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相互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对日作战。这两个战场既是统一的，又是相对独立和相互配合的，两者缺一不可。由于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伟大爱国行动，因而在论及两个战场的时候，虽然国共两党政治目标不同，战略上也有分歧，但不宜强调和夸大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因为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事务。“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抗击日本侵略，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主要任务，两个战场“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1）的关系一直贯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未破裂。如果在抗日战争问题上过多地论及“阋墙”之事，则“御侮”之事也就难以说清。

对于两个战场的问题，我们仅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意义上进行探讨，尽量少涉及其他领域的问题。因为战争双方的一切谋略、一切努力，说到底表现为军事行动上的征服与反抗，其结果取决于双方在战场上的较量。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的第一要务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以军事战略有着直接中心的第一位意义。两个战场的问题，从整体军事战略上去观察，更能看清它们的形成、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

一、两个战场的形成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而力量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客观物质条件是基础，主观力量则是在客观条件基础上的能动性的发挥。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出现，就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指导相结合的产物，是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和中国国情所决定的，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又是其中重要的主观因素之一。抗战初起之时，国共两党的战争指导者们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等特点，就已确定了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与会，并向会议提交《确定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最后全体一致决议应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

毛泽东还进一步预见到中国抗战必须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作战样式；而游击战的实施，又必须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并以广大乡村为游击战的战场。在国防会议召开前的8月4日，毛泽东电告中共代表向会议提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以游击战攻敌侧方或“威胁敌后方”的意见；同时指出：“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2）但这一正确的建议在当时尚未引起国民党主要决策者的重视。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如9月25日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等；11月上旬，上海、太原相继失守，毛泽东明确指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应“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以坚持长期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3）这时，国民党主要决策者虽然对游击战的内涵尚未取得与共产党一致的看法，（4）但从近半年的战争实践中，也开始认识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对持久抗战的重要意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武昌制订《第三期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从新构成强韧阵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其作战指导要领是：“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击战斗；同时组织训练民众，使连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前后呼应。敌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5）这种战法，已包含了在敌人无法占领的广大农村发动游击战、以与正面作战相配合的意图。1938年1月12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的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第二次讲话中也说：“今后我们在战术上最要注重的一点，就是别动战（游击战）与其他正规战一定要配合起来。如果只有别动战而没有主力战、阵地战等正规战，或只有正规战而不注重别动战，都不能尽量抓住一切机会来击破敌人、消灭敌人，使长期抗战得到有利的进展。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遂行主力战、阵地战等正规战，一方面要扩大别动战。”（6）

当然，对这个问题讲得最明白的还是毛泽东。他认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中国这个大而弱的进步中的国家，被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所进攻，于是抗战的长期性问题，初期失地甚广的问题，日军兵力不足在其占领区内必然留有空虚的问题，大规模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坚持和发展问题，等等，便都由此发生了。他除了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名著中对这些问题作了十分深刻详尽的论述外，在1938年3月3日对陕北公学学员还有精辟的讲话。他说：“即使日军占领了我国大部分土地，我们还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和外线两个作战区域。内线是云、贵、川、湘，外线是日本占领的大片土地。日军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同时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城市速决战它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胜利。”（7）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内线”就是指正面战场，“外线”就是指敌后战场。虽然这时还未使用“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这两个术语，但在概念上对中国抗战存在着两个战场，即两个作战区域的问题已说得非常清楚了。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于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研究新形势下的方针与任务。10月12日，毛泽东在总结了抗战15个月的经验后指出：“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敌人占领武汉之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了……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之弱点所给予他的极大困难，必将发展到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强与我之敌后庞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不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这一形势——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在我则正面防御与敌后威胁，这是敌之极大劣势，我之极大优势……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可能使用于中国方面的用得差不多了。并且在其正面与占领地内必须对付的广泛战争还依然存在……我们及全国人民必须看到这些地方，不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所震惊，赞助政府调整全国之作战，有计划地部署粤汉路、陇海路、西兰公路及其他战略地区之作战，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捉住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更大的分散，使战争胜利地与确定地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8）毛泽东将这些意见亲笔写信给蒋介石，委托周恩来于1938年10月4日在武汉当面转交。（9）

