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写作动机

1937年中国爆发的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1）中国各族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而展开的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分阶级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一致奋起，义无反顾，与日寇做生死的决斗”（2）而获得的，是在“世界人民的支援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配合下”（3）获得的。中国所有参加抗战的政党、阶级以及各阶层爱国人士，虽然在不同的战略阶段，在精神和物质的各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但战争的胜利和他们作的贡献是不可分割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着两个战场，即由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的军队担负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担负作战任务的敌后战场。这是1927年以来中国政治、军事的延续、发展造成的，也是中、日力量对比和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是当时具有中国特点和进步意义的特殊现象。

中国长期受封建主义统治，闭关自守，科技落后，武备不修，鸦片战争失败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经过105年之久，才摆脱被瓜分的危局。如此严酷的历史教训，我们子孙后代永远不应忘记。为了振兴中国，使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近代史，尤其是中日战争史，应该“全面地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借以启迪后人，指导将来”。（4）

一、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敌后战场的叙述较多，对正面战场则较少涉及。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方针，给全面、深入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面战场的研究也提上工作日程。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大批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很多见解深刻的文章，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是，有些作品基本上是参照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撰写的。

然而台湾的有关著作，特别是官方著作，绝大多数对抗日战争总体格局的叙述不符史实。如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全书只提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行动及其文件，对共产党的抗战，则除了否定与批判外，不著只字。甚至国民党中坚持抗战的冯玉祥和李宗仁，在书中也被写成“反叛将军”、“阴谋活动家”。有的书更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肆意诬蔑。如何应钦在《为邦百年集》中说：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中国的内奸叛徒——中共，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国家”；（5）1987年出版的《抗日战史》仍称抗日人民武装为“匪”，说共产党“从不从事抗日，专门打击国军”，甚至说“原本纯净的沦陷区，由于新四军之进入，遂成多事之秋”，（6）等等。对正面战场作战的叙述，则多有掩盖事实、捏造战况的问题。

以淞沪会战为例：中国军队的作战是英勇的，但最后造成大溃败的重要原因是未能适时转移部队，延误了撤退的时机。据始终参加该会战的原第36师师长宋希濂说：“在淞沪战场打了近三个月，伤亡过重，部队残缺，每个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当时主管作战的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后改称‘军令部’）及前线的高级指挥官，鉴于已被日军攻占了浏河、刘行、江湾、真茹（今真如）等地，后方已无可以抽调的兵力增援，均建议迅速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到常熟、苏州、嘉兴之线及江阴、无锡、嘉善之线进行整补，实行和日军持久作战的方针。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并已获得蒋介石委员长的批准。十月底，这一方案正在开始实行之际，蒋介石突然于十一月一日晚十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随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以上将领会议……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7）于是部队转移的计划遂中止执行。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一错误决定，才导致淞沪战场几十万部队的大溃败。

可是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中根本不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却大肆宣扬“领袖天纵英明，肆应万当，无不终获胜利”，“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8）宋希濂是1949年末在四川大渡河畔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将领，曾率部投入淞沪战场，浴血杀敌。台湾国民党当局说：“国军部分将校于戡乱作战期间被俘投匪，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歪曲史实或破坏政府威信，或为匪伪鼓吹，言行乖谬，不足采信”，（9）并中伤宋希濂“甘为中共统战工具”，“甘为中共鹰犬”。（10）姑不论早在1980年即已定居美国的宋希濂是不是“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我们看一看没有被解放军俘虏，逃至台、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是怎么说的。淞沪会战时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和右翼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在其《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中说：“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迟迟未决，等情况已到了最危急之际，才于九日下达退却命令……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入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当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顾祝同，在其《墨三九十自述》中说：我军退守苏州河时，“全般态势愈形不利。委员长等于十月二十八日，亲临苏州指示作战机宜”。下文不说蒋介石指示了什么机宜，却说“十一月五日，日军以有力部队，突由金山卫一带登陆，企图抄袭松江、青浦、安亭，堵截断京沪、沪杭两路交通，同时苏州河南岸阵地亦被日军突破，我军以腹背受胁，又缺精锐之生力军可资使用，乃不得不于十一月八日夜开始向嘉兴、苏州一带撤退……部队单位既多，沿途拥塞，加以飞机轰炸扫射，死伤不少，秩序混乱，部队大都失去掌握。”张发奎、顾祝同虽因立场、地位等关系不得不为其尊者讳，但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某些实情。当时的前敌总指挥陈诚，在抗战刚胜利时的私人回忆中就明确地说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时，领袖由电话问陈如何处置，陈答以须调整战线后，领袖又命陈再支持三日，结果蒙受不利之溃退。”（11）由此可见，蒋介石由于决策错误、贻失战机，而成为中国军队大溃败的主要责任者。这一点事实上是知情国民党将领早就形成的共识。可是台湾当局出版的各种抗日战史，对此均不提及。

