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册上极其光辉的一页。中国的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战胜和消灭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尊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但是，西方国家出版的有关反法西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却大多侧重于欧洲、非洲及太平洋战场的叙述，强调美、苏、英的重要作用，无视亚洲战场与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公然歪曲历史，诬蔑“中国军队几乎没参加过什么战斗”，即使“中国停止战斗，战斗的进程也决不会发生改变”等。如果这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了。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熟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法西斯挑起的一系列局部侵略战争逐渐发展、扩大而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1920年以后，日本出现数以百计的法西斯组织与团体，它们竭力鼓吹对外侵略。1931年日本法西斯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部分爱国军民在世界东方第一个展开反法西斯武装斗争。1936年11月25日，德、日两国政府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加入，从而宣告德、日、意法西斯侵略集团正式形成。该协定申明：法西斯集团决心夺取世界霸权，要在全世界推行法西斯制度。因此，德、日、意三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法西斯同盟，被视为轴心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出重要一步。自此以后，世界上原来分散孤立的法西斯势力结为一体，构成了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威胁；三个法西斯国家对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侵略不再是局部事件，而具有世界性了。换言之，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反抗德日意法西斯集团侵略的武装斗争，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当然也不例外。即使仅就抗击日本的侵略而言，也是如此。1936年8月7日，日本政府通过《国策基准》，确定其对外扩张的战略方针是：“北上”进攻苏联，“南进”夺取南洋，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应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为目标。［1］非常明显，日本侵华不仅仅是要灭亡中国，其最终目的是要征服世界。所以毛泽东在当年说：“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2）“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3）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头一炮。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是打败第二号法西斯强国日本的决定力量，是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和美、英夺取太平洋战争胜利的最有力的盟友。当时各同盟国首脑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均极为重视。请看以下几桩大事：

1942年元旦，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个国家共同发表《联合国家宣言》，各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并保证“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4）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联合作战的需要，建议设立包括中国本土及越南、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并提议蒋介石担任战区统帅。

由于中国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抗战，改变了过去任列强欺凌的软弱形象；更由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重要，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1943年1月，中国和美国、英国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了新的中美、中英条约（以后中国与比利时、挪威、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相继签订了类似条约），废除了过去的不平等条约。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交部部长在莫斯科开会，共同发表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美国力主中国亦参加该宣言。美国国务卿赫尔说：“我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5）经协商，中国驻苏大使受权在宣言上签字，从而形成四国宣言。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都必须归还中国。（6）三国决心团结战斗，将战争进行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于8月加入《波茨坦公告》）

在上述活动中，尽管美国政府另有所图，但中国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点是无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官员作为主要战胜国的代表参加了日本向盟国投降的仪式。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凡此种种，也是对这个事实的进一步确认。显然，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翼，是其密不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作为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四个主要国家之一的中国，始终担负着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的重任，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就作战时间而言，中国遭到日本侵略最早，抗击日本也最早，而且作战时间也最长。仅从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军民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了8年零40天（如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则战斗了14年）。而美、英两国从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起，同日军战斗了3年又9个多月；苏联从1945年8月9日对日宣战开始，实际作战不过十几天。就作战规模而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和幅员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进行的，中国投入的兵力，最多时军队近500万人、民兵约200万人；日本投入的兵力，最多时日军近200万人、伪军约145万人。双方使用总兵力高达1000万人。就消耗日本军事力量而言，8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杀伤、俘获的日军，据日本方面统计为261万余人，其中伤亡人数为133万余人。（7）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为43.56万人。但日本历史学家伊藤正德所著《帝国陆军史》，却记录战死在中国的日军为789370人。最近日本读卖新闻社为追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日军亡灵而出版的《中国慰灵》，亦记为70多万人，但不包括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在缅甸战场上、中国抗日联军在东北战场上与日军作战中战死的日军。另有《缅甸慰灵》、《满洲慰灵》专为记载。（8）据国民党军方统计，向中国投降的日军为128.3万余人。（9）此外还消灭伪军累计213万余人（其中歼灭118万余人，投降95万余人）。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作战，据《马歇尔报告书》记载，使日军损失124.7万人（包括在印、缅战场上美、英军和中国远征军共同歼灭的16余万日军）。苏军在远东对日作战，据苏联统计，使日军损失约70万人（包括伤亡、俘降人数）。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损失的军队，占其损失总数的65%，对日本整个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力量打击最大。

