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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扬州与敦煌，在盛世中华的东西两端交相辉映。扬州坐落在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处，是贯通南北的漕运中枢；敦煌则雄踞河西走廊西端，扼守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两座城市在隋唐三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以不同的姿态演绎着文明交融的传奇，共同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盛世画卷。扬州城的清晨总是在运河的波涛声中苏醒。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通济渠的开凿让黄河与淮河首次连通，扬州由此成为南北水运的核心节点。
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润州刺史齐浣主持开凿伊娄河，这条长二十五里的运河新道，将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点从京口（今镇江）迁至扬州城南。这一工程使漕船不必再绕行瓜洲，航程缩短三十余里，每年节省运费百万贯。
天宝年间（742—756年），扬州漕运量达到惊人的四百万石，占全国漕粮的三分之一。盐铁转运使刘晏在此设立盐场，淮盐通过运河运往长安，每年为朝廷贡献六百万贯赋税，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在扬州城南的扬子津码头，每天有数百艘漕船装卸货物。来自益州（今成都）的蜀锦用竹箱封装，湖州（今浙江湖州）的湖丝裹着防潮的油纸，宣州（今安徽宣城）的宣纸捆扎成整齐的书卷。码头上的波斯商人正用骆驼搬运玻璃器皿，大食（阿拉伯）商人的货栈里堆满了乳香和没药，新罗（朝鲜半岛）商队的马匹驮着人参和貂皮。
开元年间（713—741年），扬州设立市舶司，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关机构之一，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天宝十二载（753年），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日本时，从扬州出发的船队载有青瓷碗、白檀木佛像、《华严经》写本，随行弟子中包括扬州工匠、画师和雕版师傅。这些工匠后来在奈良建造了唐招提寺，将扬州的建筑技艺和佛教艺术传播到日本。扬州城的夜晚同样繁华。杜牧诗中“春风十里扬州路”的盛景，在唐代已具雏形。东市的胡饼店通宵营业，掌柜是来自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粟特人，他能熟练地用汉语和波斯语招呼顾客。波斯邸店的二楼设有酒肆，胡姬们穿着薄如蝉翼的纱衣，在烛火中跳着胡旋舞。她们的银铃脚链随着旋转发出清脆的声响，琵琶声与箜篌声交织成异域风情的旋律。
贞元年间（785—805年），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客居扬州，在《桂苑笔耕集》中记载：“扬州者，江左大镇，富甲天下。”他曾在月明之夜登上栖灵塔，俯瞰全城灯火如星河落地，写下“江上楼高十二梯，梯梯登遍与云齐”的诗句。在扬州西北的蜀冈之上，节度使衙门的飞檐斗拱倒映在瘦西湖中。
元和年间（806—820年），节度使李吉甫主持修建的扬州城周长四十里，设有十座城门。子城内的扬州大都督府保存着贞观年间（627—649年）的《扬州都督府图经》，图中详细标注了城内的坊市布局。最繁华的常乐坊内，有全国最大的绸缎庄“云锦记”，店内珍藏着武则天赏赐给太平公主的蹙金绣裙。这件稀世珍宝用金线绣出百鸟朝凤图案，每条凤凰尾羽都镶嵌着米粒大小的珍珠，曾引得波斯商人出价十万贯求购。敦煌的晨曦总是伴随着驼铃响起。自汉武帝开通西域后，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
唐武德二年（619年），瓜州刺史贺拔行威在此设立敦煌郡，下辖寿昌、玉门二县。开元年间（713—741年），敦煌设有豆卢军，驻军一万五千人，负责保障丝路畅通。
天宝年间（742—756年），敦煌的年贸易额超过三百万贯，来自粟特、突厥、吐蕃的商队络绎不绝。每年春季，粟特商队会带来撒马尔罕的玻璃器和布哈拉的毛毯，突厥商队则出售天山北路的良马和貂皮，吐蕃商人带来青藏高原的麝香和硼砂。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但真正的繁荣始于唐代。
贞观十六年（642年），敦煌大族阴氏出资开凿第220窟，窟内的阿弥陀经变画堪称唐代壁画的典范。这幅高四米的壁画描绘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场景，莲花池中化生童子神态各异，飞天衣袂飘飘如行云流水。
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禅师灵隐主持开凿第96窟的北大像，高35.5米的弥勒佛坐像历时三年才完工。工匠们在悬崖上搭建栈道，先用粗麻绳将大块岩石拉拽下来，再用铁凿雕刻细节。佛像完成时，敦煌郡百姓倾城而出，万人空巷。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敦煌郡太守杨休明组织人力绘制第17窟的《五台山图》，这幅长13米的巨型壁画描绘了丝路商旅的真实生活。画中可见商队穿越戈壁的场景，驼队首尾相连达一里多长，商人们背着皮囊饮水，牵着骆驼艰难前行。在敦煌城西的阳关故址，现存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了开元年间的交通盛况。