1949年脱离军职去香港定居，1950年又主动不再当国民党员的张发奎，在其晚年的口述自传中曾直接批评蒋介石在此问题上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并揭出影响蒋介石作出错误决定的主要原因。他说：当“官兵们已经打得筋疲力尽，伤亡惨重、后援不继”时，我赴松江出席军事会议，这是蒋先生（蒋介石）召集的，会场设在松江车站一节列车上，出席者有宋子文、白崇禧、陈诚、顾祝同、薛岳、孙元良、我以及其他将领”。“这件事我忍不住要讲出来，因为我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用介意蒋先生知道了会发怒”。“那时淞沪会战已葬送了巨大数量的人命。在蒋先生莅会前，我们在火车车厢里讨论了局势。我们都认为无法再抵挡敌军的优势火力。蒋先生到会后，高级军官们依次提出报告。我提议我们从淞沪前线转移十个师到苏嘉、吴福国防要塞工事，如是我们便能重新集结后撤的部队，以便确保有计划的撤退”。“绝大多数人同意我的建议。大家一致认为，上海再也守不下去了”。“此时蒋夫人突然从上海来到，我还记得她穿着毛皮大衣。她宣称我们若能守住上海——我记得她说十多天——中国将赢得国际同情，国际联盟将帮助我们抑阻日本侵略”。“与会者只有少数人同意她的观点。蒋先生说，上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守”。“蒋先生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蒋夫人的愿望被证实是一种错觉，她太天真了，并非我想侮辱一个妇女，但是毕竟她只是蒋先生的妻子呀！他怎能听从妇人之言去指挥一场百万人的大战役呀！”“倘若不是蒋夫人要我们再坚持十几天，我们原本可以实行有秩序的后撤”。“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何应钦承认在淞沪会战中犯错，但他不敢批评最高统帅部，他只承认撤退时过于混乱。何应钦在台湾不敢说真话”。（12）

台湾当局出版的许多战史，为了掩盖某些事实或制造某种假象，有时还故意篡改档案。仍以淞沪会战为例，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1937年11月10日第三战区对左翼军下达的“作字第十号”撤退命令，“收容阵地之占领”一项中，原文是令“十九集团军以第六十六军占领安亭、方泰、外岗（不含）附近要点……第二十一集团军以有力部队占领外岗、嘉定附近诸要点……以五十六师占领晏塘、浏河附近要点”，以掩护第十五集团军及第十九、第二十一集团军自身的撤退，并未令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占领收容阵地。但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及史政局所编的《抗日战史》等书，都改为“第十九集团军以第七十三军占领杨家村、方泰镇附近各要点……第十五集团军以有力部队占领石岗门、嘉定城附近诸要点……”掩护撤退。当时陈诚并未在左翼军中指挥作战，是薛岳指挥的，所以命令中“本阵地占领部署”一项的原文是：“在转进期间应由左翼军薛总司令适应状况部署各集团军之行动”，而上述两书竟将“薛总司令”篡改为“陈总司令”。