尤其应当提出的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4年半内，中国独自抗击着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后来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盟国的美国和英国，在此期间基本上没有援助中国，而且竭力推行“绥靖政策”，甚至继续向日本出售其最为缺乏的战略物资。苏联虽然曾经给中国以有力的援助，但要中国以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偿还其售予的武器装备。为避免两面作战，苏联在国际关系上也采取不干涉日本的“中立”立场。中国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粉碎了日本企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南进”或“北进”基地的战略计划，迫使日本陷于“中国泥潭”而无法自拔。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其主要决策者们认为只需“对华一击”，就可以迫使中国屈服。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询问战争所需时间时，他说“一二个月足够了”。（10）但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既未被消灭，中国政府也未屈服，依然坚持抗战；而敌后战场则愈战愈强，建立了大批抗日根据地，收复了大片国土。1938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在向至华北视察的日本天皇侍从武官所作的《情况报告》中说：“占领区内……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其行动极为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事件不断发生。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11）此时的日本，不仅在军事上遭到严重的挫折，战略进攻势头已成强弩之末，在经济上也逐渐陷入困境，国力开始下降，战略原料缺乏；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劳力、能源和粮食均感不足。1939年的军费支出已高达61．56亿日元，国防工业的生产计划已不能完成。当年冬，“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当年10月2日就任参谋次长的泽田茂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叙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依靠武力决战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12）其实，他的前任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也有与他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继续打下去对日本非常不利；即使打下武汉、广东，也不可能使中国屈服，而且“日本内部由于人心恶化，失业者发生生活问题，出现了反战思想，将更加陷入困境。”（13）正是由于中国坚持抗战，使日本逐渐陷入“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困境。从1938年12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3年时间里，日本连续更换了7次内阁（近卫文麿（第一次）、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近卫文麿（第二、三次）、东条英机），每次都不过半年时间。他们虽然不断地变换对华策略，并采取了战略轰炸、海上封锁、“三光政策”、“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等各种手段，但谁也未能扭转这种越陷越深的不利局面。冈村宁次认为：“在事变中内阁几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虚弱。”（14）1939年7月5日，日本参谋本部在草拟结束战争的秘密方案中说：“如果今后仍然打下去，那将是徒劳的。要想通过这次事变一举全面解决中国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广大国民已显疲劳之色，久战必将生乱。”（15）1939年12月25日，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大阪各界招待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国民政府还拥有军队240个师，另外还有游击队100万以上。如何解决此巨额军队，如何应付国内经济问题……都是棘手问题。（16）1940年12月1日，日本天皇也已感到形势不妙，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17）实际上这时日本已经被中国的抗日战争拖到精疲力竭的边缘。正如战后日本人自己说的：“日本在败于美国的物质力量之前，早就已败给中国的民族主义了。”（18）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初期，日本投入的陆军仅10个师团又3个混成旅团，在太平洋战场上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但在部署陆军35个师团、1个骑兵集团和44个混成旅团（含关东军13个师团和24个混成旅团）（19）的中国战场上，日军的形势却很不妙，日军的作战不仅没有“粉碎敌抗战企图”，反而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吃了败仗。1942年5月9日，日本天皇质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不能设法解决中国事变吗？”就是这个五年前对日本天皇说打败中国“有一二个月足够了”的杉山元，这时已找不出挽回失败的办法，只好所答非所问地回答说“正在研究之中”。（20）1943年，冈村宁次和重光葵对侵华战争已有共识：只有让步妥协，除此别无良策。（21）据重光葵在战后所著《昭和的动乱》中记载，当时日本天皇迫切希望与中国尽快“恢复和平”，表示只要能维护国家的尊严，其他如海外领土等问题，不必多作考虑。（22）1944年，中国敌后战场普遍发起了攻势作战，正面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亦在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进行了胜利的反攻作战；虽然这时侵华日军已发动了“1号作战”（豫、湘、桂会战），并在豫中获得了战役上的胜利，但日本天皇在听取了中国战场形势的调查报告和日本国内军需工业状况的“绝望报告”后，明白了日本在战略上已经迈进了失败的门槛，认为必须“定下决心，除要求媾和以外，别无他法”，（23）遂于6月22日指示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关于结束战争的问题，要具体作好研究，努力实现这一目的。”（24）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战后，日本国内少数人说什么“日本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日本在中国业已获胜”；中国也有极个别人持这种观点，说“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等。（25）对这类荒谬的说法，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曾给予有力的驳斥。他指出：“诚然，日军在中国战场局部战役中屡屡取胜，但是它的整个战争的目的却全然没有实现。中国虽屡屡受挫于日军，饱尝‘三光政策’之苦，并且还出现了汪兆铭之流的投降派，可是它经受住了巨大牺牲及灾难的考验，实现了抗日的目的，即中国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者，而日本则是败者。其次，从狭义的军事上讲，自1943年以后，日军在华北不断遭到中方的迎头痛击，至1945年，则彻底陷于被动局面。”（26）他还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27）美国和英国参加太平洋战争、美国投掷原子弹，以及苏联出兵东北进攻日军，对战胜日本法西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无条件投降。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日本在投降之前，其主要军事力量已在中国消耗大半，仅在中国战死的将军，即有海军大将大角岑生、陆军中将田攻（死后追晋上将）、阿部规秀等96人，并且耗尽了国力，经济上已经崩溃。再听听美国人是怎样说的：“即使不投原子弹，即使俄国不参战，即使不制订进攻的计划，日本也是会投降的。”（28）再听一听日本人是怎样说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1937年夏日中全面战争爆发时，有谁能预料到弱国的中国竟能以帝国主义的日本为敌，将八年抗战坚持到底呢？但是，中国的抗战，成为将日本引入通向泥潭之路，继而又引发日美、日英战争，最后成为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决定性力量。”（29）也有人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十四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0）作为付出沉重代价而取得胜利的中国，我们更有充分理由，并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军民自始至终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中坚力量，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战胜日本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的北进计划

