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豫边区,基本处在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黄河以北;其间太行、太岳两山脉绵延穿行,是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太原失守前,八路军第129师主力于1937年10月中旬进抵晋东南平定地区,在以主力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的同时,由秦基伟、赖际发率领教导团第5连一部和少数干部,进至太谷、榆次、寿阳、阳泉、昔阳、和顺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他们依靠中共地方组织,动员和组织矿工、纱厂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国民党军散兵游勇,积极开展对日作战和建立县、区、村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与此同时,第129师骑兵营被派到冀西的元氏、赞皇、内丘地区,开展剿匪、锄奸、反霸斗争,迅速结束了“五里一霸、十里一王”的混乱局面,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等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初步打开了冀西地区的抗战局面。
太原失守后,11月10日和13日,八路军第129师先后在晋东南昔阳县武家庄、和顺县石拐镇两次召开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关于依托太行、太岳山区创建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和决定;刘伯承作了游击战术和进一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动员报告,总结了全师抗战以来的工作,具体部署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行动和任务。
第129师师长刘伯承
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
第129师参谋长倪志亮
第129师政训处主任张浩(1937年10月改任政治委员)
11月15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部由和顺县石拐镇移驻辽县(今左权县)县城后,在中共晋冀豫省委的支持下,有步骤、有计划地分散大部兵力,派出多支部队,到晋东南、冀西、冀南、豫北等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部长刘志坚,分别率工作团和一部兵力,到晋东南沁县、长治、晋城、高平、陵川、武乡、襄垣、平顺、沁源、安泽、屯留等地,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帮助下,开展工作。
秦基伟、赖际发领导的3支游击部队和阳泉矿工游击队,于11月18日编成了晋冀豫抗日义勇军第1纵队。27日,这支纵队改编为第129师独立支队(又称秦赖支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赖际发,继续活动在晋中地区。
汪乃贵支队于12月12日,以第769团1个连和一部分干部为基础组成,支队长汪乃贵,活动在昔阳地区。
挺进支队以教导团30余名干部为基础编成,支队长孙继先,政治委员胥光义,于12月13日进至冀南隆平县地区活动。
1938年1月,第129师派出部分干部组建独立团,团长夏云廷,政治委员邓永耀,该团后编入新第385旅;以第772团4个连为基础组建补充团,团长韩东山,政治委员丁先国,该团后编入第386旅;28日以教导团部分干部为基础组建游击大队,亦称谢张大队,大队长谢家庆,政治委员张国传,活动于榆社、武乡、襄垣、黎城地区。
2月,师骑兵营扩编为骑兵团,团长王振祥,政治委员邓永耀。9日,教导团30余名干部协同中共地方组织建立游击支队,亦称桂张支队,司令员桂干生,政治委员张贻祥,活动于晋冀边地区;10日,以教导团2个连为基础成立先遣支队,司令员张贤约,政治委员张南生,活动在辽县以东、平汉铁路邢台至磁县段以西、漳河以北的冀豫边地区;17日,第771团1个连和教导团部分干部组成独立游击支队,亦称赵涂支队,司令员赵基梅,政治委员涂锡道,活动在白(圭)晋(城)公路以东、平汉铁路以西、漳河以南的太(行)南地区。
4月28日,以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为基础组成晋豫边游击支队,司令员唐天际,全支队共1500人,活动在同蒲铁路以东、曲(沃)高(平)公路以南、高(平)博(爱)公路以西、黄河以北的中条山地区。