又，《第三战区第三期作战计划》本来是在淞沪作战部队分别撤至吴福线和平望以南地区时，于11月16日由南京下达的，其方针是“为了打破敌由杭州湾方面包围我军之企图，并巩固首都”。可是台湾当局出版的战史，却将这一计划下达的日期改为11月8日，并删掉了打破敌军包围企图这一首要目的。同时还在顾祝同于11月8日夜匆忙下达的撤退命令之前，增添上“第三战区基于上述第三期作战计划，随即于11月8日下达初期阵地转移部署命令”。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制造蒋介石早有预见的假象，使读者相信淞沪作战部队是预有计划地转移阵地，而不是仓皇溃退。不过这种作伪手法破绽太多，即使不与其他大量资料对照，仅从计划自身内容亦可看出其不实之处。《计划》中的“指导要领”规定：“由京沪方面抽调两个师经宜兴至吴兴”；第三条规定：“沪杭线方面应扼守崇德、石湾、南浔及临平、吴兴线”。人们不禁要问：在11月8日，杭州湾登陆日军第一梯队第18师团和第6师团尚在松江西南及亭林镇附近，第二梯队第114师团尚未登陆，淞沪战场左右翼军也还未被切断联系，而且军事委员会9日尚“决定以右翼军扼守既设之乍嘉阵地”，（13）为什么要京沪两个师从太湖北绕道去太湖以南的吴兴呢？为什么放弃1935年即已修建的乍嘉线和海嘉线两道国防线防卫工事，而要求扼守两阵地以南并没有既设国防工事的崇德至临平之线呢？可见这个计划绝不是11月8日下达的。这类的例子俯拾皆是，几乎在每个战役的叙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而，台湾当局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绝大多数不能真正、完全地反映抗日战场的真实面貌。

我国大陆各地现存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档案异常丰富，而且保管良好，整理有序，为正面战场作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国民政府时期的战斗详报、作战总结以及各种新闻媒介在当时发表的战况报道等，因国民党军一些将领为邀功、诿过等个人目的，或为激励士气、鼓舞人心等宣传需要，经常虚构战情，浮夸战绩。如果使用不慎，可能造成失实。据抗战时任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说：1940年枣、宜会战时，他“任宜昌守城部队18军18师参谋长，是放弃宜昌最后阵地飞机场东北角镇境山的人，时在6月11日黄昏……但在档案资料中，6月14日陈诚致蒋介石密电说：‘宜昌城区仍由我罗师（18师）一部固守’。”他还说：“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18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18军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我）直接以电话报告军令部。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喜出望外，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鄂西战役结局，国内外影响甚大，要注意宣传，你们速拟一战报，以电话直接报军令部，政府将对有功将领加以勋奖。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其中有：‘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其第3、第13、第34、第39、第58等6个师团为骨干，另附第14、第17独立旅团所编成之第11军，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碑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方天……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令，都是军令部捏造的。”（14）新闻媒介在当时进行宣传，或者还可以理解，明知其不实却作为史实，写成重要文件就很难使人理解了。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1946年抗战胜利后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对此次战役是这样写的：“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敌酋第11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准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碑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圈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而由偏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十万之兵……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等等。另外，国民党政府军队在一些作战中制定的计划、命令，文字阐述也是头头是道，但有些并未实行，有的未全执行。由此可见，即使是原始档案，亦可能有失实之处，不可不慎加辨析。

海峡两岸参加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军官、将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不少战争回忆录，这是研究正面战场作战的宝贵资料。但个人见闻总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全凭记忆也易因年久产生错误。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当时的第103师第618团团长万式炯和该团第3营营长赵旭对参加江阴防守战斗的回忆就有矛盾。万说1937年12月1日晚奉命“向镇江转进”，“夜晚十时，我师退至江阴城西方之钱家村，遭敌伏击”，“第613团团长罗熠斌中弹阵亡”。而赵则说12月1日日军“向我103师阵地猛扑”，“激战两日两夜，守住了要塞”，但我第613团团长罗熠斌阵亡；12月2日方奉命“向镇江转移”，“当夜开始撤退”。（15）仍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当时的教导总队副队长兼第1旅旅长周振强记该总队的兵力部署是：“第1旅……为右翼队，担任紫金山老虎洞、西山至工兵学校之线的防守。第3旅……为左翼队……第2旅……为总预备队，集结在太平门、中山门附近。”而当时任第2旅第3团团长的李西开则记为：第2旅也在第1线阵地，“担任陵园新村、中山陵西侧、灵谷寺至老虎洞侧一带地区之守备。右与第1旅、左与第3旅联系。”（16）由此可见，使用回忆资料时，仍须与其他资料对照研究，方能避免失实。