从敦煌出发的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于阗（今新疆和田）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北道出玉门关，经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至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每年春分时节，敦煌都要举行“祭海”仪式，地方官员率领商队首领祭祀海神，祈求丝路平安。仪式中，人们将写有祷文的丝绸投入香炉，袅袅青烟升腾而起，寄托着对商旅平安的祈愿。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揭示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斯坦因从中掠走的《金刚经》雕版印刷品，经考证为咸通九年（868年）的刻本，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印刷品。这件珍贵文物长约五米，由七张纸粘连而成，卷首画有释迦牟尼说法图，刀法细腻，线条流畅。伯希和带走的《敦煌曲子词》中，收录了大量民间创作的边塞诗歌，其中《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生动反映了丝路商旅的爱情生活：“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这首情诗通过一连串不可能实现的誓言，表达了丝路女子对远行丈夫的忠贞不渝。扬州与敦煌的繁荣背后，是隋唐帝国强大的国力支撑。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唐太宗设置安西都护府，武则天发展科举制度，这些举措为两座城市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开元盛世时期（713～741年），全国人口达到五千万，长安城的国际人口超过十万，扬州和敦煌正是这一盛世的缩影。扬州的繁华得益于大运河的漕运，敦煌的兴盛则仰赖丝绸之路的畅通。这两座城市如同帝国的双臂，一东一西，将中原文明与世界文明紧紧相连。扬州的兴衰与运河息息相关。
安史之乱期间（755～763年），叛军一度攻占扬州，焚烧了三个月的漕船。
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刘晏主持漕运改革，采用分段运输法，将漕粮从扬州经淮河、汴河、黄河分段转运，使扬州的漕运能力恢复到战前水平。
元和年间（806～820年），李愬任扬州节度使，疏浚河道，重建盐场，扬州重新成为“东南第一大都会”。当时的扬州城，“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酒肆茶坊昼夜营业，胡商与官员摩肩接踵。敦煌的命运则与丝路的畅通紧密相连。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被吐蕃占领，敦煌与中原的联系中断。
建中二年（781年），敦煌军民在刺史周鼎的率领下，坚守孤城十一年。他们在城头悬挂写有“唐”字的灯笼，用烽火传递军情，甚至用骆驼粪混合泥土修补城墙。
贞元二年（786年），吐蕃攻陷敦煌，开始了长达六十年的统治。吐蕃统治者强迫敦煌百姓改穿吐蕃服饰，学习吐蕃语言，但敦煌人民暗中保留着唐人的习俗。
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起义成功，收复河西十一州，敦煌重新回到唐朝怀抱。张议潮在沙洲（敦煌）建立归义军政权，恢复唐朝的行政制度，重修莫高窟的佛窟，使敦煌重新成为丝路重镇。扬州与敦煌的文化交融在唐代达到顶峰。扬州的鉴真东渡促进了日本佛教艺术的发展，敦煌的壁画中出现了大量中原元素。
天宝年间（742～756年），敦煌画工李真前往长安，参与绘制了兴庆宫的壁画。他将敦煌壁画中飞天的飘逸神态与中原人物画的写实风格相结合，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作品。
大历年间（766～779年），扬州诗人张若虚创作的《春江花月夜》，将江南的柔美与边塞的苍凉融为一体。诗中“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的意境，既描绘了扬州瘦西湖的夜景，又暗含对敦煌月牙泉的想象。在扬州博物馆的唐代展区，陈列着一件珍贵的鎏金银龟盒。这件1982年出土于扬州三元路的文物，造型为背负莲花座的乌龟，龟甲上錾刻着葡萄纹和忍冬纹，融合了中原与西域的艺术风格。葡萄纹源自波斯，象征着丰收与吉祥；忍冬纹则是佛教艺术中的常见图案，寓意着生命的延续。同样，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化城喻》壁画中，画工巧妙地将长安的建筑样式与印度的佛教故事结合在一起。壁画中的城池采用了唐代长安城的布局，有整齐的坊市和高耸的城楼，而故事内容则源自《妙法莲华经》中的化城喻。扬州与敦煌的工匠技艺在唐代相互影响。扬州的金银器制作采用了波斯的捶揲技法，敦煌的彩塑则吸收了印度犍陀罗艺术的特点。
天宝年间（742～756年），敦煌工匠宋法智参与了长安大慈恩寺大雁塔的建造，将西域的建筑风格带到了中原。大雁塔的门楣石刻上，既有印度的莲花图案，又有唐代的卷草纹，体现了中外艺术的融合。
大历年间（766～779年），扬州工匠李进德前往敦煌，指导当地工匠改进了壁画的矿物颜料使用方法。他带来了扬州特有的青金石颜料，使壁画的色彩更加鲜艳持久。隋唐时期的扬州与敦煌，不仅是商业和文化的中心，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通过大运河与丝绸之路，中华文明与波斯、印度、阿拉伯等文明进行了深度对话。这种对话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扬州的瓷器、丝绸通过海路运往波斯湾，敦煌的佛经、壁画沿着陆路传入中亚。波斯的玻璃制造技术、印度的佛教艺术、阿拉伯的医药知识，也通过这两座城市传入中国。在扬州老城区的东关街上，至今仍保留着唐代的石板路。这些被千年风雨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曾见证过波斯商队的驼铃、新罗留学生的足迹和鉴真东渡的船队。在敦煌鸣沙山下的月牙泉畔，唐代的烽燧遗址依然矗立，默默地守护着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文明古道。每当夕阳西下，鸣沙山的沙粒在风中发出低沉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那段辉煌的历史。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到张议潮收复河西，扬州与敦煌的命运始终与隋唐帝国的兴衰紧密相连。它们用繁荣书写了盛世的辉煌，用坚守诠释了文明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