第129师一部向太行山区挺进
八路军第129师各工作团和部队,到达活动地区后,依靠中共地方组织,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和群众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合理负担政策,既扩大了部队,又在太谷、榆次、寿阳、平定、井陉、获鹿、昔阳、元氏、赞皇、高邑、临城、内丘、邢台、沙河、磁县等地,建立了一批抗日民主政权。至此,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黄河以北的晋冀豫边区的游击战争全面展开,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4月下旬,晋冀豫军区成立,该军区对外称第129师后方司令部,师参谋长倪志亮兼司令员,政治委员黄镇,副司令员王树声,政治部主任赖际发。5月15日,按游击支队活动的地区和方向,建立五个军分区:第1军分区对外称独立支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赖际发,政治部主任朱效成,辖区为晋中地区;第2军分区对外称游击支队,司令员桂干生,政治委员张贻祥,辖区为冀晋边地区;第3军分区对外称先遣支队,司令员张贤约,政治委员张南生,辖区为冀豫边地区;第4军分区对外称游击大队,司令员张国传,政治委员谢家庆,并指挥太岳游击大队,辖区为浊漳河流域地区;第5军分区对外称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赵基梅,政治委员涂锡道,辖区为太(行山)南部地区。
晋冀豫军区的任务是:一方面,组织自卫队、游击队,补充兵员,安置伤病员,积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指挥基干武装部队,独立作战或配合正规部队作战。
太原失守后,八路军第129师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正在同蒲铁路榆次至太谷段以东、正太铁路以南、平定至昔阳公路以西、寿阳东南实行战略展开之际,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以第20师团一部5000余人,于1937年12月22日由太谷、榆次、寿阳、阳泉、平定、昔阳出动,分六路围攻八路军第129师部队。八路军第129师遂以第386旅第772团,在松塔、独堆山、马坊镇等地与日军周旋,在内线牵制、侧击日军;以第769团、汪乃贵支队和秦赖支队,于昔阳以西西寨、沾尚等地,在外线积极袭击日军。至26日,八路军第129师内外线密切配合,粉碎了日军的“六路围攻”,歼日军700余人,取得了晋冀豫边区军民首次反围攻的胜利,增强了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信心。
1938年2月中旬,沿平汉、道(口)清(化,今博爱)、正太、同蒲铁路沿线进攻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指挥第14、第20、第108、第109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向晋南、晋西的国民党军进攻。为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牵制与打击日军,八路军总部于2月18日命令:第129师与第115师第344旅向正太铁路阳泉至井陉段出击。据此,八路军第129师于2月21日夜,以第386旅主力埋伏于正太铁路上的井陉及其西南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地区。22日拂晓,又以第769团一部佯攻、包围旧关日军,吸引井陉日军出援。果然,井陉日军200余人,乘8辆汽车驰援。早晨6时,当井陉日军通过长生口八路军伏击区时,第129师第386旅主力突然发起攻击。经5个小时激战,歼日军130余人,缴获步枪50余支、重机枪2挺、迫击炮3门,击毁汽车5辆。陈赓在记述长生口作战时,指出:“我们一时出发。山路崎岖,气候严寒,冷风刺面,但均卸枪疾走,勇气百倍,到达红土岭时,东方尚未发白。拂晓前开始部署。四时许,旧关发生激烈枪声,知第七六九团已到,开始袭击了。时至六时,尚未见敌援兵到来。正在焦急之际,忽然前面传来枪声,这时真有说不出的痛快。敌人约二〇〇余,一部乘车,一部步行。我军突然开火,敌先头第一部汽车即被我击坏……”
与此同时,第115师第344旅袭击井陉至娘子关日军据点,歼日军200余人,一度切断正太铁路交通运输线。
当八路军第129师主力和第115师第344旅进击正太铁路沿线日军时,日军第108师团沿邯(郸)长(治)公路,于2月20日侵占长治后,企图配合沿同蒲铁路南下的第20师团,向晋南国民党军进攻。3月3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命令:在襄垣无敌的情况下,第129师师部应进驻襄垣,其主力位于襄垣东南适当地点,配合国民党军,准备随时由北向南侧击继续由东阳关向潞城、长治前进之敌及其辎重部队;继续开展这一区之游击战争,彻底破坏东阳关至长治公路。据此,第129师主力迅速南移襄垣、武乡地区,寻机破袭邯长路,牵制与打击向晋南国民党进攻的日军。
