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为什么近年来观点变得如此两极分化？有三个可能的原因值得描述。
第一是普通精神病学的消失，因为它已经被不断细分出来的专业化入侵。很少有精神科医生或其他健康专业人士能治疗所有的精神障碍。当你只看到谱系的一个部分时，你很容易认为这部分适用于所有人，即使你可能没有处理精神疾病的全部病理经验。
第二是我们对精神疾病的后果越来越不抱幻想。对进步的乐观预测已经频繁出现，包括清理“蛇坑”［玛丽·简·沃德（Mary Jane Ward）在 1947 年用这个词描述美国的精神病院］、扩展物理治疗（即药物和ECT）、了解精神分裂症和其他主要精神病的遗传基础，以及扩大社会精神病学的范围，这样所有的污名都可以消除，精神病患者可以被接受为正常变异的一部分。不幸的是，这些都没有实现。尤其令人难堪的是，我们在精神病院的入院流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强制手段。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种现象在英国增加了两倍。并且，这种增长是发生在人们对精神病患者表现出更大容忍度的时候。
现在，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这种强制管理正以每年 5%左右的速度增长。一旦我们停止自愿治疗，我们就会让我们的患者“感到失去人性和被忽视”，而我们也会失去作为治疗师的声望。
第三是社交媒体上关于心理健康的评论越来越多。如果专业人士表现出无法成功治疗患者的趋势，或者看起来对那些寻求帮助的人完全没有帮助，那么人们就会通过其他途径取代他们。目前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短缺，而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又加剧了这种短缺，“经验专家”（即曾经或目前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的人）正在建立自己的服务和支持网络。这如同无价之宝填补了服务的空白。由于他们缺乏关于精神障碍谱系的完整经验，如果让他们单独工作，难免会基于自身情况形成具有误导性的模型。 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拓宽人们对心智模式的认识，使相关者远离纷争，从而达成某种和谐。
如果说目前的精神疾病模型已经接近无政府状态，这未免有些夸张，但离无政府状态也不远了。在我写这本书的第五版的时候，我希望它是最后一版，因为 2013 年人们的立场似乎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对现有模型的某种融合感到满意。更具体地说，人们不会一股脑地攻击其他模型。现在，有很多人质疑精神疾病的基础，并在一些社交媒体和强大的反精神病学队伍的怂恿下，对所有与自己不同的方法感到愤怒。
从过去整体从业者的情况来看，他们更倾向于信仰折衷主义。兼收并蓄的从业者声称，他们对每个临床问题都做出了深思熟虑的判断，并采用了适当的模型辅助自己判断。但是兼收并蓄的另外一层意思是“被添加”，虽然这听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它既没有描述一种模型，也没有描述一种哲学。在实践中存在一种危险，即折衷主义者追随公认的或潜意识的偏见，却不了解这些意识是什么。真正的危险存在于模型从治疗开始反向工作的过程当中。治疗师会快速地做出决定，却罔顾药物、咨询、正式的心理治疗或其他潜在问题，盲目地认定某种治疗方法是正确的，便跟随其相应的模型。这是错误的，模型应该驱动治疗，而不是反过来。如果治疗占了上风，就是允许了不需要给出充分治疗理由的“奢侈”改变。这与业余爱好相差无几，采用不同模型有针对性的治疗，几乎成为一种心血来潮的决定。
因此，在你进一步阅读这本书之前，我要求你以一种完全开放的心态来阅读下面的章节。在接下来的四章中，你一定会找到你同意的元素，以及你讨厌的元素。当你觉得某一种模型没有满足你的期望，甚至想把这种期望更强烈地表达出来时，最后一种模型——共轭模型，将会消除你因过度的热情和怀疑产生的烦恼。
在这里，我特意采用了一种对抗性的方法解释精神障碍的原因、病理和治疗，以及说明其用法，每种模型都在不受限制地为自己说话，这就是现实。每种模型都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然后用一两个后手攻击其他模型。这种能够暴露不同模型之间冲突的呈现方式，倒是让我们更清楚地识别每种模型的边界。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精神疾病的模型，以及哪种模型最有效，这一点儿不让人惊讶。1974 年，米利亚姆·西格勒（Miriam Siegler）和汉弗莱·奥斯蒙德（Humphrey Osmond）描述了六种不同的模型：医学模型、道德模型、精神分析模型、家庭模型、阴谋模型和社会模型，并大力支持医学模型。自那以后，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很漫长的道路。而你会在阅读本书时注意到，在这本书里，通常避免使用医学模型这个术语。布坦斯尔（Bursten）曾明确指出，在某种情况下“医学”这个词是令人困惑和不必要的，它给予从业者（医生）的关注多于其自身的表述。而且它非常过时，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多数精神疾病从业者都不是医生。生物–心理–社会模型是近几十年来最流行的模型，由乔治·恩格尔（George Engel）巧妙地引出，现在也过时了。
自从 1986 年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以来，心理健康服务的使用者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和知识，他们也会对这个版本感兴趣。我希望他们读这本书。因此，我尽可能地避免使用术语。我知道我不会完全成功。但多年来，我已经把这本书发给了许多我试图帮助的人，以找出那些妨碍良好沟通的不必要的词汇。临床研究中最常见的短语之一是“知情同意”，描述了参与者对正在进行的工作有着充分的理解和同意，并签署相应的文件。如果精神卫生工作者也需要得到治疗对象的“知情同意”，他们会成为更好的从业者。如果有限制地仅分享一小部分治疗原因，也并非最佳活动。理想情况下，工作者应该向患者解释治疗所使用的模型，以便患者在参与中获益，这才是“知情同意”的真正基础（Steinberg，1992）。倾听患者，是模型开发的第一部分；用同样的模型向患者做出解释，或者用另一种模型进行反驳，是达成治疗协议的必要前提。
现在，我想让读者想象一下：首先，你们看到一群想在一场关键的心理健康表演中扮演主角的演员，每个演员都有充分展示自己才能的空间。如果由你决定让谁主导这场演出，还请阅读本书，更要记得阅读第五章之后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