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彭德怀通电就职

一、国共两党达成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

红军改编，是国共两党谈判的焦点问题之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后，国共两党围绕着红军改编等问题，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多次谈判，但由于蒋介石集团企图通过谈判来削弱、限制，甚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红军改编问题进展缓慢。

中共中央从全民族的利益和抗日大局出发，多次作出重大让步，主动提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等。然而，蒋介石集团坚持将红军人数限定在3万人，并且不能设总指挥部，由他们派人担任师参谋长和政训处主任，甚至荒谬地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出国留洋。对此，中共谈判代表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发挥灵活性，适当作出让步，先是提出红军改编人数为4个师六七万人，“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 ，继而降至3个师4万余人，遂使双方在改编为3个师和人数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但中共坚持红军在3个师以上设立总指挥部，国民党不能派人到红军中任职，并增加红军的防地等，以维护对红军的领导权。对此问题，蒋介石迟迟不肯让步。

八一三事变后，全国抗战形势亟须红军出师抗战，红军的改编问题始获解决。1937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其中，关于红军改编的内容是：须使红军放在合法地位，早日开赴前线杀敌；同意设立总指挥部；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一部分在陕西省三原地区补充，另一部分在山西省太原补充；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依据游击战争原则，出兵与使用兵力；不分割使用，集中由陕西省韩城渡河前进；红军第一批出动地区，在平汉铁路线以西，平绥（远，旧省名，1954年撤销，辖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铁路线以南地区。同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基本上同意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红军改编原则等问题。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至此，国共两党终于达成了关于红军主力改编问题的协议。

当时，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等部的兵力和部署情况是：

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参谋长左权，任弼时兼政治部主任，辖第1军团、第15军团等，总部驻陕西省云阳地区。

第1军团，代理军团长陈光，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军团长陈光，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辖3个师和1个骑兵团：第1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杨成武；第2师，师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邓华；第4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杨勇；军团直辖骑兵第2团及随营学校。

全军团共10个团，1.1万人，有6000支枪，部队驻甘肃省正宁、宁县和陕西省旬邑地区。

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王首道，辖3个师和2个营：第73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陈漫远；第75师，师长韦杰，政治委员刘震；第78师，师长韩先楚，政治委员崔田民；军团直辖骑兵第3团及教导营、特务营。

全军团共8个团另2个营，8000人，有4800支枪，部队驻陕西省未城驿、百关、孟坝地区。

红一方面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共有2.4万人，有1.2万支枪。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朱瑞，辖第2军团、第6军团等。

第2军团，贺龙兼军团长，关向应兼政治委员，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朱瑞。辖2个师：第4师，师长卢冬生，政治委员李井泉；第6师，师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共5个团，约4500人，有2800支枪。

第6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彭绍辉，政治部主任张子意，辖7个团，共5500人，有5500支枪。

方面军直属队有1500人，有600支枪。

红二方面军共1.15万人，有8900支枪。部队驻陕西省耀县地区。

红四方面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刘晓，辖第4军、第31军等。

第4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辖2个师和1个团：第10师，师长陈锡联，政治委员叶道志；第12师，师长张贤约，政治委员胡奇才；教导团。全军共7个团，6000人，有3600支枪。

第31军，军长萧克，政治委员郭述申，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辖2个师和1个团：第91师，师长徐深吉，代政治委员黄振棠；第93师，师长王近山，政治委员叶成焕；特务团。全军共7个团，8000人，有4800支枪。

方面军直属队有800人，有350支枪。

红四方面军共有1.48万人，8750支枪。部队驻陕甘边地区。

另驻陕甘宁地区的红军有4个军、3个师和1个骑兵团：

第27军，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王平，全军共1101人，有628支枪。

第28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共3个团，有1500人，有900支枪。

第29军，军长李仲英，政治委员甘渭汉，全军共928人，有491支枪。

第30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杜平，全军共822人，有495支枪。

独立第1师，师长白志文，政治委员李宗贵，全师共814人，有532支枪。

独立第2师，师长王兆相，政治委员张秀山，全师共1400人，有350支枪。

第74师，师长陈先瑞，政治委员张明先，全师共2000人，有900支枪。

骑兵第1团，共217人，有260支枪。

陕北、陕甘宁、关中和神（木）府（谷）军分区总队等，共5322人，有3316支枪。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和地方部队等，共5000人，有2000支枪。

