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是在抗战大背景下开展的，结合根据地自身教育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提升群众思想政治觉悟，将生产劳动与学习相结合，依靠和团结当地人民群众，指引全民参与到战争中来。社会教育是整个抗战文化教育的一部分，其是充分考虑到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及民众最迫切的需求所开展的广泛性的群众教育活动。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是渗透在群众的一切生活里，无论是在政治生活中、经济生活中、生产事业中、思想意识上都可以进行的教育，且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可以进行的教育，其亦注重乡村文化娱乐工作的开展，运用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群众性的艺术性宣传教育工作。
社会教育工作和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工作相联系，中共在根据地开展的各项中心工作，都可以运用社会教育的形式配合其迅速完成。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抗日的教育政策是“要改变旧的教育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战时教育是要为长期抗战所服务的方针。同年的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文化教育决议案》以法令的形式正式宣布了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的开始。其中对扩大社会教育的举措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一、普遍地设立民众教育机关，建立农、工、妇等各种补习学校、识字班、夜校，并创立通俗图书馆、书报社、讲演所等。二、加紧民众宣传，广泛地组织宣传团、游击教育团等，经常到乡村宣传指导，组织戏剧团、鼓书社等，并将旧剧班改良，加演新剧，经常举行各种宣传周、讲演会等。三、提高民众娱乐及健康，提倡并奖励各种运动，提倡并奖励各种武术，提倡农村各种娱乐，设俱乐部等。”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结合根据地教育实际，1938年1月颁布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做出规定：“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为发挥高度的民族精神，加强抗战力量；培养健全的军事政治干部，领导抗战；造就专门技术人才，建立抗战时期各种专业；培养热烈的新青年，扩大民族革命的基础势力；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并增进他们的健康。”
1939年9月晋察冀边区颁布的《边委会函关于边区社会教育实施办法的通知》中指出，要谋得民族彻底解放、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同时在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打下建国的基础，需要加强民众的政治认识和供给他们一般生活上必要的常识。因此，当前的社会教育是要抓紧主要的对象，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政治认识、生产技能、发扬民族的自尊心，坚定其抗战的自信心，更使其政治生活与社会密切关联起来，这是历史所赋予现实的课题。1938—1939年间，晋察冀边区冬学运动的指示为“首先需要把冬学当作当前政治动员工作中的中心任务之一，使它真正担负起战争动员中的组织任务。要使这一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必须把它开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使每个群众积极自动地参加冬学。”
1939年社会教育的方针为“必须在为了坚持抗战、为了巩固边区根据地的战斗任务之下来开展冬学运动。冬学必然要在战斗中坚持，也必须与战争保持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反扫荡后，应充分的以此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教育广大民众。”
1939年9月11日，晋察冀边委会发布了《关于边区社会教育实施办法的通知》，这是边区社会教育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文件全面、系统地阐明了边区社会教育的意义、对象、内容、实施原则、组织形式、教学方法等重大问题，并且对1939年7月31日晋察冀边委会发布的《敌区教育实施计划纲要》和《学习站办理通则》进行了重申，此文件内容涵盖了巩固区，亦对敌占区社会教育提出了要求。
1940年1月，毛泽东所著《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其是“各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工作的最高准则”。194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指出各地“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是当前深入动员群众参加与坚持抗战，培养革命知识分子与干部的重要环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及其宣传教育部，必须认真地把这一工作当作他们的中心任务之一，坚决反对党内历来对于这一工作的轻视与忽视的态度，即认为战时不能注意与发展国民教育的观点。特别是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者，应该打破过去教育工作狭窄的圈子而走进这个广大的活动领域中去。”
1940年《晋察冀边区政府民国二十九年工作方案》中要求“教育须配合抗日根据地民主运动与经济建设运动，改变民众意识……这一工作要配合各种工作的开展，而不是和其他工作游离开展的……要把社会教育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要在我们每一个工作运动当中，社会教育都配合上开展文化娱乐的工作，以此提高劳动者情绪与精神。”