研究历史，回顾以往的成就和过失，以便达到鉴往知来、古为今用之目的，首先必须对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一番梳理。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的研究同样必须以史料的真实为前提，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在弄清战争的真实面貌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高度考察战局的发展，严肃认真地把抗日战争发生的原因、中日双方的具体情况、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性质、正面战场作战的历史过程以及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的成败得失等，如实、系统地反映出来。虽然现在的常规战争已进入高新技术战争时代，不同于过去的抗日战争，战场环境、作战样式、战术原则、作战理论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它们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都不能与历史截然分开。在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的原则下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仍有许多东西，特别是战略运用和战役指导等方面可资借鉴。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军事领导者误认为多地带阵地防御继续有效，第一阵地带尚未被突破，后方阵地带又构筑起来，因而是不能突破的，于是建筑马其诺防线，实行甘末林的防御战略。英国在亚眠会战中使用坦克，德军交叉火网不能阻止其前进，只因英坦克停止等待协同的步兵延误了时间，德阵地才未被突破。德国从中认识到：如果攻者改进步、坦协同作战，提高进攻速度，使防者来不及建筑后方阵地，则多地带阵地防御是可以突破的，遂采取闪击战略，提高进攻速度，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一战而溃、希特勒蹂躏欧洲。

有鉴于此，我们编写这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参加撰写和编审的人员，有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共两党的将领，也有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军事史的学者。我们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日及各有关方面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战场的作战，既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既不为之“擦粉”，也不为之“抹黑”，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真实历史，也为今后《中国抗日战争作战史》的撰写奠定一些基础，同时希望有与之配套的《中国抗日战争政治史》《中国抗日战争外交史》《中国抗日战争经济史》等著作相继问世，以便对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作出更为全面、系统的总结。

二、记取历史的教训

1868年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当年4月6日，天皇在颁发施政纲领《五条誓文》的同时，还发表了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经营天下”的《宸翰》（即御笔信），宣布“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在6月改革官制时规定外务大臣的职责之一为“开疆拓土”，（17）明确地表示以侵略扩张为其基本国策。1874年发动了第一次武力侵华，进犯中国台湾；1879年吞并了与中国清朝保有特殊关系的琉球国；（18）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强迫清朝廷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北京；1904年与俄国争夺中国的土地、利权，在中国东北大地上进行日俄战争，占领了中国辽东；1910年又吞并了与清朝保有特殊关系的朝鲜；1914年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作战之机，占领了中国青岛；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举行的“东方会议”制定“先征服中国”的计划，并上奏天皇；1928年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兵济南；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7年再制造“七七”事变，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面对日本几十年赤裸裸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忍无可忍，才全民奋起，被迫进行抵抗。1937年开始的这场全面抗战，是觉醒了的中华民族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置中国于殖民地地位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而日本所进行的，则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它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深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侵华日军到处进行残酷的屠杀，仅南京一地就屠杀了30余万；而且公然违反国际公法，组织“731部队”，制造细菌武器，中国至少有十余万人死于其“试验”之中。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及残暴罪行，不论在国际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国际社会早有定论，受到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民，包括日本有正义感的人民的一致谴责。

战后数十年来，日本许多明达人士深知反省。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日本表示：“痛感到在整个战争中给中国国民造成巨大损失的责任，并对此深刻反省”；1987年，日本举行“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日本历史学家远山茂树在闭幕词中说：中日战争“历史意义的核心，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同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战争的冲突，其结局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对此，是不能有丝毫含混的。”（19）1991年在沈阳举行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在发言中说：“我们一定要把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中日两国人民，告诉两国的子孙后代。”（20）日本明仁天皇也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21）1993年8月10日，日本细川首相承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的是侵略战争。”（22）其实，早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有些日本军人就明确地承认日本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承认对中国人民施行了残暴行为。如日本明治天皇之弟三笠宫崇仁，于1944年初在南京中国派遣军总部所作的秘密报告《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中说：“明治维新以来，伴随欧美文化的输入，日本人也感染了霸权主义的侵略压榨思想，并与欧美诸国一起对中国实施此等行径”，如“掠夺、强奸、杀害平民、放火等”。后来日本《读卖新闻》的调查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中野邦观对他采访。关于侵华问题，三笠宫崇仁说：“连侵入他人所有的土地都要构成非法侵占罪，更何况侵占他国的领土，这能说不是侵略吗？”关于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的问题，他说：“所谓屠杀，就是用残忍的手段加以杀害”，日军“为了对新兵进行训练，可用活生生的俘虏当靶子，叫新兵演练刺刀拼杀战术”；在东北，将中国人“捆绑在木桩上，日本军人对着他们又施放毒瓦斯，又发射毒气弹，其场景之凄惨，实在令人目不忍睹……像这样的暴行，不叫屠杀又能叫什么呢？”最后他说：“日本人较普遍地存在着民族优越感和对中国人的蔑视观念，再加上……对在甲午、日俄两次战争中日本并未真正取得胜利，只是在政治上得胜而在军事上并未战胜这一点认识不足，因而最终酿成了不可收拾的结果。”（按：指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些问题，并未到此总结，现在依然继续存在，将来也很有可能再度发生。”（23）三笠宫崇仁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再度发生”的危险的确存在。

