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前山西社会教育鸟瞰

一、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态

第一，自然环境。山西地处华北地区，引其于太行山之西，因而谓之山西。其所在坐标为北纬34°34.8'-40°43.4'和东经110°14.6'-114°33.4'之间，位于华北平原西侧山地，属黄土高原地貌。山西周围有山川、河流环抱，东有太行山，与河北接壤，西有吕梁山，与陕西隔黄河相望，南与河南毗连，北与内蒙古相接。方显廷对华北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做过精辟总结，即“试览我国已往史乘，凡能征四裔，辟疆园，御外寇，守本土，未有不争幽燕者也，争幽燕者，争其地形，争其交通也，幽燕一失，纵成偏安之局，鲜能有延国柞图长久者。” 山西抗日根据地是华北区域重要的根据地，其所处的华北革命根据地占据着大青山以南地区，总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位于黄河之东，占据黄河中、下游流域，山海关和渤海以西，陇海路之北，所辖区域包括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山东五省以及北平和天津。华北根据地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谓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西接陕西、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北连吉林、热河、辽宁、黑龙江，往南则与江苏、安徽接壤，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农副产品以小麦和棉花为主，矿藏资源非常丰富，主要为铁矿、煤矿资源，其亦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

山西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根据西侯度文化和丁村文化遗址判断历史起源可追溯于旧石器时代。此后尧、舜、禹均在山西境内建立都城。历经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即使朝代不断更替，山西在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从未改变过，被誉为“华夏文明摇篮”，并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美誉。山西素有“表里河山”之美誉，其山川俊美、河流婉转。山西的轮廓像一个南北间距较长，东西间距较短的不规则四边形，总面积为15.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63%。其所辖区域内有太行山、吕梁山、五台山、恒山、太岳山、中条山等山脉名川，可谓群山环绕。“平均海拔南部约830余米，由北渐高至1666米。” 境内有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长治、晋城、阳泉、寿阳、襄垣、黎城等盆地。山西省境内山水环绕，最大的河流为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全长694公里，流经忻州、太原、晋中、吕梁、临汾、运城6市29县，流域面积39721平方公里。 除汾河外，山西省境内还有桑干河、漳河、昕水河、丹河等大小400余条河流。

山西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位于大陆东岸中纬度内陆地区。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春季风沙多，夏季南长北短，秋季较为短暂，冬季漫长，气温偏低，全年境内日照充分，气候干燥，北部缺水易干旱，灾害天气较全国其他省份偏多，自古就有“十年九旱”之说。水资源主要依靠当地降水补给，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不同区域的水资源亦分布不均，总体由山西的东南部向西北部递减。 如太岳、太行地区位于东南部多雨区，年降水量在600毫米以上，而位于北部的大同等地年降水量则在400毫米以下了。 山西矿产资源丰富，具有资源优势的矿产有煤、煤层气、铝土矿、铁矿、铜矿、金红石、白云岩、耐火黏土、灰岩、芒硝、石膏、硫铁矿等13种。 其中，煤炭保有资源储量2767.85亿吨，煤层气保有资源储量1825.16亿立方米，铝土矿保有资源储量14.16亿吨，此外，锰、银、金、石墨、膨润土、高岭岩、石英岩（优质硅石）、含钾岩石、花岗岩、沸石10种矿产资源储量也较丰富。 山西煤炭资源储备量为1270吨，占全国的50%，主要分布于太原、寿阳、孝义、介休、潞安、阳泉、平定、富家滩、轩岗等地。 山西南部和东南部为夏绿阔叶林或针叶阔叶混交林分布区，中部以针叶林及中生落叶灌丛为主，夏绿阔叶林为次分布区，北部和西北部是温带灌草丛和半干旱草原分布区。 山西省植物资源丰富，主要出产黄芪、连翘、甘草、党参等药材。