1938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的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研讨新的战略战术。蒋介石对形势与任务的分析，与毛泽东基本一致，认为日本使用的兵力已达极限，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攻势。军事委员会据此拟订了“第二期作战之战略指导”。其方针为：“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为前方，迫敌局限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10）蒋介石在其手订的《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还提出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作战原则。会后调整战区划分和兵力部署，增设鲁苏与冀察两个战区，配置12个师的兵力从事敌后游击战；其他战区也各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从事近距离的游击战。（11）

中共代表周恩来这时已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出席了南岳会议，并就游击战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会后在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自兼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另有数位八路军高级干部担任教官，从各战区抽调军官七八百人接受训练。这些都说明：国民党主要决策者们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实践，对两个战场的地位与相互配合作用，认识上与部署上更加明确了。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这时不仅已在华北敌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和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而且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也已在大江南北发动华中敌后游击战，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1938年11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以八路军“忠实奋发、迭予敌重创”，致电朱德、彭德怀，对部队“传谕嘉奖”。1939年1月9日，蒋介石还致电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吕正操部作战勇敢，殊堪嘉勉，尚希转致嘉勉。现第二期作战期内，中央决定培植新力量准备将来之反击，我华北游击队应乘此时期加紧游击，以牵制、消耗敌兵力，扰乱后方。希转饬继续努力。”（12）中国抗战区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大作战区域的战略格局和基本部署，从太原失守后开始形成与确定下来，直到抗战胜利。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正式使用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提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文电文告中则使用“正规战”与“敌后游击战”、“野战部队”与“敌后游击部队”、“基本战线”与“敌后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等提法。

二、统一战略下两个战场的合理分工

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以空间换取时间而达到持久，在持久战中消耗敌人而争取最后胜利。国共两党对这个方针的提法是统一的。总的战略格局是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个作战区域——两个战场，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基本作战样式，互相支援，互相配合。这一点也有共识。但究竟如何具体分工、部署与实施呢？1937年8月，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出席国防会议的时候，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会议提出持久战的基本战略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以及发动人民武装自卫战等外，还提出以下各点：“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但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同时还强调发动人民武装自卫战的重要性，认为“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13）

为了搞好与友军的关系，为了使国共两党的分工明确和配合密切，毛泽东还指示红军将领：“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根据山地战和游击战的理由，红军要求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沿着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红军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也要使他们知道。”（14）

经周恩来等反复说明，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同意八路军的作战任务为：充任战略游击支队，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牵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15）

这便是在抗战之初经过国共两党郑重磋商取得共识和谅解而确定的战略分工与战略部署，即国民党军（毛、周电文中所说的“友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以打正规战为主；八路军担任侧面及敌后作战，以打游击战为主，并且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应该说，这一分工和部署，本身就是统一的战略方针的一部分。后来的两个战场的形成，正是这一方针的合乎逻辑的发展。1938年4月3日，中国国民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关于加强敌后游击战，也有这么一条原则的规定：“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16）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军从华北、华东、华中到华南，到处都受到中国军队从正面、侧面和后方的包围与夹击，陷入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证明了上述分工和部署是正确的。正如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所说：“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17）

如何理解八路军在总的战略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呢？毛泽东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如下一段非常透彻的说明：“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18）

这个解释，涉及战略、战役、战术，对敌、对友、对己，全面而周到。在后来的解释中，又增加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建立敌后根据地、不靠上级发饷等内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敌后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的坚持和发展，都是为了战胜敌人，都是符合总的战略方针和《抗战建国纲领》的。