尽管中国对日本侵华的这段不幸历史不咎既往，以友好为重，希望其吸取历史的教训，使中日两国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互利合作，共同维护东亚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但是，军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思想并未在日本完全消除，不仅在日本民间不断地出现“卢沟桥事变乃偶发事件”、“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应当肯定”等反历史的言论，以及胡说什么“犯罪时效也适用于侵略战争，中国现在还批判日本侵略，是不懂时效”，并诬蔑中国尚处于“根本不懂国际常识和现代社会原则的‘前现代社会’”等等；就是在日本政界，也仍然不断有人歪曲历史，否认侵略，拒绝反省。

以负责日本教育的文部省为例，1955年自民党前身民主党中部分大员发表了题为“可忧虑的教科书”一文，主张把日本小学教科书所载的日本“战败日”改为“休战日”。此后文部省多次在审定教科书时故意掩饰其发动的侵略战争：1958年，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大陆”；1969年，删掉了所有关于反省战争责任的内容；1982年，又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等等，类似的篡改不胜枚举；同年8月，国土厅长官松野幸泰还攻击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篡改教科书进行批评是“干涉日本内政”，说批评的人“神经过敏”。

再如：1978年，日本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1000余名其他级别的战犯的牌位移入靖国神社进行“祭祀”，此后每年都有一批大臣和国会议员前往参拜；1985年，中曾根康弘公然制造了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而且内阁成员每年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已成定例。1986年，刚上台不久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竟在《文艺春秋》上著文，说日本并吞朝鲜，朝鲜“负有责任”，说日军在南京进行的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更肆意歪曲历史，说“日中战争发端于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当时本已就停火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是中国共产党开了枪，于是战争就爆发了”；1988年，他再次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解，说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意图”，“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日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并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1989年，曾任“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之会”会长、一直积极推动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竹下登采取了间接否认侵略的手法，说日本进行的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应该由后世历史学家评价”。1990年，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发表谈话和文章，说“我不认为发生过所谓大屠杀事件”，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日本人应当肃清“战后意识”。1992年，众议院外委会副委员长柿泽弘治说：亚洲各国对日美化侵略战争的批评是“有害的”，“是对往事的小题大做”。

