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和共产党的抗战路线与战略方针

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全面侵华战争，蓄谋已久。早在16世纪下半叶，日本战国时代末期统一全国的武将丰臣秀吉就扬言“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以中国为枢轴统一世界。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发展，逐步推行以灭亡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雄世界为战略目标的“大陆政策”。同时，相继侵占中国的台湾、澎湖、旅顺和大连等沿海岛屿和城市，与侵占的朝鲜半岛、琉球群岛构成一个月牙形的半包围中国的态势，建立起入侵中国大陆的前进基地。在此期间，日本提出对外扩张的主要对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 。1890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帝国会议的施政演说中大肆宣扬“主权线”和“利益线” 概念。所谓主权线，即日本本土；所谓利益线，即日本邻近地区。他在给天皇的奏文中声称：“釜山、义州间之道路即通往东亚大陆之道路，而后成为横断中国直达印度之途。” 这里，日本明目张胆地将邻国领土视为他的利益线，并且正式列为议会和政府的施政纲领。从此，以二线论为标志，以侵略中国为首要和主要战略目标的“大陆政策”业已形成，并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于是，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参与了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发动了以争夺中国东北为目标的日俄战争，进而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并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了以灭亡中国为核心内容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从而使日本成为在中国拥有最大殖民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内阁召开了以研究对华政策为中心的东方会议，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并在会后写成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进而指出“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惟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 从而，使“大陆政策”变为具体的战略计划和对外扩张的实际步骤。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北大营附近柳条湖地区，炸毁南满铁路，进攻中国驻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局部侵华战争，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从此，中国局部抗战开始，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应先安内” 和“攘外必先安内” 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得以2.34万人的军队和满铁沿线守备队，在短短的4个多月里，就基本侵占了中国东北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旨在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这主要是与其当时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分不开的。

经济危机空前加剧。1927年，日本陷入了金融危机。随着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到来，日本1930年发生了全面的经济危机，市场萧条，生产过剩，企业倒闭，出口减少，经济萎缩。这一年，日本资本减少和倒闭的企业共1134家，资本总额达9.35亿日元；工业总产值由上年的77.1亿日元降到59.6亿日元；农民收入减少40%，负债总额达50亿日元，农业濒于破产。1931年经济危机恶化到顶点，与1929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32.5%，农业总产值减少40%，出口额下降62%。到1937年，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来临时，日本物价飞涨，一些工厂企业倒闭，大批工人生活日益贫困，外贸收支逆差增大，债台高筑，黄金大量外流，经济危机日益加剧。

日本频繁的经济危机，加深了本就尖锐的政治危机。工人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广大劳动人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国内政局动荡不安。1931年至1937年，就更迭七次政府内阁。一批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发动军事政变和进行谋杀活动。1932年5月，继1931年3月和10月两次发动军事政变未遂后，一支以少数海军下级军官为主的队伍偷袭首相官邸，枪杀了首相犬养毅。从此，日本结束了政党内阁时代，逐渐形成由日本军阀主宰内阁的新体制。由于对实行法西斯的手段和步骤存在严重分歧，日本军阀内部分裂为皇道派和统制派。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发动军事政变，致使政府中枢瘫痪。统制派乘机掌握了政府大部分权力，进而通过肃军统一了皇道派。从此，军部主导内阁大权，正式确立起法西斯统治体制。这一切情况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处于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旋涡之中。

当时，中国自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虽出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但全国性抗战的时机还没有到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形成，这使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有机可乘。

与此同时，国际上的绥靖主义思潮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英美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集团虽然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但一方面为了应付经济危机和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在西方的挑战，另一方面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损害其在中国乃至亚洲的权益和中国人民革命危及其在华利益的惧怕，加上企图把日本侵略的矛头指向苏联，英美等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所谓“中立”和“不干涉”的绥靖主义政策，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援助钢铁和石油等战略物资，从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催化剂。

为了摆脱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危机，在英、美等国绥靖政策的纵容和支持下，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的决心日渐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步伐。

第一，修改其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大力进行扩军备战。1936年5月新修改的《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军队用兵纲领》，提出了大规模扩军的计划，规定陆军步兵扩充到50个师团，航空兵扩大到142个中队；海军主力舰扩大到12艘，航空母舰扩大到12艘，其他舰艇扩大到194艘，航空兵扩大到65个中队。实际上，仅陆军总兵力，至1937年上半年，即由1930年的25万人发展到40余万人。1937年7月时，日本陆军共有17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1个飞行集团，1个航空兵团；海军共有各种舰艇199艘、计77.1万吨，航空兵37个中队，各种飞机685架。

