邱、邢台10个县的区委以上干部开会，讨论和研究了建立根据地有关问题。这几次干部会议，对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1938年1月初，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等率6个连兵力组成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平原。1939年5月中旬，冀鲁豫支队挺进鲁西南地区，痛击挑衅的芦翼之部，消灭其武装1800余人，在曹县、定陶等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同年年底冀鲁豫支队由4000余人扩大到7000余人，同时又组建了豫北大队、独立大队和若干县区武装。
1940年，冀鲁豫边区党委和冀鲁豫军区先后成立，王从吾任书记，黄克诚任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委员。1941年1月，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正式宣告成立，所辖3个专区15个县。至此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归于统一，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