必须指出的是：蒋介石虽然在第二期抗战中认识并强调敌后游击战的重要意义，但他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在敌后游击战中发展壮大，更不愿广大敌后地区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他留在或派至敌后的，本来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但这些部队脱离群众，经不起日军扫荡和艰苦环境的煎熬，到了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不少部队，如第24集团军庞炳勋部、第39集团军孙良诚部、新编第5军孙殿英部、鲁苏战区游击纵队李长江部等投降了日军，变成伪军，不但未能取得游击战的预期效果，反而增加了敌后战场的压力。真正贯彻总的战略方针、坚持敌后、完成了抗日游击战争伟大战略任务的，主要还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敌后抗日武装。至于敌后战场成为解放区，则是由于1927年以来历史延续和其他政治、经济等原因造成的。

三、两个战场的互相配合

在八年抗战中，随着敌军的进攻及其占领区的扩大，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位置和分界线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正面战场逐步南移，敌后战场不断扩大。但在1938年10月至1944年春约五年半的长时期内，两个战场的位置和分界线是相对稳定的。

以1938年10月为基准，两个战场的分界线（亦即日军占领线的前沿）由北而南而东的大致走向是：包头—黄河—风陵渡—黄河—开封—合肥—安庆—信阳—武汉—岳州—九江—芜湖—杭州。在此线以南以西的地区为正面战场，以北以东的地区为敌后战场。此外，日军还占有珠江三角洲、厦门等地区。1939年到1940年，日军又将其占领线由九江延伸到南昌，由武汉延伸到宜昌；在华南又占领了海南岛和广西沿海部分地区。粗略计算一下，两个战场的分界线蜿蜒达4000多公里，敌后战场面积达120万平方公里以上（东北未计算在内）。

从这个态势中可以看出：第一，两个战场之间被日军的占领线所阻隔，敌后战场的大部分地区处于敌人的深远后方，因而它和正面战场只能作远距离的战略上的配合；第二，日军占领线与正面战场相对峙，这条对峙线也就是正面战场的作战线，正面部队的作战都在这条线附近进行，因而在靠近正面战场作战线地区担任游击的敌后部队也可以和正面战场作一些近距离的战役上的配合。

战略配合是两个战场之间基本的、经常的配合形式。主要表现为各自实施相对独立的作战，牵制、打击和消耗当面日军，使日军处于我两个战场的包围夹击之中，更加暴露其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使之顾此失彼、无法机动，以此减轻各战场承受的压力，达到互相支援、共同完成持久战战略方针之目的，并以此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壮大自己，准备反攻。

在1938年底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日军在华北（含山东）经常配置9个师团另10个独立旅团左右的兵力，基本上都用于对付我敌后游击战，只有很小一部用于正面对峙；在华东、华中经常配置12个师团另6个旅团左右的兵力，其中大部用于正面对峙和作战，一部用于对付我敌后游击战；在华南经常配置3个师团的兵力，主要用于正面对峙。日军的这些兵力，被我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紧紧吸住，动弹不得，捉襟见肘。1942年夏，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为配合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曾拟定了攻略西安的作战计划（代号为“5号作战”），准备抽出4个师团，再请求大本营增调2个师团，遂行此项任务，预想一直前出到川北广元一带，作为进攻重庆的第一步。该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还率领幕僚飞往秦岭、大巴山上空进行侦察，日军参谋本部也原则同意此计划，各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但最后还是因为兵力不足，怕延误华北“治安”，不得不撤销此计划。这种情况，正是我两大战场互相作用、在战略上配合的结果。这种配合贯彻于战争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抗日联军也起了战略配合的作用）。

台湾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一书，在评论1939年初的情况时说：“日军作战地域配置之兵力，仅为10个师团、4个旅团，约为其在治安地域兵力之半数，实无法发动大规模之攻势。更可见日军必需留置大兵力以制压中国游击部队，以力求确保治安地域之安定。”（19）毛泽东于1938年1月在分析八路军一年半的战争所取得的巨大战绩的原因时说：“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20）