第二，制定《国策基准》，亦称作《国策大纲》和《基本国策纲要》。1936年8月7日，有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其基本精神是：对内加强法西斯统治，对外加紧侵略扩张。陆军准备北进苏联，海军则南进与英、美争夺太平洋地区。当前则是与德国合作，与苏联和解，与英美加强亲善关系，以便集中力量解决中国及华北问题。实质上是采取中间突破先打中国，为尔后北进或南进建立战略基地。

第三，制定了1937年度全面对华作战计划，规定：对华北，除过去的2个军（5个师团）外，再增加3个师团，在包括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和山东五省在内的华北地区进行作战；对华中，以第9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调新编第10军（2个师团）在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大致用1个师团的兵力。侵华的总兵力计划扩大到14个师团。

第四，急剧增加军费。直接军费由1931年的4.61亿日元、占国家总支出的31.2%，骤增至1936年的10.78亿日元、大于国家总支出的47%。1937年军费开支高达32.7亿日元，在国家财政开支中占比大于69%。

第五，积极发展以军需为主体的重工业，大力扩建生产飞机、坦克和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的大型企业，吸引新老经济财阀增加在军需方面的投资比重，促使国民经济转入“准战时轨道”。1931年至1937年，日军的汽车由434辆增至9462辆，扩大了20.8倍；飞机由410架增至1580架，扩大了2.8倍；火炮由90门增至478门，扩大了4.3倍；坦克由12辆增至479辆，扩大了38.9倍；军舰由5100吨增至51724吨，扩大了9.1倍。

第六，以青年学生和士兵为主要对象，加紧灌输“八纮一宇”的侵略扩张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强化军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使其成为全面侵华的精神支柱。武士道形成之初，一度主张交友守信、得主尽忠，但自融入作为日本国教的神道教后，就诱使信徒在人格上滋生了极端的双重性：一方面，讲究仁义忠孝，追求举止儒雅和忠勇、节义等品质，强调对主家的服从；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妄自尊大，嗜杀成性。这种思维模式与其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相结合，把反人道和反人性推向极端化，“集大成”为灭绝人性的好战、残忍的虐杀和剖腹自杀、轻生，其侵略性、野蛮性和毁灭性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向中国本部进逼。1932年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开始了对华中地区的进犯。1933年1月，突破山海关，开始入侵华北。2月侵占热河（今属河北、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各一部），3月进攻长城各口，5月侵占河北、察哈尔省（今属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各一部）东部地区。接着，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建立第二个伪满洲国。11月，建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6年2月，建立伪内蒙古自治政府。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扶植伪政权的阴谋连连得逞，华北殖民化的危机日趋严重。一场全面侵华战争，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至1937年7月上旬，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中日双方总的实力对比是敌强我弱，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弱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

敌强我弱表现在经济力量方面，日本占有绝对优势。至1937年，日本虽然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新的经济危机，但其现代工业总产值仍达60亿美元，而中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为13.6亿美元，两者的比率约为4.4:1。以几种主要工业品为例：钢的总产量，日本为635万吨，中国为55.6万吨；生铁的总产量，日本为239.7万吨，中国为95.9万吨；石油的总产量，日本为39.3万吨，中国为0.02万吨。

在军事实力方面，1937年上半年，日本陆军有常设师团17个，独立混成旅团、骑兵旅团和独立守备队10余个，共40余万人。中国国民党军的陆军有步兵师、骑兵师约190个，步兵旅、骑兵旅40余个，共202.9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3个方面军、南方红军游击队、陕北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等，计11万余人。中国陆军的总兵力约为214万人。但日军的武器装备较强，以日军的1个野炮师团与中国国民党军的1个甲种师相比，步枪分别是9800和3821支，为2.6:1；轻机枪分别是290和274挺，为1.1:1；重机枪分别是100和54挺，为1.9:1；野、榴、山炮与其他火炮分别是104和48门，为2.2:1；日军的1个常设师团还有坦克24辆。日军有海军舰队4个，大型舰艇200余艘，总吨位77.1万吨；中国海军仅有舰艇66艘，共5.9万吨。日本陆海军有航空兵中队91个，各种飞机2625架；中国空军有中队31个，各种飞机600余架，其中作战飞机305架。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关东军为4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和1个飞行集团；关内的日军中国驻屯军辖1个步兵旅团和1个炮兵联队等，陆军的兵力为5700余人。