第二，人口。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晋、郑、齐、宋、卫等国）所辖华北区域在全国来看为人口数量集中的区域，公元初年黄河中下游流域人口就已达到全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 作为历史上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华北区域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山西人口发展与历朝历代的社会动乱及变革密切相关。从整体上看，人口处于一个较为缓慢增长的过程，具体到每个朝代的动荡与变革之时，所处区域的人口数量会随着战争、自然灾害的到来而降低，这是无可避免的客观状况。1393年山西布政司使所辖面积146448平方公里、人口数为4072127人、人口密度为27.81%，全国人口为60545812人，平均人口密度为19.07%，此时山西人口密度高于全国人口密度8.74个百分点。 1578年，山西人口数为5624352人。 从宏观上来看人口数是增加了，但在具体的历史阶段中，如从西汉末年到明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总数与全国人口数量变迁的变化是一致的，即虽然数量存在起伏，但是其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却是逐渐在下降的。 明末清初时，华北地区除经历战争外，旱涝灾害频发，可谓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民户凋耗，十室九空”。表1.6以山西洪洞县为例，户均人口数从1579年的7.89减少为1648年的4.11，从这项数据的变动可知当时人口数量减少迅速之状。

自清代开始人口数量开始大规模增加。这是由于清朝创立之初，社会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战乱摧残，全国人口伤亡总数激增。而后清朝统治者开始实施促进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的政策，如实施了“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鼓励开垦荒地”“恢复屯田”“招集流亡”“治理河患”等政策，人民生活逐渐稳定，全国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此外，由于清政府实施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以1711年全国人口数为基准，此后达到成丁年龄者均不承担丁役）和“摊丁入亩”，此项举措推行了单一的土地税制，取消了贫苦大众身上的“丁役”负担，使得大量的隐匿户口“现身”。 在清朝政府多项举措的带动下，华北地区的人口数量开始大幅度提升。具体情形可见于表1.7。

清朝初年为鼓励生产，促进经济繁荣，清政府推行了“摊丁入亩”和“滋养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经过长时间休养生息的稳定发展，到1877年即光绪三年，人数达到16430000人。 再之后，华北历史上出现了重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致使华北人口剧减，山西和河南两省最为严重，1883年时，山西人口已经减少到了10744000人，死亡和逃难人数众多。 “丁戊奇荒”晋豫重灾州县人口损失如表1.8所示。到1911年，人口继续减少，降到10099135人。 1912年时，山西总人数为10081896人，之后人数又出现了先增后降再增又降的趋势，至1937年时山西人口总数为11601026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山西人口数为12240000人。

第三，乡村政权。中国基层的政权组织建构起源于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之后随着历史发展与朝代更迭，政权组织逐步发展为完备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至民国时政府推行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改革，施行村制，村制的推广尤以山西最好。1918年，山西省政府下令在全省范围内编定村制，要求“凡村内居民，以25家为一闾，以至少100户为一村，不足百户的，联合编制为联合村，有主村、附村，每村设一村长，附村设村长副。村长由选举产生，报县知事委任，任期一年，年龄在30岁以上，诚实、公正、有文化并分别有资产1000元和500元”。 对于村长的职责规定为“承办行政官员委托，办理传布及进行事项暨本村民之公意，陈述利弊并办理职务内应报告及特别发生事项”。 此后又在政权组织内增加了庄长和街长，经过逐步发展，乡镇闾邻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在华北农村建立了起来。

第四，农民生活的艰辛。由于军阀之间战争频发，战事持久不断，政府对乡村民众的剥削和压迫不断增强，给乡村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痛苦。阎锡山掌管山西时苛捐杂税总计30余种，民众怨声载道。更甚者冀西居然征缴未来4年左右的田赋，这种敲骨吸髓般的压榨使农民背上了极为沉重的负担。乡村中，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土地较为集中区的地主占20%以上，甚至有的地方不到10%的地主竟然占有50%以上的土地。在土地相对分散的地区，如晋东南阳城、平顺、壶关、晋城等县，地主占7.5%，占有土地为20%以上。 并且山西匪患不断，农民经常受到土匪骚扰，在多重压迫、多重苦难的生活背景下，乡村大批农民的生活难以为继。

