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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一九九二年在中国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一九九六年在韩国出版。时至今日，《活着》已翻译成四十二种语言在不同的国家出版，韩国是最早出版这部小说的国家之一，感谢白元淡教授翻译了这部小说，感谢绿林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感谢你们把我的作品带到了韩国。当然，最重要的感谢要给韩国的读者，你们对我作品持续不断的阅读，让我和绿林出版社深受鼓舞。
这是我第四次为韩文版写自序，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关于《活着》的写作，在中国也在国外我说得太多了，因此这篇自序我想说说另外的故事，我和张艺谋导演的故事。
我的小说《活着》最初在国外出版，得益于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借此机会我说说电影《活着》，我与张艺谋导演刚开始讨论的不是《活着》，是我另一个小说《河边的错误》，几次的讨论下来感觉进展缓慢，闲聊的时候张艺谋导演问我最近有没有新作，当时我刚好收到《收获》杂志寄来的《活着》清样，就把清样给了张艺谋导演，他是《活着》第一个读者，在《收获》杂志发表之前就读了这部小说。
张艺谋是这样一位导演，他在改编一个作家的作品时，会把自己对于社会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理解加入进去，不会盲目地忠于原著。因此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看完电影《活着》的感受是：这部电影不像我的小说。我记得当时我们通过一个电话，我在电话里对他表达了一些不满，甚至对他说这部电影不用叫《活着》。张艺谋导演是个好脾气的人，他语气温和地解释了为什么这部电影仍然应该叫《活着》。
当《活着》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国家出版后，九十年代中旬我开始了频繁的出国之旅，当时邀请方除了安排与书有关的活动，还会放映一场电影《活着》，让我代表张艺谋导演去与观众见面。当时张艺谋很忙，他们邀请不到，当时我游手好闲，一请就到。为此我在国外看了二十来遍电影《活着》，有几次我实在不想再看这部电影了，走出电影院，无所事事地站在街上，总会有热心的人走过来用外国话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听不懂外国话，觉得站在街上是个麻烦，又进去电影院把《活着》看完。我在国外看了二十来遍电影《活着》后，一个念头产生了：为什么小说不像电影？
我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人们往往觉得自己最为熟悉的是最好的，因为熟悉的总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和想法在进行，不熟悉的往往会与自己的习惯和想法发生冲突。
从此以后，再有人来问我对张艺谋《活着》的看法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
“伟大的电影。”
二〇二三年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