敌小我大，主要表现在领土面积上，集中在人口和资源两个方面。在人口方面，日本国内为7063万，中国为4.5亿；在资源方面，日本资源贫乏，主要工业原料和战略物资依靠进口，中国的煤、铁和石油等能源蕴藏量比日本丰富得多。

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中战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非正义与正义之间的战争，在本国和国际上的人心向背不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是侵略、非正义的战争，愈来愈会遭到国内和世界人民的反对，失去同情和支持，中国则与此相反。

日本帝国主义所具有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方面的长处，成为其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中国所具有的战争的正义性，国内人民的同仇敌忾、国际上的多助和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比较丰富等长处，是中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敌我双方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规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必然性。

从1937年4月下旬起，日军开始在北平（今北京）、天津地区频繁举行演习。尤其是驻丰台的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以卢沟桥和宛平城为演习作战目标。7月初，在东京的军政界消息灵通人士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

果然，日本帝国主义于7月7日19时30分，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地区，以其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3大队第8中队进行军事演习为名，谎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以此为借口向中国驻军进攻，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对中国来说，是卢沟桥抗战，亦称七七抗战。从此，中国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及其战略防御阶段开始。七七事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迅速从日本国内、驻朝鲜的部队和关东军抽调兵力增至平津地区，战火蔓延到整个华北。8月31日，日军华北方面军成立。加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至9月中旬，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已骤增至约37万人。

在华中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分兵一部于8月13日袭击淞沪地区中国守军，遭到中国军队抵抗，制造了八一三事变。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迫切要求中国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坚决抗战。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即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团体、军队和国民党及其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全国同胞，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号召：“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根据全国抗战的新形势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共中央适时提出正确的政治主张，明确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奋斗目标，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

1937年7月8日，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和徐向前，致电蒋介石，坚决请缨杀敌，郑重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9日，彭德怀等九名红军将领率全体指战员发布《人民抗日红军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的通电》，重申：“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廿九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14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让他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远）线国防。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的《通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同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严正立场和抗战意志。

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既求和又应战，表现出对全国抗战举棋不定的两面性。一方面，调兵遣将，对抗日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暗示地方政府和驻军，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第29军军长宋哲元部与日军和谈，幻想作为局部事件解决，反映了对日作战的妥协性。

为敦促国民党尽快下定发动全民抗战的决心，中共代表周恩来于7月中旬到达庐山，于15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向全国同胞提出奋斗的总目标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必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与愉快生活，必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宣言》郑重表示：在上述总目标下，愿与全国同胞携手一致地为努力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的统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以“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在中共中央的倡导下，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发表庐山谈话，“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卢］事的解决”，但同时表示：“不求苟安，准备应战”，“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第一次发表准备抗战的谈话。《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是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构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治基础。

为了加强对华北抗战的领导，中共中央于8月初组建了北方局新的领导班子，书记刘少奇，组织部部长彭真，宣传部部长李大章，军委书记朱瑞；12月增补杨尚昆任副书记。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的军事进攻，直接威胁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严重危害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四大家族的经济利益和英、美等国在华权益，迫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抗战政策趋向比较积极。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至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最终下定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合作抗日的决心。随后，同意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9月中旬，中共中央以博古（秦邦宪）和叶剑英为代表，就《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修改和发表问题，与蒋介石、康泽等人举行会谈，终于21日达成协议。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的上述《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方向。”《谈话》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既摒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这次《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对此，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七七事变的爆发，空前地唤醒了整个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下，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各民主党派及台湾、港澳同胞、海外爱国侨胞，都以未曾有的姿态，积极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开展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参加的党派和阶层之多、地区之广、规模之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台湾到大陆，从东北到关内，从内地到边疆，从国内到海外，从来没有像全国抗战这样，把人民动员得如此广泛，教育得又如此深刻。中华民族犹如被激怒的雄狮，已经苏醒了。