第五，教育状况。抗战前的山西由阎锡山长期统治，交通闭塞不便，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穷困苦。农民文化水平低，封建意识根深蒂固，迷信鬼神，守旧且愚昧。农村的文化教育水平很差，文盲占总人口的90%左右，如临县文盲占人口数的95%，保德占83%， 有的地方甚至全部为文盲，占到总人口的99%。 山西地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兴县，私塾发展较好，在清朝涌现出不少科考榜首和帝王的老师，正因为有如此浓厚的文化传统熏陶，全县人民受教育的热情相比其他地区要强烈许多。但私塾是私人办学，教授内容及科目遵循传统念经式的教育模式，其乡村除了私学外，无政府兴办之学校。以沁源为例，其属山区，森林覆盖面广，交通不便，因其地域的特点，村庄与村庄之间路程遥远，山区耕地面积较小，土地较为贫瘠，生产落后，农民生活水平较低。在文化教育领域来看，则是相当落后。抗日战争爆发前，沁源县的教育机构主要是私塾，学校少，入学率很低，农民则更无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文盲占比非常高，尤其是在偏僻的山沟，情况就更糟了。“一连几个村庄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写一张文契、一封书信，要跑到十里以外的地区去求人。”由于民众缺乏文化科学知识，封建迷信的活动便大行其道，“神婆、神汉、阴阳先生、相面算卦先生不乏其人”。这样的状况下，人们的思想更加愚昧。为了向乡村的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反抗日本侵略者，则需要对乡村的民众进行教育，唤起其民族与国家之意识，激发其爱国之热情，使其积极投入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中来。

第六，技术作物的种植。近代山西大量种植罂粟和棉花。华北地区是中国近代以来集中种植罂粟面积最大的地区，在山西更是如此。“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余无县之。” 由此可知，山西种植罂粟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太原167村，共种土药4535亩7分。榆次150村，共种土药3013亩7分。交城145村，共种土药5096亩7分。文水175村，共种土药4302亩5分。代州194寸，共种土药5096亩7分。归化161村，共种土药4885亩1分。” 如此大范围、大面积地种植罂粟着实惊人。究其原因在于种植罂粟可获取暴利，造成了民众争相种植的风气，罂粟大面积种植致使民众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棉花作为技术作物在山西的种植面积亦居于前列。山西棉花种植数量增长与近代工业兴起直接相关，农村种植棉花的人数起初并不多，仅依自家消费用量种植，后由于近代工业对棉花需求量急速攀升，作为经济技术作物的棉花，其市场价值自然要高于其他作物，因而吸引诸多民众种植。如表1.9所示，仅1914—1915年一年的时间，棉花种植面积就增加了3559千市亩。

二、阎锡山的社会教育理念

阎锡山（1883—1960），山西省五台县人，1902年进入山西武备学堂学习，1904经选拔入日本振武学堂留学，1905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1909年毕业回国。1910年任山西新军第86标标统，1917年北洋政府委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任省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投靠蒋介石集团，任国民政府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统治山西近40年，他将山西打造为民国的模范省。阎锡山在任期间关注山西教育发展，将教育事业纳入其“用民政治”的有机系统，阎锡山对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究其社会教育理念的形成，主要与尊崇儒学、尤重宋明理学相关。

阎锡山尊崇孔子，并将孔子的教育思想吸纳融汇到自身的社会教育思想中。阎锡山青年时代世界局势发生巨变，他认为如果西方军队能听从中国圣人的教导，就不会发生战争。因此他对民众道德层面的教育关注尤为强烈。他赞赏孔子所尊崇的仁爱思想。虽然孔子的教育理念中包含着诸多有益内容，但其本质是为特权主义服务的，是从道德层面上教育领导民众的一种理念。阎锡山作为山西最高统领，选择孔子的教育理念运用于自身的社会教育理念中也是无可厚非的。对民众进行教化时，阎锡山从道德层面对民众进行教育，他指出人生而向善，人们的情感和欲望必须服从做人的良知。阎锡山遵从孔子教育思想，在每个城镇建立了“洗心社”，要求官员、地方士绅以及年纪较大的学生参加，在“洗心社”中每个人都肃立着，并高声坦白着自己过去一周内所犯下的错误，并请别人对自己进行批评。 这其实就是社会教育的一种施教方式。此外，阎锡山还在各乡村发动“村村全好”的“好人运动”，通过这样的方式教化民众向善，培养其高尚的道德品质。其实这样的施教方式已经带有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所宣传的“新生活运动”的意蕴了。但不论是“洗心社”还是村庄中的“好人运动”，最终的教育效果还是达到使民众完全服从阎锡山的意志，在这一点上再次解释了为何阎锡山如此偏好和尊崇孔子的教育学说。

阎锡山的社会教育包含“良知”的指导思想，这亦与其尊崇孔孟之道密切相关。他认为民众一定要有良知，强调社会教育要施教于民，则一定要做到“适中的教育”，即启发受教育者“自觉自强自动”的内心，“人有两个心，一个是内心，一个是外心，内心是所谓的道心，外心是人们平常所说之心，这两心谁的作用大、力量大，就出现力大一方的性情”，只要道心向外通外心，外心向内通道心，就可以达到中和的状态了。这样的社会教育是要实现“为人做好人”的教育目的。