邯长公路,东起河北省邯郸,横穿太行山区,沿线依次为武安、涉县、黎城和潞城日军据点,均有重兵据守,西与山西省长治至临汾公路相衔接,是连接同蒲、平汉铁路,晋西、晋南日军取得后勤补给的重要交通线。长治东北12.5公里处的神头岭,是一座仅有100余米宽的山梁。邯长公路蜿蜒其间,路两旁的地势略高于路面。公路附近,有国民党军修的一些工事。山梁北侧,有一条大山沟,西部是居有10余户人家的神头村。
神头岭,对于八路军来说,从地理条件上看,地形狭窄,第129师难以展开,但附近的工事可以利用,而且来往的日军对此习以为常,只要潜伏部队注意隐蔽,就可收到出敌意外之效;同时,日军骑兵也难以左右机动,技术兵器不好展开。综合敌我双方因素,权衡战场利弊,八路军第129师决定采用“吸打敌援”战术,其具体部署是:以第769团一部“攻其所必救”,袭击黎城日军,吸引长治、涉县日军来援;该团主力置于黎城东北的东黄须、西黄须,伏击由涉县来援之日军;第386旅则置于长治东北的神头岭,伏击由长治来援之日军。
第386旅进入神头岭设伏位置
3月16日4时许,八路军第769团第1营袭入黎城城关,惊醒了熟睡的日军,歼其100余人后,主动撤至城外乔家庄地区。涉县、长治日军闻讯后,赶来增援。第769团主力在东、西黄须将涉县出援日军击退,第771团特务连烧毁了浊漳河大桥,切断了由神头岭至黎城的交通。9时30分,当长治出援日军1500余人完全进入神头岭第129师伏击地区时,第386旅立即发出攻击的信号。其第771团在公路左侧迎头截击,第772团和补充团在公路右侧展开攻击,造成夹击日军之势,并以一部兵力切断其退路。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指战员们的喊杀声,打破了神头岭的宁静。弹片横飞,火光闪闪,硝烟翻滚,黄土腾飞。八路军手持刺刀、大刀和长矛——有的司号员抱起石头,有的炊事员挥起扁担——与日军拼杀。第772团第8连连长邓世松胸部负重伤,牺牲前仍指挥连队向日军冲击;第1营1个战士四处受伤,用毛巾包扎一下伤口后,一口气刺倒3个日本兵。
在八路军的沉重打击下,日军陷入混乱,由于重兵器和骑兵难以发挥作用,大部被歼。余部逃至神头村内企图依托村落进行反扑,但尚未站稳脚跟,就被第772团第7连第1排赶出村子。随后,第129师又连续击退了黎城、潞城日军的多次增援。至16时,战斗胜利结束。
神头岭伏击战,共歼日军1500余人,俘其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击毙与缴获骡马600余匹。第129师伤亡240余人。这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后,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歼灭战。日本战地随军记者,也不得不称此战运用了八路军第129师的“典型游击战术”。刘伯承对神头岭的伏击战术,作了入情入理的分析:“这次采用‘吸打敌援’的战术。袭击黎城驻止之敌,以吸引涉县、潞城两地敌人来援,在必经之路东、西黄须和神头村予以伏击。袭击是手段,伏击才是目的。我之所以把这种战术叫‘吸打敌援’,是因为要使人一见就知道重点在打援。这一战术的关键是吸援地点的选定。这要侦察和估计敌人驻军布防的系统,哪里是敌人驻军的本队,哪里是敌人驻军的分支,哪一分支又是敌人驻军最关痛痒,十分爱护的环节。这环节就是我们吸援的地点,黎城正是符合了这个原则的。”
刘伯承的分析,令人折服不已,收画龙点睛之效。
神头岭战斗后,八路军第129师主力于3月31日,又在邯长公路上涉县至黎城东阳关间的响堂铺地区,伏击日军运输部队,歼日军400余人,焚毁汽车181辆,缴获迫击炮4门、重机枪2挺、长短枪130余支。第129师伤亡317人。当年指挥这次战斗的徐向前在题为《忆响堂铺之战兼贺抗战胜利40周年》的诗中,写道:“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胆寒。扑灭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弹指一去四十载,喜看春意在人间。”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游击战争的全面展开,对日军造成很大威胁。日军华北方面军为了驱逐或消灭八路军总部、第129师和部分国民党军,摧毁抗日根据地,决定于4月初,大规模地围攻晋东南地区。为此,朱德、彭德怀于3月24日至28日,在沁县小东岭主持召开了第二战区东路军将领会议。八路军第115、第129师,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国民党军第3、第17军及第94师等部的将领,共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分析了抗战形势,确定了反围攻的方针和任务,决定以一部兵力钳制各路日军,集中主力歼灭日军一路,以粉碎日军围攻。