1994年，事态发展得更为严重，一年之内有三名政府要员和一名议员公开否认当年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日军大佐、战后任自卫队陆上幕僚长、当时任日本法务大臣的永野茂门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当时即将被搞垮，日本是为了生存才发动战争的，是为了解放殖民地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并不想把那些地方变为日本领土，也没有占领那些地方”。同年8月，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对记者称：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并没有想发动侵略战争”，“不应当只认为日本坏”，“那场战争使亚洲各国独立了”，“教育提高了”。9月，自民党议员户田一郎又在广岛议会上说：“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10月，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在回答议员质询时说：“日本否认针对亚洲邻国发动过侵略战争，这是一个微妙的定义上的问题”，“日本当年发动的战争是否叫侵略战争尚存疑问”。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要员们还煽动群众，为其侵略翻案。他们在日本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时宣称“‘八一五’不是终战纪念日，而是日本战败的国耻日，全体国民应奋起雪耻”。在神社两侧高挂书写着“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反对中国干涉内政”等颠倒黑白的大条幅。神社的扩音器里不断地喊着“大东亚圣战是为亚洲各国争取独立的战争，是正当的自卫，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报复”，“日本不是侵略国家，英灵为国捐躯”等口号。当天参加参拜的有日本7名内阁阁僚和前首相竹下登等69名国会议员。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在这个时候，日本人要想得到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的谅解和信任，理应认真反省过去、承认侵略历史，并向曾经遭受其侵略的国家和民族道歉。可是一部分日本政要人物非但不肯道歉，反而变本加厉地否认和美化其侵略历史。当年1月，自民党议员成立的所谓“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竭力抵制在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由日本国会通过“不战决议”，宣称坚决反对“谢罪式的不战决议”，要避免“使战后被歪曲的历史法律化”；2月，永野茂门与一些自民党议员组成所谓“正确认识历史议员联盟”，公开反对日本以任何形式谢罪，说“不战决议将使日本永久被贴上残忍民族的标签”；4月，“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在日本各地征集了456万人签名，反对国会通过不战决议；6月，“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东京举行紧急会议，要求国会在决议中不使用“侵略”、“殖民统治”、“反省”和“领土扩张”等词句；8月8日，刚上任的文部大臣岛村宜伸，在其就职的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拒绝承认日本的侵略历史，声称认不认侵略战争“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同一天，奥野诚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东亚战争是为了解放白人殖民地”，是“自卫战争”；8月15日，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等8名内阁成员和70多名国会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不久，桥本龙太郎等自民党105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书中说“满洲不是中国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事件是虚构的”，等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我们鉴往警来。

“回顾中日关系，可谓密切交往与深仇血战相互转换。其内在的决定性因素是力量对比”。“尊强傲弱，愿意向胜利者学习，是日本人历来的特点”（24）。公元7世纪，日本大化年间（公元645—655年）经效法唐朝制度进行改革而兴起不久，公元663年8月间，日本水军即与大唐水军在朝鲜半岛白江口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结果是日本水军大败，损失战船400余艘。日本认识到自己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以抗衡唐朝，不仅没有怨恨大唐，反而与唐朝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唐军平定了与日本共同抗唐的高句丽后，日本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去唐都长安祝贺大唐在朝鲜半岛的彻底胜利。同时向大唐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遣唐使，进一步全面学习和引进唐代的文化制度，积极进行“唐化”。公元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一译佩利），率其舰队侵入日本江户湾，并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日本于次年签订了不平等的《日美和亲条约》，打破其锁国制度。日本却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建立了培里公园，园内还设有纪念馆，陈列着当时的入侵实物、文件和出版物，记录了美舰压境时幕府惊慌失措、被迫开国的历史。而且在美舰登陆地点，立了一座纪念碑，上有当时首相伊藤博文亲书的“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利上陆纪念碑”大字。曾访问过日本的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将军2012年著文说：“在二战中真正打痛日本的是美国，多数日本人却最佩服美国。20年前，我到日本自卫队最大院校防卫大学时，看到其师生处处以模仿美式做法为荣。12年前，我到广岛时曾访问过原子弹受害者及其后代，发现他们不谈怨恨却还感谢美国战后的帮助”。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当局乃至主流观念只承认败于美国，不承认输给中国”。但是“新中国成立一年后敢于出兵朝鲜，同美军作战还能连连取胜，刚被美国打服的日本人在惊愕之余改变了对华观念，过去‘支那’的蔑称被‘中国’代替（25）。”中日间的民间往来，逐渐升温，“文革”期间，中国的对外交往几乎中断，但日本民间团体来华却一如既往，且更加热情。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两国的密切关系程度前所未有。但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后，不少日本人又开始得意忘形，崇强傲弱、尚武好战的心理高度膨胀。石原慎太郎就与人合作抛出《日本可以说不》的系列著作。“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出现十多年经济不景气。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国民心态普遍感到失望、迷茫和焦躁不安。特别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长期以来日本称霸亚洲、经济唯我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这种反差使不少日本人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心理不平衡。右翼势力和某些政客、媒体乘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危机论’等，竭力鼓吹依靠美国、抑制中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如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早在2002年就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的文章。2012年他又跳出来导演‘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闹剧，激化中日之间钓鱼岛争端的矛盾冲突”（26）。而日本政府亦出于遏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自身能源的需要，以及配合美国重视亚太战略的需要，企图乘机侵夺中国的钓鱼岛。