欧洲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而苏联则是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主要力量。苏联在德苏战争中取得胜利，主要依靠苏联军民自身的英勇战斗，但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支援也功不可没。中国的抗日战争就给予了有力的援助。

日本法西斯对苏联的仇视是由来已久的，日本陆军一向以苏联为进攻目标。日本参谋本部早在1933年就制订了对苏作战的计划，只是由于苏军在远东地区加强了战备，加之中国东北抗日武装坚持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使日本关东军穷于应付，才被迫暂时停止该计划的实施。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主要力量倾注于中国方面，更加无力实施其“北进”计划。

1938年6月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在其秘密报告中说：“对于苏联，由于它和我国有着严重的对立关系……我国为了稳定东亚并推行我国的大陆政策，对苏联的防备当然一天也不应该放松。但是，目前的重要事情是，我国正倾注全力设法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由于当前这样的事实，不应在对苏关系上分配超过必要程度的力量……我国至少要排除采取攻击的态度，命令前线部队竭力慎重。”（31）当年7月间发生张鼓峰事件，日本“鉴于中国事变，尚未解决，为避免扩大事态，中央统帅部禁止越过边境线进击，并不准使用航空部队”，“日军不能实施攻势作战，不得不进行专守防御，因此，战斗相当艰苦，伤亡不断增加，陷入进退维谷的状态”。（32）当张鼓峰前线日军向东京告急、要求运送反坦克弹药时，日本陆军省因生产的弹药都已分配给进行武汉会战的日军而无法供应。

