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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从历史宏观层面上看，社会教育自古有之，但古代社会教育并没有形成专门的教育分类，更多的是与社会教化等同。说它年轻，是因为有目的、系统化、科学化的社会教育是从近代才逐步兴起的。
中国古代社会教育内容主要侧重于对民众的社会道德规范教育。历史上可追溯到最早的社会教育雏形是《周礼》中的聚民读法。《周礼·地官》记载：“大司徒……正月之吉，乃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相。”周朝时，掌管民众教化的地方官员每年于正月、七月、十二月的朔日，召集辖区内的民众一同诵读邦法，以此起到社会教育的政治教化作用。并且每年春秋祭日之时，饮酒乡射，以此礼法来宣扬尊敬老者，表彰道德高尚者，这是《周礼》中关于社会教育之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体现。“大司徒掌之职施十有二教焉”
便展现出当时社会所倡导的社会教育相关内容，所教科目包含十二项内容，即“一曰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教化乡民的科目内容为“乡三物”，包括六德、六行和六艺。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娴、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宋朝蓝田吕氏发起的乡约制度亦是重要的社会教育实施规范，其内容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助”。
明朝时各地以十家为甲，百又十户为里，社会教育以乡约、里社、社学的形式存在。明洪武三十年颁布的《圣训六谕》，就是社会教育关于道德教化方面的内容规范。明太祖颁布了《六谕恳切训道》，康熙年间颁布了《圣训十六训》，此后雍正帝在对《圣训十六训》进行改动扩充的基础上制定了《圣谕广训》，道光帝在此基础上对其中各条例进行俗语解释，颁布了《圣谕直解》。这些社会教育的相关内容可以看作是对周朝聚民读法的效仿与传承，封建社会的社会教育不可避免带有迷信神道色彩，但其对民众社会道德规范和民众的互助模式却起到了极富成效的教育作用。除此之外，《周礼》中记述了诸多关于社会教化的内容，主要以道德教育为主，兼具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等方面内容。
总而言之，创始于姬周时期的社会教育更多体现为政教合一、化民成俗，是面向全体社会大众的广泛教育。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教育主要聚焦于重人伦、重礼法、重道德、教化普罗大众。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宏观的、有组织的、国家层面的支持，民间有识之士在化民成俗的社会教化中起到了一定作用。有贤者将家中藏书向民众义务开放，其带有私人图书馆的萌芽之意。如晋时孙晋家中藏书颇丰，他鼓励民众登门借阅；五代时的罗绍威贡献万卷书籍任他人学习；常熟毛子晋所收集书目八万五千余本，免费开放藏书阁供民众阅读。除此之外，范仲淹所办之“义庄”具备了社会教育实施机构的雏形条件，类似于民众教育馆。宋代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产生，陆续出现了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石鼓、茅山等书院，其中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最大的特色是学术不依附于政治和科举，只凭借自身魅力取得社会尊崇。明朝有东林书院和金陵书院等类似于社会教育中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清朝政府从国家层面兴办公众图书馆，如始于乾隆三十七年，历经十六载编纂成的《四库全书》，所著全部藏于七阁，其中四阁为文渊阁、文潮阁、文津阁、文源阁，这四处均在宫内和行宫之中，剩余三阁为建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这三阁对民众开放阅览，可谓之为当时国家公设于地方的公共图书馆，承担了社会教育的责任。这个时期社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确立和推行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其起于孝，止于忠，对于规范民众的行为，维系社会等级制度，强化专制王权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朝末年改良派对社会教育进行变革，其内容涉及文字、公民、生计、健康、科学常识等多方面。
张之洞、罗振玉、李端棻、孟朝常、周家纯等有识之士均为推动和发展社会教育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左侍郎李端棻向朝廷奏请在设立学校以外，推广建立藏书楼、仪器院、译书院、报馆等，关注面向全体民众的社会教育。罗振玉在其《学制私议》中提出了应积极设立图书馆、简易学校、植物园、陈列所等社会教育的相关机构。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商务所于汉口设立，其作为社会教育设施的一部分，陈列工业产品，举办劝业展览等供民众参观学习。此后江宁设立江南商品陈列所，分为天产、工业、教育、美术四部，对民众进行宣传展览。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奏定学校章程》中规定应设立实业补习普通学堂、艺徒学堂，这其实就是社会教育中关于民众生计教育的相关内容。宣统二年（1910年）农工商部主办的南洋劝业会开幕，会期六个月，会址选在江宁下关附近的丁家桥地区。会场筑有十个陈列专馆，即教育馆、工业馆、农业馆、卫生馆、美术馆、武备馆、通运馆、机械馆、京畿馆、纪念馆，此次展览平均每日到场参观人数为三四百人。