已经并日益发展壮大的新中国和受尽列强屈辱、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相比，不论在国际地位上还是在综合国力上，都有着极大的差异。被人诬蔑为“东亚病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也不会再任人欺凌。但是，在颂扬我们中华民族光荣、伟大业绩的同时，绝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必须牢记中华民族在近代走过的艰苦历程，警惕那些为其侵略历史辩护、主张“雪耻”的那些人。

看一看日本的现实情况。仅就军事方面而言，它的自卫队拥有一切先进的常规武器，是一支能够进行高新科技战争的现代化武装力量。日本现有核电站47座，拥有生产核武器的全部基础与技术，如果日本政府愿意，一年内就可以成为核大国。再听一听某些日本军界人士的声音。日本防卫厅（2007年1月升格为防卫省）国防局局长高岛说：“中国是一个核大国，并且正在对武装力量实行现代化”，“从军事意义上说，我觉得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有的人还无中生有地制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为其扩军找借口。如东京防卫研究所所长西原说：“我们对中国的扩张感到担忧。”（27）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必须居安思危，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在加强民族团结和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建设现代化国防，提高军队素质，以增强我国的防御能力。为此，还必须从以往的作战实践中吸取可用的经验教训，以便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反侵略战争和保卫国家利益的战争做好准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虽然日本在近代对中国有过几十年侵略的历史，但也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我们真诚地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互利合作，共同维护东亚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但真正的睦邻友好关系只能建立在正确对待历史的基础之上。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也希望日本少数人能正视历史，并以史为鉴，与中国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

注释：

（1）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第274页。

（2）朱德：《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载《解放》1941年7月7日第131、132期合刊。

（3）刘华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驻京部队老战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载1995年8月26日《解放军报》。

（4）聂荣臻：《历史的召唤》。为郭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一书的序言。

（5）《为邦百年集》。台湾1987年版，第449页。

（6）台湾国民党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1987年7月版，第4册第2页。

（7）宋希濂：《鹰犬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二版，第121页。

（8）黎玉玺：《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台湾国民党史政局1966年印。

（9）同（6）的“编纂说明”。

（10）1984年4月4日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

（11）《陈诚私人回忆资料》，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三十一册。

（12）见《张发奎上将回忆录——蒋介石与我》，星克尔（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77—182页。

（13）国民党军令部档案《沪战经过及教训》（1937年12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三十一册。

（14）赵秀昆：《从运用档案、回忆录资料想到的》。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15）《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5、92、93页。

（16）同（14），第166、167、171页。

（17）转引自伊文成等《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页。

（18）在清代，琉球、朝鲜与中国清朝保有特殊关系：按定制，琉球和朝鲜的国王即位时要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即位后要派大臣定期到中国向清帝朝贡。清帝则负有维护琉球、朝鲜国王统治之责，并有帮助他们平定内部动乱和抵御外来侵略的义务。当时清朝统治者以琉球、朝鲜为其“外藩”、“属邦”，琉球、朝鲜统治者也如此看待其与清朝的关系。但是清朝并不干预他们的政令，在经济上彼此也处于平等地位，并可得到对华通商的便利。清朝与琉球、朝鲜的这种特殊关系带有封建落后性，但是和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关系根本不同。

（19）见《驳永野茂门》所记齐世荣的谈话。载《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20）见中国各大报刊载的中国新华社沈阳1991年9月17日电。

（21）《日本天皇在杨尚昆主席举行的宴会上的答辞》，见中国各大报刊载的中国新华社北京1992年10月23日电。

（22）见中国各大报纸刊载的日本共同社东京1993年8月11日电。

（23）见日本《HTISIS读者》1994年8月号。转引自《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24）见徐焰《处理对日关系需大手笔》。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

（25）同上注。

（26）见王晓秋《历史上日本的对华心态》。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

（27）转引自高存信《鉴往警来，永保和平——我们怎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e5ZYIB5NZu1Ehd+qruYLW9Z38o3UaTSKmEg6v0/u06KW7NPqgijTS2J1aeSbNR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