中革军委直属机关等，共5000人，有1100支枪。

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共7.4万余人，有4万余支枪。

1937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成立，司令员高岗，副司令员周兴，参谋长谭希林，政治部主任吕振球，辖4个军分区：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张仲良，政治委员习仲勋；庆（阳）环（县）军分区，司令员王世泰，政治委员马文瑞；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军分区，司令员白寿康，政治委员刘英勇；神府军分区，司令员黄罗斌。另辖10个基干保安大队、23个县保安大队、教导营、警卫连和2万余名基干自卫军。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宣布命令：红军主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1938年12月兼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之后逐步配齐了总部机关领导人员：秘书长舒同，参谋处处长彭雪枫，军需处处长叶季壮，卫生处（军医处）处长姜齐贤，兵站部部长杨立三。全军辖3个师和1个后方留守处：

第115师由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主力和陕南第74师在陕西省泾阳县改编，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作战科科长王秉璋，侦察科科长苏静，宣传部部长萧向荣，保卫（锄奸）部长朱涤新，民运部部长潘振武，供给部部长邝任农，卫生部部长叶青山，辖第343、第344旅等部：

第343旅由第1军团第2师、第4师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地区改编，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陈士榘，辖2个团：第685团由第2师改编，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陈正湘；第686团由第4师改编，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全旅6500人。

第344旅由第15军团在陕西省泾阳县桥底镇地区改编，旅长徐海东，参谋长陈漫远，辖2个团：第687团由第73师全部和第78师一部改编，团长张绍东，副团长韩振纪；第688团由第75师全部和第78师另一部改编，团长陈锦秀，副团长田守尧。全旅5000余人。

师直辖部队：独立团由第1军团第1师改编，团长杨成武；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工兵营和教导队等，由第74师、第1军团骑兵第2团、随营学校和第15军团教导营、特务营等部改编。

第115师共1.55万人。

第120师由红二方面军第2军团、第6军团和陕北第27军、第28军及独立第1师、第2师等部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地区改编，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军法处处长黄新远，宣传部部长张平化，敌工部部长吴西，供给处处长陈希云，军医处处长刘运生，辖第358旅、第359旅等部：

第358旅由第2军团和第28军改编，旅长卢冬生（未到职，后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参谋长姚喆，政训处主任张平化，辖2个团：第715团由第2军团第4师改编，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第716团由第2军团第6师和第28军改编，团长宋时轮，副团长廖汉生。全旅共5000余人。

第359旅由第6军团和红军总部特务团一部改编，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参谋长刘子奇，政训处主任袁任远，辖2个团：第717团由第6军团一部改编，团长刘转连，副团长陈宗尧；第718团由第6军团另一部改编，团长文年生，副团长贺庆积。全旅共5000余人。

师直辖部队：教导团（团长彭绍辉）、炮兵营、辎重营、特务营、工兵营和骑兵营，由第27军，独立第1、第2师等部改编。

第120师共1.4万人。

第129师由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红一方面军一部和第29军、第30军等部在陕西省淳化县改编，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参谋处处长李达，供给部部长徐林、政治委员赖勤，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政治委员周光坦，辖第385旅、第386旅等部：

第385旅由第4军改编，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政训处主任苏精诚，辖2个团：第769团由第10师改编，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第770团由第12师改编，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全旅共5000余人。

第386旅由第31军改编，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政训处主任王新亭，辖2个团：第771团由第91师改编，团长徐深吉，副团长韩东山；第772团由第93师改编，团长叶成焕，副团长王近山。全旅5700余人。

师直属部队：教导团（团长张贤约）、炮兵营、特务营、工兵营、辎重营和骑兵营，由第29、第30军，第15军团骑兵第3团等部改编。

第129师共1.3万人。

八路军总部及直属队，共3000余人。其中，特务团团长韦杰，政治委员李治明。

八路军共近4.6万人。

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的安全，中共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决定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下设东、西两个地区后方留守处：

东地区后方留守处，主任陈伯钧，副主任陈先瑞，指挥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第120师第718团及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辖区为府谷、神木、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鄜（今富县）、洛川等县。

西地区后方留守处，主任王宏坤，副主任王维舟，指挥第129师第385旅旅部、第770团、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和辎重营等，辖区为定边、盐池、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旬邑、淳化等县。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统一指挥留守部队9000余人，担负着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保卫陕甘宁边区，协同地方保安部队肃清土匪，发动与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及扩大与训练新战士、补充主力部队的重要任务。

8月25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各行营主任、各省主席等，发出通电，“宣布就职”。《就职通电》指出：“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严正表示：“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新的全国陆海空军统一序列，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番号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直接隶属军委会，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由正副总指挥改称正副总司令，但“八路军”的称呼仍被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习惯地沿用下来。1938年1月，八路军改隶第二战区。