还有一种配合兼有战略和战役的两重意义。如鲁南（台儿庄）及徐州会战时，华北五省的游击部队对津浦、平汉路和敌后地区的多途奔袭；武汉会战时，留在华北的部队（含第18集团军）频繁袭击山西、河北的日军，破坏铁路，使其华北方面军始终不能如其大本营所要求的越过黄河向郑州攻击；第三战区部队（含新四军）袭击溯长江两岸西进的日军，阻滞其交通运输等等。这些游击战，既有一般牵制敌军的作用，又是为直接配合正面部队的战役作战而发动的，故兼有战略和战役的两重意义。1940年夏秋，当日军攻占宜昌、大规模轰炸重庆、封锁滇缅路、断绝中国海外交通，并扬言要进攻西安时，第18集团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也兼有战略和战役的两重配合作用。蒋介石曾致电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给予嘉奖，并令第一、二战区其他各军积极行动，互相策应。

再一种配合则是直接的战役配合。这只能在两大战场较为靠近的地区进行。如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在邻近地区担任游击的部队和群众武装积极破坏敌之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从翼侧和后方袭击南进之敌；又如1941年5月晋南会战（也称“中条山会战”）时，第18集团军在晋东南的配合等。

总之，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间，日军虽加阻隔，但却割不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两大战场是完整的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作战地域。它们在统一的战略之下，既有远距离的战略上的配合（这是基本的、经常的配合形式），又有近距离的战役上的配合（这是具有明确目标的、直接的配合形式）。这些配合都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忽略，更不能被抹杀。

四、两个战场的地位与作用

研究两个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个问题时，应该从抗日战争的全局和全过程各方面着眼，不应只从某一局部或一时着眼。

正面战场担负着较大规模的正规战任务，抗击敌人的较大规模进攻。在八年抗战中，正面战场共进行22次会战，一部分为反击战。正面作战线虽然从华北、华东一直撤退到华南和西南，后撤几千公里，失地100多万平方公里，但这是制定“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方针时所估计到了的（毛泽东曾估计日军攻占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南昌、长沙、宜昌、福州、梧州等地时才能停止战略进攻），达到了分散敌之兵力、消耗与迟滞敌人、掩护大后方等战略目的。

敌后战场担负着在敌人占领区内进行游击战争的任务。由于与正面战场相隔甚远，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的深远后方，在被敌人严密封锁和疯狂“扫荡”的状态下进行，游击队常常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生存与作战极其困难。但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干的敌后抗日部队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深入虎穴，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猛烈的游击战争，8年间共进行大小战斗125165次，使敌人如坐在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终日，收复失地近100万平方公里，解救同胞近1亿人口，粉碎了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圆满完成了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的战略任务。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白崇禧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21）这段话，可谓知兵之谈、公允之谈。

在8年的浴血奋战中，正面战场部队伤亡320多万人，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伤亡58万多人。（正面战场部队较多。《抗日御侮》一书说，1943年中国军队总数达650万人，敌后战场部队在抗战末期约达到100万人。）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尽忠报国，他们的血同洒在捍卫民族生存的神圣而崇高的正义之战中。他们的爱国精神都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

由于中国坚持抵抗，日军不得不逐次增加其侵华兵力。据日方资料，日本平时常备军有17个师团，发动侵华战争后一再动员，到1938年底达到34个师团。其中23个师团用于华北、华中和华南，如加上关东军的8个师团，则共有31个师团用于中国。1939年，日军侵华兵力达到其最高点，为85万人（不含关东军），以后几年减少到70万以下；1944年至1945年，为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又增加兵力，1945年春夏达到118万人。从8年的全过程来看，日军在1938年10月以前的战略进攻和1944年4月以后的第二次战略进攻期间，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较多；中间的5年为战略保守期，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较多（另有几十万伪军在敌后战场）。所以两个战场牵制的敌军兵力是大体相当的。如果少了任何一个战场，日军就可以把多一倍的兵力投向另一个战场。那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所以综观中国的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犹如人的左右臂各司其能，共策全功，缺一不可。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说：“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22）这段话，对统一的中国抗战中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说得十分清楚。