据此,第129师在辽县以南的西井,召开了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先发制敌,与国民党军一起,分头迎击敌人,破袭平汉、正大、同蒲、白晋路等运输线,粉碎其计划;推迟日军围攻,准备给其更大打击;在敌实行围攻时,以各军分区基干支队,领导县、区游击队和村自卫队,扼其粮弹接济,使敌饿困其中,随时受袭,不能立足久停;我军在敌侧背抓其弱点,特别在其分进不能合击之际,集结优势兵力,消灭日军一路,达各个击破之目的;第129师作为反围攻的主力要实现击破日军一路的目的,不能化整为零地在合击圈内与敌周旋,应立即转到合击圈外去,打击日军的后方与补给线,抓住其薄弱的一路予以猛袭,一定会收到奇效。
会后,第129师各支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的充分准备工作:纷纷举行反围攻誓师大会,普遍提出了看谁最能够执行命令、坚决勇敢、节省子弹、多抓俘虏、多缴枪炮、严守战场纪律的竞赛条件;派出部分干部协同地方抗日民主政府,深入群众进行反围攻的动员;召开村民众大会,揭露日军“消灭八路、安抚百姓”的欺骗宣传;组织游击队、自卫队带领群众,实行空室清野、清除汉奸、改造地形等。
4月4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集中第16、第20、第108、第109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由平汉铁路上的元氏、邢台,邯长、临(汾)屯(留)公路上的长治、屯留,同蒲铁路上的太谷、榆次,正太铁路以南的平定等地,分九路从东、南、西、北四面围攻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八路军总部遂以第129师第769团、第386旅和第115师第344旅第689团,由辽县(今左权县)以南转至日军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机;以留在内线的各部队,进行游击战和运动防御战,消耗、疲惫、阻止日军,为转至外线的部队创造战机。
10日前后,参加围攻的日军大部兵力被阻止于麻田、沁源、东团城、西团城、马坊、九龙关和芹泉地区,只有第108师团一部突破国民党军第3军的防御,侵入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辽县、武乡、沁县、襄垣,成为孤立突出之敌。
在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战役中,第129师一部攻入榆社县城
面对这一情况,在涉县以北隐蔽待机的第129师主力和第344旅第689团,奉八路军总部之命,立即挥师西进,于15日进至武乡附近,准备歼灭城内日军。同日,侵占武乡的日军第108师团第117联队3000余人北犯榆社扑空后,被迫撤回武乡。武乡日军在一天之内,来回跑了近80公里,实际上已成了疲惫之敌。当日黄昏日军放弃武乡城,沿浊漳河东撤。八路军第129师遂以第689、第772团为左纵队,以第771团主力为右纵队,分别沿浊漳河两岸,实施平行追击;以第769团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至16日清晨7时,八路军第129师左、右两路纵队追至武乡以东长乐村附近,对走在河谷中的日军形成了夹击之势。第386旅第771、第772团,乘机发起了进攻。刚刚装备部队的苏式机枪发出浑厚的射击声,连续射出的20多发迫击炮弹在敌群中开花。全旅指战员勇猛地杀入敌群,左刺右砍,将困在河谷里的日军1500余人截成数段。已通过长乐村的日军1000余人,为解救其被围部队,向第772团左翼戴家垴阵地猛攻。第772团以第10连同10倍于己的日军激战4个多小时,打退了日军的多次攻击,其中一个排全部壮烈牺牲,阵地失守。后续部队第769团赶到后夺回了阵地,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河谷里的歼灭战。接着,八路军第129师主力和第344旅第689团在打击辽县出援日军后,主动撤出战斗。
长乐村袭击战,共歼日军2200余人,缴获步马枪100余支、轻机枪2挺。八路军伤亡800余人,第772团团长叶成焕光荣殉国。刘伯承在第129师为叶成焕举行的追悼会上,要求全师指战员“向烈士学习,为烈士报仇,向着他们未完成的事业突击,征服一切艰险和困难”
。