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接见正在德国活动的日本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时明确提出“请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33）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告德驻日大使奥托：“用您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尽速参加对苏作战。”（34）日本政界头目中不少人跃跃欲试。1941年6月下旬，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日本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上力主对苏开战，协同德军夹击苏联。日本关东军则调兵遣将，兵力由原来的30万人猛增至70万人，并于7月中旬举行“特别大演习”，准备北犯。然而，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等竭力反对。东条认为不能置中国事变于不顾，必须继续解决；杉山元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正用于中国，再北进对苏开战，办不到。最后于7月2日在御前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决定“必须继续努力解决当前的中国事变”；（35）只能“在德苏战争的演变对帝国有利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此后，日本当局多次欲乘苏联之危兴兵北犯，无奈力不从心，只得作罢。

对日本法西斯的“北进”企图，苏联是十分警惕的。“七七”事变前夕，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的危险”，一方面“向中国政府声明，它将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支援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一方面坚决拒绝中国要求“与苏联签订中苏互助条约”的建议，“因为这明显意味着要建立对日军事同盟”，只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36）1940年秋，崔可夫奉派来华担任中国政府的军事总顾问。行前，斯大林对他指示说：“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们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37）那么，靠什么来捆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当然只能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此，苏联元帅扎哈罗夫讲得十分明白：“日本之所以未立即对苏开战，是因为它的大量兵力被牵制在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大削弱了日本的军力和财力，钳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迫使日本法西斯不得不取消进攻西伯利亚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大本营遂果断地决策调兵西向，以集中力量同德国法西斯作战。据统计，从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从远东地区先后西调陆军部队39个师另21个旅又10个团，约40.2万人；加上从太平洋舰队和阿穆尔区舰队抽调的海军步兵14万人，总共西调兵力54.2万人，调火炮和迫击炮5000多门、坦克3300多辆。显然，这对于扭转苏德战局，特别是对夺取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苏联军事史学家指出：这“清楚地证明远东军队对战胜法西斯德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它们“是在对德战争最艰难最重要的时刻由统帅部调往苏德战场的”。（38）

还应看到，苏联卫国战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战略后方的支撑。从这里，组训了数以百万计的战略预备兵力，源源开赴前线；制造出大批飞机、坦克及火炮等武器装备，及时输送战场，从而奠定了胜利的物质基础。换言之，苏联的亚洲部分所作出的贡献，对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意义重大。此处战略后方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主要在于苏联自身的因素，但中国的抗日战争对实现斯大林的期望——“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也有重要意义。

总之，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大减轻了日本对苏联的压力，日军主力一直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这是苏联能够避免两面作战、得以集中力量打败德国法西斯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推迟了日本法西斯的南进行动