为了充分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说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我们不妨再引用一些日本方面的资料。日本是中国抗战的直接敌国，它对于如何征服中国，自有其通盘一贯的打算，重庆也罢，延安也罢，正面战场也罢，敌后战场也罢，都在它的一揽子考虑之中。现在，日本已公布了大量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文件资料，这些文件资料是我们研究和总结中国抗战的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佐证。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它原以为这致命的一击肯定会使中国屈膝求饶，但它的妄想落空了。1938年10月，它又攻占了在地理上处于中枢位置，在政治、经济、交通上堪称当时中国心脏的武汉，同时又攻占了中国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广州，但它想置中国于死地的打算又告落空。速战速决已不可能，它不得不面对最伤脑筋的战争持久化。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其中说：“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23）从这个命令开始，大本营把侵华日军的任务区别为确保治安和进行作战两种。

同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制订《对华处理办法》，作更为具体的部署。《办法》说：“为了对付长期作战，当将以前的对华处理办法明确修改”：

一、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

二、治安地区大体包括从包头连接黄河下游、新黄河、庐州（即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为了在上列治安地区，特别是其中重要地区迅速达到恢复治安的目的，当固定配备相当的兵力，并努力实现长期自给的局面……确保主要交通线……

三、除上述以外的占领地区，则为作战地区。在武汉及广东地方各配置一支部队，使之在政治和战略上成为压制抗日势力的根据地，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则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但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进行小接触……（24）

这两个文件表明日军开始被迫转入“大持久战略”，日军由此而确定了以后几年的基本作战方针和态势（格局）。文件中所说的“治安地区”即我方所说的“敌后战场”，“作战地区”即我方所说的“正面战场”。此后，日本大本营或参谋本部逐年制订的《中国问题处理纲要》《对华作战指导方针》等等都是这两个文件精神的延续。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日本始终是把中国作为单一交战国对待，但其军事行动中则包括“治安”和“作战”两方面的任务和部署。

华北的日军可以说全部是用于“治安战”，即确保其占领区，对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讨伐”、“肃正作战”。1940年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以沉重打击，更加引起了日军对“治安战”的重视。战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战史中，有两册厚厚的《华北治安战》，专门记述它在我华北敌后战场上如何伤透脑筋地进行“治安战”，但一直无法保证“治安”的情况。

华中和华南是日军的“作战地区”，其主要任务是以有限目标的进攻对正面战场施加压力；但它也要以相当多的兵力用于保护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特别是宁沪杭三角地区和长江航道的“治安”。在这里，由于它是把治安行动和作战行动放在一起，所以在其战史中没有单独记述华中、华南“治安战”的有关情况。

1945年6月8日，即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它还在作最后挣扎。由日本御前会议所决定的《世界形势的判断及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的基本大纲》，在分析中国方面的情况时说：“重庆，由于美国的支援，一面加强基于战斗力量的美国化，一面与空军的增加相配合，策应美国的作战，估计很可能在秋季以后，实行对日本全面反攻。随着美国的积极参战，预想在大陆战线方面也会遭遇真正严重的局势。敌方对于我占领地区的反攻，特别是延安方面的游击反攻，一定会越来越厉害。”（25）在这个文件中，日本当局用“重庆”和“延安”、“大陆战线”和“占领地区”，来替换“作战地区”和“治安地区”的提法。尽管说法不同，但其所指还是和中国的两个战场相对应的，说明日方在它的对华作战计划中，始终是把中国的两个战场作通盘考虑的。这些都是我们统一考察中国抗日战争的佐证。

总之，中国只有一个，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只有一个。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只是抗日军队作战地域的划分，是统一的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少了任何一个都不是完整的抗日战争。完整的抗日战争是不能割裂的。尽管那时的中国各阶级、政党、社会集团之间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那是中国内部的事。在抗日救亡这个共同目标上，却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团结。

