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心脏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疾病的模型,也没有任何其他身体疾病的模型。为什么我们需要精神障碍模型?因为这种模型概括了如下大部分情况,并很少引发人们的争论:
·身体不适的物理表现、症状和体征,是由于身体内部的异常(通常在特定器官的功能或结构上)造成的,被称为疾病;
·所有的疾病都有症状,虽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症状,但总会不时地表现出一些症状;
·大多数疾病可以通过特定的检查确诊,特别是组织检查(组织学)、血液检查和放射技术(如X光、扫描)。
但在精神健康方面,我们没有这样的“疾病”。我们有症状、主诉和消极的感觉,却找不到任何身体方面的异常可以合理地解释它们,当然前提是要排除某些器质性问题导致的障碍。让我们想象一下,在老虎机上玩游戏,当你赢得头奖时,三组符号——通常是水果或扑克牌——都出现在一排。老虎机对号码的随机控制,就像医生对患者的评估,医生通常也可以像老虎机一样有控制地“中头彩”。医生与患者交谈,并听取患者的忧虑(第一组樱桃出现——症状)。随后进行身体检查,并收集更多信息(第二组樱桃出现)。最后进行一项或多项检查,几天后检查结果出来,证实医生对这种疾病的推断(所有三组樱桃排成一排,中头奖了)是对的。
没有人质疑这种方法,因为检查结果才是证实患者是否患有疾病的一种独立标志,不会被质疑。现在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来看看精神病学。在医生从患者那里了解病史并进行精神状态检查之后,就像老虎机上的前两组符号的出现,医生就会做出疑似诊断。但此时老虎机卡住了,第三组樱桃(水果)不再出现,就像检查结果并不存在生理性的健康异常。此时,即使医生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确认最终诊断。
这并没有阻止精神科医生的尝试,他们已经从神经科学、遗传学、行为心理学、放射学和药理学等领域寻找答案,但没有一个能坚持下去,并得到想要的答案。过于严格地遵循医学模式,确实存在风险。我们可以通过托马斯·奇弗斯·格雷夫斯的案例,得到一些启示:
托马斯于 1883 年出生于剑桥郡。他是著名的奇弗斯果酱创始人奇弗斯·格雷夫斯的孙子。但家人与奇弗斯·格雷夫斯关系并不密切,因此其成功与他们无关。如果他们富裕一些,可能托马斯就不会从事精神病学了,因为他真正想做的是一名外科医生。1914 年,他获得了标准外科学位(Fellow of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FRCS),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战争结束后,他意识到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持自己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于是,他做出一个关键决定,转向精神病学,因为那里的晋升速度更快。不久之后,他成为伯明翰两家大型精神病院——鲁伯里山医院(Rubery Hill Hospital)和霍利摩尔医院(Hollymoor Hospital)的医疗主管。他仍然受他最初接受的心脏外科训练的医学模型(精神疾病肯定有其生理病因)的影响,既然他是精神科医生,他就会找到相关证据。
没过多久,他和来自新泽西州特伦顿(Trenton)的精神病学家亨利·科顿(Henry Cotton)一起合作,并找到了这个答案。他们认为,精神疾病一定是对身体其他部位的疾病的反应,现在被概括为“自体毒性”和“局灶性败血症”。科顿曾在欧洲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接受训练,他是那里 20 世纪早期美国精神病学的主要人物——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的学生。迈耶认为,大多数精神疾病是一种心理生物学反应,并取决于个体的人格。科顿和托马斯则更进一步,他们认为这是由身体其他部位的潜在感染导致的。
科顿充满热情并迫切地做出一个决定。首先,他把患者的牙齿拔掉,他认为这是引起局灶性败血症的明显原因。在他看来,如果这不能治愈精神疾病,他会切除患者的扁桃体、睾丸、卵巢、阑尾、胆囊、脾脏和结肠。在他眼里,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或许托马斯想再次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他迫不及待地以同样的热情接受了这一理论。他是一个比科顿更好的政治家,尽管他没有像科顿那样把这个理论发展得那么浮夸,却更深入地运用了这一理论。20 世纪 20 年代,医学界希望精神病学成为自己体系的一部分,这也是实干家托马斯的想法。在大多数精神病院,除了监护之外并没有其他服务或工作。所以当鲁伯里山医院新建了一个手术室,牙科医生、外科医生(尤其是那些做肠道手术的)、妇科医生和耳鼻喉科医生变成这里的常客时,人们兴奋不已。
这一过程伴随着大量的宣传。伯明翰市议会的精神病院委员会对这个行业的领导者印象深刻,伯明翰大学的副校长吉尔伯特·巴林(Gilbert Barling)爵士帮助托马斯在大学建立了一个精神健康研究部门。但研究对象不是精神疾病,而是外科手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扁桃体切除术、全牙拔牙、阑尾切除术和其他类似的手术在医院里成为治疗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常见手术。医院保持严格的卫生环境标准,希望所有外来细菌都能被清除。托马斯的声望如日中天,他最终被任命为伯明翰市政公司控制的所有精神病院的首席医疗官。1940 年,他当选皇家医学心理学会的主席,并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继续任职,比其他任何主席的任期都要长。
所以,在大家看来,托马斯的确像在老虎机中了头奖。可是把精神疾病当作一种生理疾病,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和其他许多人都愿意相信,局灶性败血症是许多精神疾病的诱因。如果真是这样,是可以消除精神疾病和精神病院的耻辱的。但他们都忘了科学的规则,没有人对照人群进行对比研究,似乎没有人考虑不必要的手术的安慰剂效应。众所周知,这些手术是重大的,大多数被切除的阑尾是完全正常的。
托马斯在 77 岁时于伯明翰去世,直至最后一刻他仍然相信自己是对的。他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出版他关于局灶性败血症的 10 万字传记。他的案例是对所有尝试涉足模型的人的一个启示。当精神病学和普通医学过于分离而受到攻击,并被认为应当成为与神经科学相关的神经病学分支时,托马斯的例子便是一个警告。就他在精神病学界极端的做法而言,他还不如回到自己的家族事业根基,创造更多的果酱销量,至少他能准确地在罐头上标明生产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