长乐村战斗的胜利,对粉碎日军围攻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此后,日军开始撤退。八路军第129师和第115师第344旅,乘胜追击、截击日军,收复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沁县等县城。至29日,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是役,共消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县城19座,将日军全部驱逐出晋东南地区。此后,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也大部分转至豫北和中条山地区。从此,第129师基本上控制了晋冀豫边区北部(通常称太行北部)地区。
经过正太、邯长路破袭战和粉碎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扩大了,广大人民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增强了;同时,给日军造成极大的不安,使其不得不承认:“在第一军地区,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第一军从3月中旬至4月下旬之间,在占领地区内进行肃正讨伐,虽予敌以一定的打击,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特别是对五台山及潞安北方的共军,未能进行讨伐。”
晋东南军民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晋冀豫边区当面的日军第16、第14师团先后调往徐州战场。为扩大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并策应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八路军总部于1938年4月22日发出命令,除第344旅(欠第689团)在长治附近整训外,第129师主力及第344旅一部,迅速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和各铁路沿线展开。据此,第129师军政委员会于4月25日决定:除第769团和第115师第5支队(同年1月,以第343旅第685团第2营为基础组成,支队长曾国华,政治委员王叙坤)、第344旅第689团组成平汉路东纵队,继续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外,以第386旅(欠第771团)为平汉路西纵队,挺进冀西,相机发展豫北地区。
4月下旬,第386旅主力进至平汉铁路以西的冀西地区后,并指挥先遣支队等,由北向南,先后歼灭了邢台、沙河、武安、磁县以西山区的十余股伪军、汉奸、土匪和反动会道门武装,连克峰峰、西佐、彭城等伪军据点,削弱了日伪军的力量。至5月底,已初步改变了这一地区自2月沦为敌后后的社会混乱局面,安定了群众情绪。
1937年秋冬,第129师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区,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这是朱德(右)与刘伯承(中)、邓小平(左)在研究作战计划
6月上旬,第386旅主力南越漳河,进至豫北的道清铁路以北地区后,并指挥赵(基梅)涂(锡道)支队和补充团,连克观台、水冶,攻入汤阴、辉县等,消灭日伪军近千人。同时,打击了一批十恶不赦的汉奸、土匪、恶霸,初步打开了安阳、林县、辉县和道清铁路两侧地区的抗战局面。
6月12日,新第385旅成立,旅长陈再道(未到职,后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副旅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利,谢富治兼政治部主任,辖2个团和1个支队:第769团,团长王近山,政治委员黄振棠;独立团,团长邹国厚,政治委员韩连生;汪乃贵支队,汪乃贵兼支队长,政治委员李定灼。新第385旅(欠第769团)并指挥独立支队、游击支队等,在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石家庄至邢台段以西和平(定)昔(阳)公路沿线,积极开展游击战,广泛打击日伪军据点和运输部队,摧毁了一批伪组织,有力地推动了晋冀边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至9月,第385、第386旅各发展到约7000人。