识字教育消除文盲方面，宣统三年（1911年）学部颁布了《简易识字学塾章程》，其中规定由学堂附设免费简易识字学塾，接收常年失学者和贫困家庭子弟入学，对其进行识字和简单算术教育，希望以此消灭文盲。学制为1—3年的弹性学制，每日学习时长为2—3小时。识字学塾开展效果显著，学部调查报告对1911年开展识字学塾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共16314所，入学者为245483人。
清政府虽关注社会教育的发展，但并未真正认识到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只是将社会教育作为正规学校教育外的附属。
1912年教育部内设总务厅、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和社会教育司。此时“社会教育”一词被正式运用于官方行政事务之中，教育面向所有国民。1914年，教育部修正官制，规定社会教育司所辖事务为：①关于通俗教育及讲演会事项；②关于感化事项；③关于通俗礼仪事项；④关于文艺、音乐、演剧事项；⑤关于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事项；⑥关于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⑦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⑧关于各种通俗博物、通俗图书馆事项；⑨关于公众体育及游戏事项。
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实施机构比较庞杂，机构类目众多。马宗荣从广义社会教育层面对其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民国社会教育实施机构形式多样，主要有识字所、民众学校、讲演厅、讲演会、讲习会、图书馆、阅报所、揭示处、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美术博物馆、名胜古迹、动物园、植物园、展览会、函授学校、无线电教育、人事指导处、民众读物编审会、国民教化运动、盲哑教育院、成人教育院、劳工教育院、感化院、童子军、青年团、修养团、民众体育场、健康中央馆、幼儿院、儿童游乐园、林间学校、假期聚落、职业补习学校、博览会、合作社、生活改善会、音乐厅、演戏、民众娱乐、民众茶园、公园、民众教育馆、农民教育馆。
民国前期社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通俗教育（1912—1918）、平民教育（1919—1928）、民众教育（1929—1937）三个阶段。
通俗教育是民国社会教育的发轫。民国初期国民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准均亟待提升，1914年教育部修订的《社会教育司组织及执掌》中规定社会教育设施分为高等社会教育设施和通俗教育设施。1914年12月教育部颁布的《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对社会教育进行了划分，认为社会教育应包括“学艺的社会教育”和“通俗的社会教育”。1915年汤化龙所呈请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呈文中讲到“吾国学校教育既远不逮各国，而一般人民未尝学问，毫无训育者实居多数，其所需于通俗教育者自视他国为尤急。又值此国基甫定，民习未纯之时，使非于此项教育积极提倡，不徒人民之德慧不开，社会将日趋于下，而蚩蚩者氓乏适宜之训化，尤惧无以定志气而正趋向，其于国家前途关系甚巨。故通俗教育实为现今刻不容缓之图。”
通俗教育为社会教育所属之一部分，其教育对象主要为“浅学者”和“无学者”，而社会教育的受教育者则应为全体民众。
通俗教育主要内容为宣传国家观念、公民道德、谋生与卫生教育，将报馆、图书馆、补习学校、剧场、说书场、活动影剧馆、影院、美术馆、常识博物馆、动物园、共进会、公园、运动场、体育会等作为直接传布的机关。
1912年“中华通俗教育会”于上海成立，并创设《通俗教育研究录》期刊，是通俗教育的主要研究机构。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受到极高重视，从表1.1中社会教育事业的统计数据便可窥一斑。此表列举了1915年和1918年间11项社会教育事业发展概况，通俗教育会从200个增长到342个、简易识字学塾从3407个增长到4851个、半日学校从1186个增长到1686个、巡行宣讲团从738个增长到742个、通俗教育讲演所从1464个增长到2579个、通俗图书馆从236个增长到285个，巡回文库和博物馆从无到有，发展到259个和9个，此外虽然公众补习学校与公众阅报所数量有所下降，但总体看来可见社会教育蓬勃发展之状。
表1.1 1915年和1918年社会教育事业发展表 单位：个
资料来源：本表格根据“民国教育部”行政纪要第一辑第二辑所载社会教育事业内容得出。