1937年11月，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部队进行整编：除第385旅旅部和第770团保留原建制外，另辖8个警备团和2个营：警备第1团由第120师炮兵营、辎重营改编，团长贺晋年，政治委员钟汉华；警备第2团由第129师特务营改编，团长周球保，政治委员甘渭汉；警备第3团由第129师炮兵营改编，团长阎红彦，政治委员杜平；警备第4团由第115师炮兵营和辎重营合编，团长陈先瑞，政治委员罗志敏；警备第5团由第120师特务营改编，团长白志文，政治委员李宗贵；警备第6团由第120师工兵营改编，团长王兆相，政治委员张达志；警备第7团由第129师工兵营改编，团长尹国赤，政治委员周芝光；警备第8团由第120师第718团改称，团长文年生，政治委员帅荣；鄜甘（泉）独立营由第129师辎重营改编，另成立骑兵营。第770团，团长张才千，政治委员萧元礼。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直属于中共中央军委，部队已扩大到约1.5万人。萧劲光提出“任务重于生命” 作为部队的行动准则，号召全后方留守处指战员为保卫中共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八路军总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先后移驻山西省太原市，五台县南茹村，和顺县马坊、石拐镇，洪洞县高公、马牧，沁县小东岭，襄垣县的苏村，屯留县故县镇，潞城县北村，武乡县砖壁村、王家峪和辽县（今左权县）武军寺、麻田地区。1940年5月、1943年9月，朱德、彭德怀先后由总部赴延安。

当时，八路军的武器、弹药和马匹等军用物资不足。重兵器较少，步枪少而旧，因年久失修又损坏很多，加上射程不大、子弹缺乏、刺刀所剩无几，骑兵不起什么作用。我们从其中一个师的装备情况，可见一斑。据周士第日记记载，第120师共有迫击炮4门，重机枪35挺，轻机枪143挺，花机关枪1挺，步马枪4091支，驳壳枪788支，手枪91支，手提式枪67支，马刀2把，刺刀117把，各种子弹276955发，马222匹，骡298匹，驴76头。

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的设立

红军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后至其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前，相继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西安、上海、太原和兰州等一些大城市，设立了红军办事处、联络处和联络站等。

八路军成立后，这些办事机构正式改为八路军的办事机构。后来，又在多处设立了一些新的办事机构。

驻陕办事处，其前身是1936年6月设立的红军联络转运站。1937年2月改称红军联络处，对外称第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1937年8月改称办事处，驻西安市七贤庄1号，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1937年至1940年10月）、董必武（1940年10月至1941年1月），处长伍云甫（1937年8月至1942年2月）、周子健（1942年2月至1946年9月）。1946年9月撤销。

驻甘办事处，其前身是1937年6月设立的红军联络处。1937年8月改称办事处，驻兰州市南滩街54号，1938年2月迁至孝友街32号（今酒泉路127号），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1937年7月至1938年9月），处长彭加伦（1937年8月至1938年2月）、伍修权（1938年2月至1941年5月），负责人赵芝瑞（1941年5月至1943年11月）。1943年11月8日撤销。

驻沪办事处，其前身是1936年10月设立的中共办事处和1937年夏天设立的红军办事处。1937年8月设立八路军驻沪办事处，驻上海市福煦路多福里21号（今延安中路504弄21号），11月迁至萨坡赛路264号（今淡水路192号），主任潘汉年（1937年8月至12月），负责人刘少文（1937年12月至1939年11月）。1939年11月撤销。

驻晋办事处，其前身是1936年11月设立的红军联络站，驻太原市坝陵南街8号成成中学内。1937年8月30日改称办事处，11月迁至临汾，主任彭雪枫。1938年2月下旬撤销。

1938年8月重新设立，又称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办事处，先后驻山西省吉县、陕西省宜川县卓家庄、山西省吉县小圪塔和陕西省宜川县卓家庄等，主任王世英，副主任、具体负责人曹言行（1943年后）。1945年8月25日撤销。

驻南京办事处，1937年8月设立，中共中央代表博古（秦邦宪，1937年8月至12月），八路军代表叶剑英（1937年8月至12月），处长李克农。1937年12月撤销。

驻第一战区联络处，1937年9月设立，驻河南省新乡市火车站附近一旅馆内，处长朱瑞。1938年5月撤销。

驻新疆办事处，1937年10月设立，驻新疆迪化市南梁第三招待所（今乌鲁木齐市胜利路392号），中共中央代表先后是陈云（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邓发（1938年1月至1939年6月）、陈潭秋（1939年7月至1943年2月），处长曾是滕代远（1937年10月至12月）。1942年9月17日撤销。

