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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中国一直保持着联系，中国对本书而言也十分重要。所以，本书中文版得以面世，让我感到大为欣喜。关于玄奘的第五章，是我最早写成的章节之一，也在我的脑海里落实了本书关于文化接触和中介（cultural contact and mediation）的主题。更重要的是，玄奘由此成了我的个人英雄。他是一位坚定不移的旅行家，对其他文化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他是一位加强中印文化交流的文化中介者（cultural mediator），从而也对其祖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他对印度大为着迷，但仍然深受熏陶自己成长的文化影响，旅印16年后，他最终还是回到了祖国。
在我看来，玄奘可以为此刻的我们指点迷津。在我所居住的美国，我观察到各种对其他文化持怀疑态度，由于害怕失去文化身份而退缩到各自本土传统中的趋势，也许在其他国家情况也是如此。玄奘却充分提醒我们：对其他文化持开放态度并不意味着失去自己的文化。相反，玄奘在印度旅行时才更好地体会到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同样，我也相信文化接触。因此，我多次去中国旅行，并著书立说以赞美玄奘这样的人物。
让我的世界观发生变化的关键时间点是在20年前。当时我开始编辑《诺顿世界文学选集》，它分为六大卷，其中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地数千年来的文学作品（包括数十位中国作家的相关作品）。这项工作让我学习到怎样以鸟瞰的视角来看待文学和文化的历史，以寻找跨越千百年的广泛模式。这个观察视角也向我展示了我们的文化是如何相互关联的，而这种关联一直以来都确然存在。
我首次尝试展示这一视角，写成了一本名为《文字的力量》（ The Written World ）的书（此书中文版也已出版）。它集中讨论文学技术及其在世界范围产生的影响，尤其还包括纸张和印刷——正如各位所知，这两者都是中国的发明。在我看来，这些早期的技术革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写作革命。它们是互联网的前身。
在研究这些广泛的主题时，我开始特别留意环境变化，也对气候变化的文化维度产生了兴趣。气候变化不仅与气候科学和工程解决方案有关（尽管两者都非常重要），这也事关对自然的态度、习惯，以及对过去和未来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在此期间，我注意到关于气候变化的文化维度的讨论大多局限于过去两百年。这也颇有道理，因为那是工业化和碳开采的时代。但在研究古代社会和文本的过程之中，我意识到我们需要追溯得更远。
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较长的文本《吉尔伽美什史诗》（ The Epic of Gilgamesh ）来自今天的伊拉克。这部作品为我提供了理解人类对自然态度的关键切入点。其中包含了最早版本的大洪水故事，后来被收入《希伯来圣经》。这就让我们拥有了一个描写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早期文本。当我们想到即将到来的气候厄运时，它仍然在我们的脑海中（以及在好莱坞的灾难片中）浮现。更重要的是，《吉尔伽美什史诗》赞美了城市生活的兴起。它的主要情节围绕着杀死一头怪物展开。但在仔细观察之下，人们发现这头怪物是森林的守护者，而我们的英雄吉尔伽美什国王正在进行伐木探险，以带回用于建造城市的木材。这意味着《吉尔伽美什史诗》是资源开采和森林砍伐的早期证据。
对《吉尔伽美什史诗》的解读表明，我们当下的关注点其实回响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为了理解现在，我们需要回到过去，而这个过去往往非常遥远。由此，《写给一个变化中的星球的文学》
（
Literature for a Changing Planet
）这本书得以成形。
我对世界文化视角的最新尝试，便是你此刻正在阅读的这本书，它写于美国所谓“文化战争”（culture wars）之中。从表面上看，他们把左翼与右翼对立起来。但我也注意到，某些左翼和右翼人士的立场，在基于群体身份和财产的文化观上是基本一致的：右翼想加倍增强西方文化，而左翼想保护少数族裔文化。这两种立场都反对文化流通，反对文化融合（cultural mixing）。右翼认为这是对西方文化的淡化；左翼则认为这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挪用（appropriation）。
在我看来，这两种立场都与文化的实际运作方式——融合——大相径庭。无论向我展示哪一种文化，我都可以证明它是由从其他地方借来的东西组成的，或者至少是受其影响的。这正是文化的运作方式。
本书赞颂艺术家和作家，但也同样赞颂文化中介者，如教师、考古学家、破译被遗忘语言的语言学家，以及像玄奘那样使文本得以在其原生领域之外传播的翻译家。正是出于这种理念，我要感谢我的译者黄峪博士对本书做出的重要贡献。译者很少得到他们应得的认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是为了赞美译者而写成的。所以，感谢黄峪，让这本书能够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这也正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马丁·普克纳
2024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