综观这8年抗战，蒋介石坚持了抗战，又坚持了反共。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国民党内不少人士，包括部队将领的尊重和信任，相互间进行了不少友好交往与相互帮助。这对促使蒋介石坚持抗战、支持正面战场作战，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卫国家、民族，在正面战场英勇作战而捐躯的军人不知其数，其中高级将领也有一大批，如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郝梦麟（郝为中将、第9军军长，忻口作战中殉国）、刘家麒（中将、第154师师长，忻口作战中殉国）、戴安澜、王铭章、李家钰、陈安宝（陈为第29军军长，南昌会战中殉国），等等。这些官兵，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中肯定了他们的抗日业绩，颂扬了他们的爱国精神，中华各民族人民永远怀念他们；而对那些在列强侵略面前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李长江、孙殿英、孙良诚、庞炳勋等民族败类则永远唾弃和蔑视。

注释：

（1）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载《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第427页。

（2）毛泽东：《对国防问题的意见》。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22—23页。

（3）毛泽东：《太原失守后华北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过渡期中八路军在华北的任务》。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111、116页。

（4）抗战初期蒋介石认为游击战是正规战，人民群众及地方武装进行的抗日战斗是别动战。1938年1月12日，他在开封召开的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第二次讲话中说：“现在社会一般人士，认为游击队与别动队没有分别，这是极大的错误。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是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为游击队，就能够胜任游击战。这种临时集合的队伍，只能叫别动队。别动队是由地方政府或当地机关团体集合本地的武装民众，聘请军官训练、统带，来担任一种别动的任务，如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交通和兵站、仓库等。现在各地所称为游击队的，可以说是担任这种别动任务的别动队。这两种部队的分别，我今天在此再加以明白的规定，就是：凡由地方政府机关和当地人士集合本地武装民众编成队伍来发动自卫的力量，遂行一种别动任务的，叫做别动队。凡正式建制部队，纪律森严，运动轻捷，富有攻击精神，而由正式指挥官统率，奉令担任游击战斗的，叫做游击队。但是要知道，游击战亦就是正规战。”

（5）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该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第18页。

（6）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1981年版，第二编第99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中卷第53页。

（8）《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392—394页。

（9）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26页。

（10）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台北1987第二版，第三卷第120页。这一方针是战后对当时的措施加以总结归纳而成。陈诚在其1946年所著《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归纳为：“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敌人速战速决战略已变为以战养战；战略攻势已变为战略守势。但国军反攻力量尚未建立，为达成上项目的并打破敌人企图，除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外，并对敌主动发动有限度之攻势或反击，以消耗敌人之战力，同时广泛发动敌后游击战，变敌人后方为前方，以牵制敌军兵力，加重其消耗，并打破敌军经济榨取之阴谋。”蒋纬国等又在陈诚归纳的基础上写出上述方针。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蒋介石于1939年1月7日致后勤部部长俞飞鹏的密电中颁布的《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其方针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区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

（11）贾延诗等：《白崇禧先生访问录》，台北1984年版，（上）第352页。

（12）《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机密作战日记》中1939年1月10日作战日记。转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万仁元、方庆秋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上册第4页。

（13）毛泽东：《对国防问题的意见》，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22页。

（14）毛泽东：《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的态度》，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28页。

（15）《周恩来传》第367页。

（16）转引自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五册（上）第160页。

（17）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427页。

（18）同（7），第41页。

（19）同（10），第三卷第123—124页。

（20）毛泽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444页。

（21）同（11），第353页。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2册第240页。

（23）（日）《日中战争》。转引自《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3页。

（24）同（23），第284—285页。

（25）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转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2—533页。 p3eOLcC16yBi9yVI7eDg7ovd3QcoYTbLlMhQKS+7iCkVNVf2wDCohmdigWHeSW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