驻武汉办事处，1937年10月下旬设立，驻汉口市府西一路安仁里1号，1937年12月迁至汉口中街89号大石洋行（今汉口长春街57号）。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1937年12月至1938年10月），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1937年10月至1938年10月），八路军代表叶剑英（1937年12月至1938年10月），处长先后是李涛（1937年10月至12月）、钱之光（1937年12月至1938年10月）。1938年10月25日撤销。

驻湘通讯处，1937年12月9日设立，驻长沙市东长街（今蔡锷中路）徐祠巷19号。1938年2月迁至寿星街2号，八路军代表徐特立，主任王凌波。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迁至邵阳两路口。1940年1月撤销。

驻广州办事处，1938年1月设立，驻广州市德政北路7号，主任云广英。1938年4月迁至广州市百子路10号，12月迁至韶关。1940年10月撤销。

驻香港办事处，1938年1月设立，驻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负责人廖承志。1942年1月撤销。

驻重庆通讯处，1938年春设立，驻重庆市机房街70号。1939年1月改称办事处，后迁至重庆市红岩嘴13号，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1938年10月至1946年5月），八路军代表叶剑英（1939年1月至1946年1月），处长钱之光。1946年8月撤销。

驻洛阳通讯处，1938年10月设立。1939年1月改称办事处，驻洛阳市南关贴廓巷56号，处长刘向三（1938年10月至1939年3月）、袁晓轩（1940年5月至1942年1月），负责人刘子久、王吉仁（1939年5月至1940年4月）。1942年2月撤销。

驻桂林办事处，1938年11月设立，驻桂林市桂北路138号，总负责李克农，主任吴奚如（1938年11月至1939年3月）、李克农（1939年3月至1941年1月）。1941年1月撤销。

驻衡阳办事处，1938年11月14日设立，驻湖南省衡阳市卡路巷16号（今城北区蒸阳路9号），负责人李克农、李涛（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1939年4月6日，改称交通站，迁到衡阳郊外廖家湾，站长张元培；7月撤销。

驻贵阳交通站，1939年1月3日设立，驻贵阳市晋禄寺（今民生路92号）。同年冬迁至贵阳威清门外，站长袁超俊。1941年1月21日撤销。

驻豫北办事处，1941年6月设立，驻河南省林县苇底村。同年10月迁至林县任村，1943年7月一度迁至穆家庄，主任王百评（1941年6月至1943年11月）、申伯纯（1943年11月至1945年10月）。1945年10月撤销。

八路军办事机构共有18个，其中驻武汉、湘（在长沙）、香港、桂林、衡阳和重庆6个办事机构兼新四军驻该地办事机构。

八路军办事处，后改称第18集团军办事处，但实际上仍称八路军办事处。这些办事机构，充分利用其在国统区的公开合法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维护国共合作，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前后，西安、南京和上海等地的办事机构及其前身就成为中共代表开展活动的立足点与前哨阵地，成为国共两党两军联系的纽带。同时，这些办事机构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及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与各民主党派和著名爱国人士进行广泛的联系，促进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主要宣传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广泛推动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八路军办事机构，利用群众集会、游行、办报办刊和文艺演出等各种形式，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前方将士作战胜利的消息，对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强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唤起民众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大力洽领、采购和转运军需物资。全国抗战前期，南京、重庆和太原等地办事机构，积极洽领由国民政府供给的部分军饷、弹药、器材等。国民政府于1940年11月19日停止了军饷等对八路军的物资供应后，八路军各办事机构通过各种办法在国统区采购枪支、油料和生活用品等，然后将这些物资运往各抗日根据地。

第四，积极动员、招收进步青年参军参战。八路军驻各地的办事机构，通过设立招生委员会等办法大量吸收进步青年到抗日队伍中来。仅1938年5月至8月，经武汉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就有880余人。仅1938年上半年，西安办事处转送延安的学生就有近万人。这对于增强新生力量、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有力掩护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组织。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长江局、南方局等，分别一度设在驻武汉、重庆办事处内，有的是一套班子，有的是两套班子合署办公，对外以办事机构的名义行动，是中共中央局的掩护机关；对内是中共中央局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着与中共中央的密切联系，保证了对各地工作的及时指导，掩护了中共地方组织的活动等。 xHvtgT1QYvOcQySh9+tWZ1dAfVDcfClOWxImE11YLLjKotKj+dHwvsx4N+oMVQ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