三、阎锡山的社会教育实践

阎锡山将社会教育理念贯穿在他的教育体系之中，为传播他一直重视的社会教育思想，他免费发放《村长须知》《商人须知》《人民须知》《家庭须知》等大众读物于民众；并要求官员、教师、学生等宣讲团队以各种形式深入民间讲演，将各种须知读给不识字的民众听，以此扩大教育效果；张贴大量宣传标语、公告等进行辅助宣传；出版大量报纸，如发行以《村话》为名的农村日报。阎锡山还率先在全国推行国语与注音字母，大力发展社会教育中的民众教育馆，1929年山西省社会教育机构数量达到12291个，位居全国第一，接受教育的人数为210386人，居全国第二名，教师人数为17411人，居全国首位。 社会教育的实施，有效地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安定，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用民政治”的推行，实业计划的实施促进了山西教育的发展。 抗战时期开展社会教育的条件与环境逐渐变差，阎锡山的热情亦较之前有所减退，因此社会教育工作开展较为迟缓，但仍开设了民校、春学、识字班、毕业团体等小组织，并辅以公演话剧、歌咏等。

阎锡山在农村推广的社会教育主要围绕其“六政三事”展开，是对乡村民众实施的多方位教育。阎锡山针对山西农村当时遗留的一些不良习气，如女子缠足、溺女婴、早婚、赌博、吸鸦片，以及社会上存在的“贪官、污吏、劣绅、土棍”等“四蠹” ，推行了“六政三事”和“整理村范”，发行《人民须知》《家庭须知》《村长副须知》等大众读物，教导并帮助农民除掉不良旧习，要求群众接受教育，争做文明的新国民。其社会教育目的为培养具有“深邃思想、高远志向、高尚品格”的民众。抗战期间阎锡山退守晋西以吉县为实验基地，重点进行村政改革，健全村政组织，培养村级干部，教育农村民众，培养“热心爱国”“主持公道”“意志坚强”的晋西乡村公民。 阎锡山强调社会教育此阶段要以抗战教育为重。他在1938年指出“民族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一切压迫、完成独立自主的国家，其任务有二：一是动员民众抵抗目前敌人武力的压迫，以求国家之存在；二是迎头赶上，走上新兴国家之途径，以图民族之复兴。” 对晋西民众进行抗战形势教育，“今日国家民族生存需要之国识，就是民族革命，而民族革命的现实是由抗战到复兴之抗战建国，民族革命的同志们应当紧紧的把握住这个现实。” 他教育民众去除恶习，积极支援抗战救国，进行参军动员，使民众积极服兵役。“以爱国为中心，鼓励其忠勇，统一其思想，使人民都有为国牺牲的精神”。

阎锡山推行“兵农合一”政策，旨在达到“种地的人多，打仗的人多”之目标。 他重视部队中官兵的思想政治，认为“把从各种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生活的群众聚集在一个部队中，训练成洋灰铁筋般的坚强部队，没有很好的主义教育工作，那是不可能的。” 他亦十分重视对民众进行军事教育，通过时事教育使民众了解抗战形势，增强民众的民族意识，调动民众参与抗战的主动性，教授民众以军事技能和战略战术。晋西是有名的地瘠民贫之地，“这里几乎没有半里平地，黄土的梯田既得不到肥料，又得不到水分，终年都是干黄干黄的，像贫血一样。在平时晋西的人口很少，农业、工业什么也谈不到。” 在抗日的紧要关头，阎锡山教育民众和军人要过俭朴的军民生活，他在1940年5月24日宣布开展“克难运动”。他强调，“克服困难，广义的说，也就是说展开搏斗。除了与敌人搏斗外，还要和环境搏斗，和物质搏斗，以至和自己的内心搏斗，和内心搏斗是修养内力，内力坚强始能把‘困难’两个字从内心中打出去，然后，才能具有‘进吾往也’的精神，胜任艰巨的奋斗工作” ，极大地鼓舞了士兵和群众的抗战信心。 KyVVxl77Hew1srxSw4fchjYkIOMS+UHJKsuC1TS9f7UN3FHvWsGsy2UYu7sqZr1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