1940年3月晋西北根据地连续颁布了《教育纲领》《教育实施方针》《社会教育组织法》等一系列法令。1940年6月16日，《晋察冀边区文化教育决议案》颁布，对边区教育总方针做出以下规定“以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精神教育人民。以粉碎敌伪的奴化教育政策及一切落后的迷信的、复古的、买办性的反动教育，树立全国新教育的模范，使教育为抗战建国服务。”
1941年5月1日颁布的《晋西北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中指出：“实行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以提高晋西北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与生活技能，使教育为抗战建国服务。”
1940年6月23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发布《山西三区专署拟定计划促进教育正规化，加强社会教育，深入群众扫盲》要求“建立村教育委员会、开展扫盲工作，两个月后达到每位农村青年妇女、壮丁识得30个字。各村成立1个报纸读者会、1个民革室、1个农村剧团或娱乐小组。”
1940年8月30日发布的《中共晋察冀边委目前实政纲领》，其中第18条中有关社会教育的指示为“开展民众识字运动和文化娱乐工作，定期逐步扫除文盲。”
1941年1月12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猛烈的开展冬学运动》，强调冬学是一种有力的政治运动，是边区文化教育的重要环节，是根据地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是社教工作的主要推动力，须在边区范围内将冬学作为社会教育的重心，开展其工作。
1941年太行区社会教育主要内容为“对群众实施持久抗战的教育，坚定其抗战必胜的信心，并对统一战线的政策进行重点教育，包括三方面内容：统一战线与抗战、上层阶级的分裂、如何巩固扩大统一战线。”除此之外，实施民主教育和真三民主义教育，对真三民主义和假三民主义进行区别，使群众深刻认识何为三民主义，并围绕怎样实行三民主义、民主与抗战的关系、谁是三民主义的真正实行者开展社会教育工作，同时重视前途教育，向群众介绍社会主义、苏联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
1941年5月颁布的《晋西北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中有关社会教育的内容为第十二条，即“以小学为中心，与群众团体密切配合，开展社会教育，健全并发展读报组、识字班、民众剧团、大众补习学校、冬学、民革室与民教馆，推广新文字运动，定期扫除文盲，提高大众的文化政治水平，并推广乡村文化娱乐活动，调剂生活，启发大众的抗战热忱和生产热忱。”
1942年10月3日《晋察冀日报》再次发表关于社会教育的社论《今年的冬学》要求社会教育工作者在“敌寇临死前加紧蚕食的扫荡中，将冬学开办的更加普遍和活跃……贯彻执行边区教育处的社会教育工作中冬学的实施计划。”
1943年3月12—13日太行区文联召开的扩大执委会议，讨论了本年度文化运动的方针与计划，对于本年的文化工作进行了指导，其中就包括“开展以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思想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反对敌伪及特务分子的奴化思想和变天思想，反封建传统观念，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坚强抗日胜利的信心，本年度社会教育注重民主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动员群众，粉碎敌伪的一切阴谋和反动宣传。”
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涵盖多方面的内容，其内容往往与季节相关，如1943年晋察冀边区颁布的《边委会关于继续开展民众教育建立春学的指示》中指出“春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为政治教育与农业生产，两者要紧密联系，提高群众农业生产技术、增收增产。课程分为常识课和识字课，前者包括农业生产常识、政治常识、后者主要是文化学习。学习时间为3月1日—5月底，因3月群众有相对较多的闲暇时间，所以每日上课次数多于4、5月份，3月每2天上课1次、4和5月份每3天上一次课。上课时间为一个半小时。”
1944年晋察冀边区的教育总方针为“开展与建设游击区教育工作，加强对敌思想战，加强生产教育，深入反法西斯和民主教育，提高文化教育，使教育工作和其他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
1945年社会教育的侧重点主要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深入爱国自卫战的宣传和开展反奸复仇清算教育。”1945年6月28日太岳区颁布的《国民教育任务与方针》指出：“本年度社会教育的主要任务依旧为扫除文盲，社教内容与形式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相结合，保证农民学习时不脱离生产。在冬学结束后的生产季节中要依据生产时间，运用互助组的形式使社会教育深入到家庭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闲暇时间进行教育，采取灵活多变的施教方法。教育内容依据生产季节与根据地工作变化而变化。”
《冀晋行署关于全面深入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对于本年度的社会教育做出指导，“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启发和提高群众的民主思想与斗争，反对专制独裁，并加强对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建设的正确认识与信心。”
社会教育以群众路线为指引，以政治教育为中心，以时事教育为主，文化教育与之相配合，并与生产运动和实际工作相结合，促使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地提高根据地民众政治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