日本认为“南洋正当世界贸易的要冲，同时作为帝国产业及国防上必不可少的地区，并且作为我民族发展的自然地区”，（39）因此早就准备向该地区扩张。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在五相会议上制定了一项“基本国策”，规定要大力“扩充国防军备”，“外交国防相辅相成，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40）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其主要兵力陷于中国战场，没有可能“向南方海洋发展”。1939年9月3日欧战爆发，日本朝野都认为这是南进的最好时机，但因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遭到难以克服的困难，90%以上的陆军都被钳制在中国战场上，仅关内的日军就有24个师团、19个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根本无力抽兵南进。因而新内阁首相阿部信行于9月4日发表声明：“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决定不予介入，一心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迈进。”（41）1940年6月间，德军横扫欧洲大陆，意大利参战，法国投降，英伦三岛吃紧，而美国尚未介入，日本当局认为“南进”的绝好时机来临。6月21日，日本参谋本部召开了讨论南方问题的会议，当天研究了《今后作战指导及缅甸作战指导》，第二天又研究了《对南方战争指导计划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以突然袭击开始战争”，“首先攻占新加坡，接着尽速急袭并占领荷属东印度。为此可把航空基地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与泰国，以之作为进攻基地，在适当的时候攻占香港。”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并于7月3日通过，27日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批准实施。规定“战争准备工作，大致以8月底为目标促进之”。在批准纲要的会议上，外相松冈呼喊：“解决南方实际上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陆军方面则说：“即使缩小在中国的占领地也要马上干（指对南方使用武力）。”（42）8月1日，日本近卫内阁又发表《基本国策纲要》，强调“帝国要在应付世界形势的变化、改善内外形势、促进迅速解决对华战争的同时抓住时机，解决南洋问题。”（43）德国也竭力敦促日本乘机“南进”，以打击英、法在东方的势力。但这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势头越来越猛，正面战场刚刚发动了冬季攻势，使侵华日军“深感敌尚强大”，认为“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44）敌后战场则展开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日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增兵华北，以挽救危局。于是，日本的“南进”计划再度推延实施。对未能按德国要求行动一事，日本访德特使寺内寿一向对方解释说：“中日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45）这就是说，中国人民拴住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脚，使之不能为所欲为。

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上台，日本大大加快了侵略战争的步伐。为了贯彻“南进”既定方针，并打破中日战争僵局，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发起了对东南亚的进攻，日军“南进”的战车终于启动。不过较之原定计划，时间大大推迟，而且规模有限。当时日本派往东南亚地区作战的陆军部队仅10个师团又3个混成旅团，占其陆军总兵力的1/5，而在中国战场则保持有35个师团。日本陆军当局计划在3至4个月内即结束在东南亚的战事。当东南亚作战接近尾声时，日本海军认为应进而占领澳大利亚、锡兰或夏威夷。但陆军因兵力不足表示反对。最后在缩小进攻范围的条件下达成了一项折中方案，即仅进攻斐济等岛屿，以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系。

日本受中国战场的牵制，被迫推迟“南进”并缩小作战规模，无力冲出亚洲与德国法西斯会合；法西斯集团无法将欧、亚战场联成一片，两个法西斯重要力量始终分割孤立。这有力地保障了反法西斯盟军“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贯彻，也无疑为盟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盟军得以集中力量各个击破，首先打败德国，然后再打败日本。

如前所述，二战前期美国采取“不介入”政策，力图避免同德、日法西斯直接冲突，因而战争准备十分不足。到1940年底，美国正规军仅26万人，加上国民警备队也不足50万人，且武器弹药严重短缺。当时美国陆军参谋部估计：战斗部队，到1941年10月1日需要100万人，到1942年1月1日需要200万人，到同年4月1日需要400万人。（46）如此巨大的差额，没有一定的时间是无法弥补的。而中国的抗日战争为美国争取到了一年多时间。

1940年9月，美、英已感到日本南进的危险迫在眉睫。2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开有国务卿和三军首脑参加的最高决策会议，确定了“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为此，美国政府进一步采取了援华抗日的政策。目的是利用中国抗日战争遏制日本的南进，使其无力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即使日本发动对美作战，也无法倾其全力进攻。美国决策集团强调“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中国理所当然处于太平洋防务的中心位置”。（47）美国驻中国的武官巴雷特说：“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和德国及意大利有军事义务联系。如果日本人在中国感到吃紧，他们就会节制自己向南方和北方扩张的野心。”（48）1941年1月至4月，美、英两国参谋人员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商定：一旦美国参加对轴心国的战争，美、英将以欧洲战场为重点，以德国为首要敌人，在远东将采取防御战略。此即“先欧后亚”战略方针。实践证明该方针是可行的。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顽强抗战，为盟军实行这一战略方针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42年春，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49）这番话，明确地说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说：“日本政策的极端复杂变化……完全取决于中国战场的情势”。这完全符合实际。至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更是同远东盟军的直接配合。所以西方国家一些有识之士评论说：中国在东方战场的作用，相当于苏联在欧洲战场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显赫的地位，发挥了彪炳千古的伟大作用。此地位，此作用，是以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换来的。单是从1937年7月开始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即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牺牲2000余万人；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达5600多亿美元。当然，不可否认，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得到了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支援与配合。199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丰碑上，熔铸着中国人民的卓著功勋；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红旗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50）这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同时表明：许多国际友人直接或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甚至在中国的土地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此我们将永远铭记。