1919—1928年是平民教育时期。平民教育主要是实现“除文盲、作新民”的教育目标。1919年杜威来华做教育演讲，极大推动了中国平民教育的发展。同时期著名的社会教育团体有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京高师平民教育社、上海平民学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的宗旨是“除文盲、作新民”，晏阳初是平民教育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平民教育概论》中讲道：“平民教育从文字方面，以提高民智，从生产方面，以裕民生。”
“平民教育运动的使命在于‘作新民’”，
教育对象为不识字的青少年或成年人。教育内容为识字教育、公民教育与生计教育。教育目标是“除文盲、作新民”，因此看来平民教育虽属于社会教育，但又不能等同于社会教育，它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平民教育自开始的两年时间内，主要工作侧重于城市的平民，之后教育界开始进行反思，考虑到中国是农业大国，乡村民众对社会教育的需求日益迫切，于是平民教育的侧重点由此转向乡村。1927年傅葆琛就任乡村教育部主任，建议将全国划分为七大区域（华北、东北、西北、华南、华中、华东、华西）进行乡村平民教育。当时全国设立了许多平民教育实验区开展实验，其中最著名的是由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所开展的乡村平民教育研究实验，他选择定县内翟城村作为华北实验区，以周边的62个村庄作为第一乡村实验区，此是乡村平民教育的中心。
表1.2所示为平民教育实施第一时期的组织机构。此后由于以村为单位进行实验的范围较小，遂改为以定县为实验单位，所辖面积为3130平方公里，包含472个村庄，人口总数约为40万人。针对当时乡村民众存在的“愚”“穷”“弱”“私”四大“疾病”展开与之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和卫生教育。定县实验区设立平民学校179个，1928—1929年，毕业学生共5969人，年龄为12—25岁的学生占大多数。毕业学生中男生所占比例为86.6%，女生所占比例为13.4%。
定县实验区在开展平民教育之初全县有文盲8万余人，故此识字教育是平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定县实验区在实施平民教育时，按照先研究再实验，实验后表演给民众观看，使之得以效仿、推广。
表1.2 华北实验区初期的组织机构图
资料来源：马宗荣：《现代社会教育泛论》，上海：世界书局，19334年，第167-168页。
表1.3中实验平民学校和表演平民学校由平民教育促进会直接创办，前者设置在城内，后者设置于各区，普通平民学校则由各乡村自行创办。普通平民学校分为初级、高级、青年补习学校课程三种。其中初级和高级平民学校课程按照所授内容的不同分为甲、乙、丙、丁四种。初级平民学校课程中，甲种课程包括三民主义、公民图说、千字课、珠算、注音符号、表演；乙种课程包括三民主义、千字课、珠算、唱歌；丙种课程为千字课；丁种课程亦为千字课。高级平民学校课程中，甲种课程包括三民主义、文艺读缀、公民、卫生、唱歌；乙种课程包括三民主义、文艺、公民、生计；丙种课程包括文艺、公民、卫生或生计；丁种课程包括文艺和公民。表演平民学校有现成的场地，供年龄在14—40岁之间的80位学生学习（分日夜两个班级，每班为40人），从教学所需器具可由乡村自己供给的平民学校中进行筛选设立。表演平民学校的学员需每日上课2小时，且在附近各村庄推广平民学校，以10所为最低限度，学制为4个月。
在民众教育阶段，“中华民国大学院”是积极提倡并推广民众教育的主要力量。1928年5月大学院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其中涉及社会教育的议案有26案，经讨论最终确立11案：平民教育应否改为补习教育案、实施民众教育案、颁布民众学校规程尽早消除文盲案、农工补习教育案、实施劳工教育案、各省改良社会娱乐案、全国广设民众阅报处推广社会教育案、监狱囚犯实施感化教育案、改良社会风化案、各机关团体应实施民众补习教育案、以学校教育补救社会教育案，并在此次会议中明确提出了要推行实施民众教育。
表1.3具体的学校式教育组织与工作的联锁表
资料来源：马宗荣：《现代社会教育泛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第181页。
1928年10月，各省教育厅在大学院的要求下规定社会教育经费应占教育经费的10%—20%，富庶地区应升至20%—30%。1929年江苏省于苏州创立民众教育院，随后迁入无锡，次年改名为省立教育学院，该学院是培养社会教育人员的全国最高学府。民众学校是民众教育实施的教育机构之一，其以三民主义为根本，教授常年失学者以简易知识技能，使其可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年龄在12—50岁的男女均需入民众学校学习（1932年受教育者年龄被修改为16—50岁之间），所授科目为：三民主义、识字、珠算、笔算、乐歌、常识等，除此之外还兼授地理、自然、历史、卫生等简易知识，并依据当地教育实际，开办农业或工商业相关科目。表1.4和表1.5对1928年和1929年的民众教育机构数量和所投入经费做简单统计，从中可一窥民众教育发展繁盛之状。
由此可见民众教育发展速度极快，民国政府亦给予了很大的财政支持。从民众教育的施教范畴来看，其与社会教育相同，都是以全体社会民众为施教对象的。因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一时期的民众教育等同于社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