正当第385、第386旅两旅主力分别向晋冀边和冀西、豫北地区展开时,中共晋冀豫省委(8月18日,改为晋冀豫区委)于6月作出了《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巩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新要求。7月起,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了以扩大民主、改善民生、改造政权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在辽县、和顺、邢台、赞皇、沁县等一些开辟较早且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改造村政权。同时,在豫北、冀西地区建立了林县、辉县、修武等13个县的抗日政权。这样,不仅扩大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而且调动了新老抗日根据地广大农民参军支前的积极性。各种形式的游击队、自卫队得到了发展,各军分区的基干支队,也由开始时的100至200人,发展到1000至2000人。
随后,除晋豫边游击支队、冀西游击总队外,各基干支队和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游击队合编为3个相当于旅的新基干支队。
9月21日,新独立支队由原独立支队即秦赖支队和游击支队编成,司令员桂干生,政治委员赖际发,辖第1、第2、第3大队。
11月,新先遣支队由原先遣支队、挺进支队和太行梯队、独立第3大队编成,司令员张贤约,政治委员张南生,辖第1、第2、第3大队,指挥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河北抗日民军第13支队(1939年4月,这两支地方游击队编入先遣支队)。
1938年12月,新独立游击支队由原独立游击支队和道清支队、太行南区游击支队、游击第4支队编成,司令员赵基梅,政治委员涂锡道,辖第1、第2、第3大队。
与此同时,各军分区作了相应的调整:独立支队兼第1军分区,先遣支队兼第2军分区,独立游击支队兼第3军分区,太岳游击大队兼第4军分区,晋豫边游击支队兼第5军分区。
在此期间,以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第31支队为基础成立平原纵队,司令员袁仲贤,辖第1、第2、第3团。
12月30日,晋冀豫军区对外由第129师后方司令部改称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黄镇,副司令员王树声。
至此,第129师由出师时的9160余人,发展到5万余人。其中主力近3万人,晋冀豫军区的基干武装为2万余人。
根据第129师军政委员会1938年4月决定,留在长治进行整训的第115师第344旅(欠第689团),在2个月中,扩兵3000余人,壮大了自身的力量。为配合晋南国民党军作战,第344旅主力于7月1日由长治出发,先是顶着烈日骄阳,后是冒着雷电风雨,行进100多公里,当日夜急进到阳城以北的町店设伏。
町店地处山区,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经町店而过。部队扎营后,构筑了工事,进行了具体部署,等待日军的到来。7月6日,天气已经很热,部队埋伏在青纱帐里潮湿的泥土上,几乎透不过气来,汗水湿透了衣服。不知名的小虫,不是叮脸,就是咬脖子,痛痒难忍。
上午10点钟,日军第108师团一部骑兵和步兵乘50余辆汽车,从晋城方向进至八路军第344旅伏击区内,如入无人之境,遂停止前进而休息起来。有的坐在树荫下乘凉,有的钻在汽车底下睡觉,有的索性跳到路边的河沟里洗起澡来。八路军第344旅乘机向日军发起攻击。神枪手郭本银,弹无虚发,以11发子弹打死11个日本兵。外号“傻大个”的战士,用梭镖连续捅死几个日本兵。日军顿时慌作一团,稍事整顿后,发起了14次冲锋,均被打退。战斗直到傍晚才结束。町店战斗,共歼日军500余人,缴步枪900余支、轻机枪30挺、重机枪8挺。町店战斗后,第344旅主力以团、营为单位,分散至豫北平汉铁路沿线的安阳、淇县及其两侧的滑县、博爱、修武、武陟地区,镇压民愤极大的恶霸,消灭土匪,争取和打击伪军,积极对日作战,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扩大了部队,并利用缴获的武器改善了装备。新成立的独立团,编入第344旅。
晋冀豫边区敌后游击战争全面展开以来,八路军第129师并指挥第344旅先后于5月13日,6月6日,7月5日、17日,8月6日、27日,9月10日、21日,10月9日、22日,11月3日、20日,对平汉、正太、道清铁路,进行了12次破袭战。其中,第7次破袭战的注意事项是:绝对保守秘密;深入政治动员,充分侦察及战斗准备,确保达成任务并报朱(德)彭(德怀);避免无条件无把握的攻坚;尽可能破袭敌车辆,发动伪军暴动。提出的目的是:破坏要害,即桥梁、山洞、水塔等;袭击、毁灭要点;打击、消灭敌人小部队;使火车出轨或汽车瘫痪,进而消灭乘车之敌;拖走铁轨,烧毁枕木,挖坏路基,毁电杆,收电线。
至10月,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扩大至豫北、冀西地区,发展了包括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在内的地区,辖有2300万人口,大大超出了边区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