注释：

（1）日本历史学会：《太平洋战争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1卷第226页。

（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18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4）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7页。

（5）《赫尔回忆录》，纽约1948年英文版，第2卷第1282页。

（6）《国际条约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07页。

（7）（日）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战争》。株式会社教育社1979年版，第266页。由于资料来源、统计方法不同等诸多原因，各方面记载的数字不尽相同，有的相差悬殊。我国有关方面的统计，日军被杀伤、俘获人数大致有105万（见黄玉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50万（见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史》）两种数据；美国方面的统计，侵华日军战死44.7万余人（见阿尔文·D·库克斯《诉诸武力，1937—1945年中日冲突》）。如按战场伤、亡的一般比律2∶1计算，日军伤亡总数应为134万余人。而国民党军方的统计，仅正面战场日军死亡人数即为276万余人（见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8）参见萨苏《七十万魂不还乡——八年抗战到底歼灭了多少日军》。载《西江月》2012年第10期（上）。

（9）见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中附表。转引自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1985年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一）第192页。

（10）（日）松下芳男：《日本军阀的兴亡》。东京1980年版，下卷第298页。

（1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82年版，（上）第79页。

（12）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中译本1981年版，第三卷第一分册第95—97页。

（13）（日）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东京1940—1942年版，第七卷第103页。

（14）（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中译本1981年版，第417页。

（15）（日）掘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第258页。

（16）转引自陈之中等编《抗日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17）《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中译本1983年版，第三卷第二分册第98页。

（18）同（7），第21页。

（19）（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4年版，第一册第751页。

（20）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东京1970年版，（3）第199页。

（21）同（13），第322页。

（22）见《大本营陆军部》（7）第598页。

（23）见《日本天皇的独白》。载日本《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

（24）（日）森松俊夫：《日本大本营》。军事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5年版，第172页。

（25）同（13），第56页。

（26）《中日学者对谈录》，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27）（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5年版，第280页。

（28）见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的调查报告。转引自（美）拉尔夫·德·贝茨《美国史》，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84年版，上卷第376页。

（29）（日）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吉林教育出版社中译本1990年版，前言第2页。

（30）（日）伊豆公夫：《日本小史》。湖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122页。

（31）《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载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6—267页。

（32）（日）桑田悦等：《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89页。

（33）《历史与人物》1978年第8期，日本中央公证社出版。

（34）转引自《军事学术》1985年第8期。

（35）同（18），第一册第155—156页。

（36）（苏）A.M.列多夫斯基：《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回忆与思考》。载《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7）（苏）瓦·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0年版，第36页。

（38）（苏）乌斯季诺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莫斯科1980年版，第11卷第184—185页。

（39）《帝国外交方针（1936年8月7日）》。载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东京1969年再版本，下卷《文书》第346页。

（40）转引自王绳祖《国际关系史》。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468页。

（41）同（11），第三卷第一分册第2页。

（42）同（11），第三卷第二分册第62—75页。

（43）同（14），第453页。

（44）同（11），第三卷第一分册第93—94页。

（45）转引自魏宏远《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载1995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46）见《美国现代陆军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47）（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页。

（48）同（36），第81页。

（49）（美）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中译本1950年版，第49页。

（50）见1995年9月4日《人民日报》。 s33SWrR2wig0Rq1+YmzRvQPjKFdLgDSuBvDcEXm0lHO0bjpT0sRidXFKEBP4nGf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