斗争的实践表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组成了一座日本帝国主义无法逾越的血肉长城，是一个永远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由于所处的地位和利益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德、意法西斯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竭力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英、美等国深感日本独占中国会损害其在华权益，希望日本北进苏联，以避免直接与日本对抗。因此，既同情、支援中国抗战，又采取所谓“中立”“不干涉”的绥靖主义政策，继续向日本输出大量战略物资，谋求与日本妥协。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大力支持中国抗战。

二、洛川会议，中国共产党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全国抗战爆发后的新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正确解决如何抗战和取得最后胜利的问题，需要适时制定新的路线、方针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在积极促成实现全国性抗战和倡导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针对国民政府主张单纯依靠政府、军队，依赖外援，而不愿依靠、宣传、组织、武装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多线设防、节节抵抗，在持久消耗作战中争取时间，以待国际形势变化，求得战胜敌人的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全国抗战必须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人民军队新的军事战略方针、任务。

中国共产党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和最大利益出发，认为在这场敌强我弱的反侵略战争中，只有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才是全国抗战胜利的唯一出路。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严正表示：“立刻实行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实行大规模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建立各种各样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 8月上旬，中共中央提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其要点是：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地把日军从中国赶出去；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战略的内线防御，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在敌人前后左右，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以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为了正式制定正确的全国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有力地推动全国抗战的健康发展，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周昆、凯丰、彭德怀、朱德、任弼时、关向应、贺龙、刘伯承、张国焘、张浩、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张文彬、萧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和傅钟，共23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多次发言，李富春担任会议记录。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军事问题主要是战略问题，根据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日军主要用兵的战略方向在华北，上海地区是日军辅助进攻的方向，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现在已经开始的政府的抗战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今后的任务是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

关于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说，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因为红军依靠山地创造根据地进行战争，依托比较好。独立自主是相对的，是在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的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明确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即军事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军事战略转变。实行由以正规战争为主向以抗日游击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民军队创建抗日根据地、分兵发动群众与集中兵力打仗，集中兵力进行正规战争与分散兵力进行游击战争，保存、发展自己与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保持共产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记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强调“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 ，即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坚决设立红军总指挥部，不让国民党插手红军，并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地方军队的统一战线工作，等等。

会议期间，代表们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最后，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题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决定》指出：“芦〔卢〕沟桥的挑战与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整个计划的开始。”“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七月七日芦〔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决定》强调指出：“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全国抗战以来，第一次以党的会议决定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

会议通过的宣传鼓动提纲，不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形势和任务的主张，而且完整地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保卫华北、收复平津和东北而血战到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建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与决定国防计划、作战方针，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实现一切抗战军队待遇平等；进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除汉奸外，全国人民都应有抗日救国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动员和武装起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并动员蒙、回等一切少数民族参加抗战，共同抗日；改革政治机构，召开真正的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实行民主宪政，民主选举国防政府，吸收各党各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廉洁政府；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原则下，与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订立同盟和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包括联合日本国内人民；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禁绝日货；改良人民生活，即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变旧制度、旧课程为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实行抗日的民族团结，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个《纲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对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做了特别的说明：国共两党“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

为适应全国抗战爆发后的新形势，加强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会上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张浩、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和徐向前组成，共11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参谋长萧劲光（后为滕代远、王若飞），秘书长杨尚昆。

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办事机构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参谋部，部长聂鹤亭；供给部，部长张元寿；卫生部，部长吉洛（姬鹏飞）；兵站部，部长杨立三。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全面抗战路线，确定了全国抗战的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和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方针、任务，对于坚持长期抗战、争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问题，洛川会议后，毛泽东于1938年5月，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些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在著名的《论持久战》讲演中，令人信服地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科学地提出了抗日战争所经过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敌强我弱向敌弱我强转变的枢纽，恰是与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及两阶段论相区别的主要特征。同时，论述了一整套进行持久战的具体作战方针和原则；阐明了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实质是经过长期抗日作战，实行持久的人民战争，逐步改变中日力量对比，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之目的，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从而使持久战这一战略总方针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了。一句话，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结论。显而易见，共产党在形成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过程中，具有倡导和促进作用；但持久战正式作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也是与为处在全国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及担负正面战场作战任务的国民党军所接受和认可分不开的。应该说，全国抗战的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确立，是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NHHZDTWGWTTq4FkxUtcURCossjKKJ+GORug2anG2EsifMiAh1vW7WtMOOQSiaB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