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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太学，作为国家的最高学府，承载着传承和发扬经学的重任，亦是各类学术思想激烈碰撞的舞台。时年十八岁的司马迁，已然凭借在孔安国门下对《古文尚书》的深入研习，在长安学界崭露头角。他带着对知识的执着追求与对真理的无畏探寻，踏入太学，就此卷入了与今文派的激烈论争之中。
彼时，董仲舒所创立的公羊学派在今文经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影响力极为深远。公羊学派注重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通过对经典的解读来迎合现实政治的需求，尤其热衷于宣扬谶纬之说。谶纬，乃是一种将儒家经典与神秘预言相结合的学说，宣称上天会通过各种祥瑞或灾异现象来预示人间的吉凶祸福、王朝的兴衰更替，为封建统治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深受统治者的推崇。
司马迁踏入太学讲堂，只见座无虚席，众多学子皆为聆听名师讲学而来。当日，一位公羊学派的资深学者正在台上高谈阔论，讲述着谶纬学说与现实政治的紧密关联。他引经据典，称近日出现的祥瑞之象，如五彩祥云飘荡于皇宫之上，乃是上天对当今皇帝圣明统治的认可与嘉奖，预示着大汉王朝将迎来更为繁荣昌盛的时期；又言某地突发的地震，是上天对地方官员施政不力的警示，唯有及时改正，方能平息天怒。
司马迁听着台上的言论，心中不禁泛起层层波澜。他自幼接受父亲司马谈对历史理性的教导，加之在孔安国门下对古文经学的深入钻研，养成了严谨务实、追求真实的治学态度。在他看来，谶纬之说纯属荒诞不经，毫无事实依据，不过是今文经学家们为了迎合统治者、谋取政治利益而编造出来的虚妄之言。于是，司马迁按捺不住心中的想法，起身向台上的学者发问：“先生所言，以祥瑞灾异来推断人事，可有确凿的证据？古往今来，自然现象变化万千，难道皆与人事一一对应？”
此言一出，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颗巨石，讲堂内顿时一片哗然。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司马迁，对这位年轻学子的大胆质疑感到惊讶。台上的学者微微一怔，旋即整理思绪，回应道：“《春秋》之中早有记载，‘有星孛入于北斗’，其后便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此乃先圣所记，岂会有假？且我朝高祖皇帝斩白蛇起义，此乃天命所归，祥瑞之兆，才有了今日之大汉天下。”
司马迁并未被对方的言辞所震慑，他稳步向前，目光坚定地说道：“先生所言《春秋》之记载，或许只是偶然的巧合。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岂是仅凭天象就能决定？高祖皇帝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顺应民心，推翻暴秦，才建立了大汉王朝，并非仅仅因为所谓的祥瑞。至于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不过是天地自然的变化，怎能将其归咎于人事的善恶？”
此时，台下有公羊学派的学子站出来反驳司马迁：“我等今文经学，乃是顺应天命，为大汉王朝的统治提供理论支撑。先生的学说，乃是先师董仲舒大儒所创，历经数代传承，怎可轻易质疑？”
司马迁毫不退缩，继续说道：“学术本应追求真理，不应盲目迷信权威。董仲舒先生虽有卓越的学识，但他的公羊学中关于谶纬的部分，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今文经学家们过于注重对经典的牵强附会，以迎合政治需要，却忽视了经典本身所蕴含的真实意义。”
在这场激烈的论辩中，司马迁进一步指出了董仲舒公羊学派与自己思想的诸多差异。董仲舒主张“大一统”，强调通过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其思想带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而司马迁则更注重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角度出发，追求对事实的真实记录和对人性的深入洞察。他认为历史是由众多人物的活动和复杂的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仅仅由天命或某一政治理念所主导。
例如，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董仲舒可能会根据人物是否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以及对王朝统治的贡献来进行评判。而司马迁则会全面地考察人物的生平事迹、性格特点、所处的时代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给予人物客观公正的评价。他笔下的项羽，虽最终未能成就帝业，但司马迁却对其英雄气概和悲壮命运给予了深刻的同情与赞美，展现出与公羊学派截然不同的视角。
在对经学的研究方法上，董仲舒公羊学派侧重于对经典进行主观的阐释和发挥，往往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而对经文进行过度解读。而司马迁在研究古文经学的过程中，深受孔安国严谨治学态度的影响，注重对文字的训诂考证，力求还原经典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只有在准确理解经典文字含义的基础上，才能对经典所蕴含的思想进行深入探讨。
随着论辩的持续深入，司马迁的言辞愈发犀利。他对谶纬之说的荒谬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谶纬之书，多为后人伪造，其内容杂乱无章，前后矛盾。所谓的祥瑞灾异，不过是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编造出来的谎言，用来蛊惑人心。若我大汉王朝的统治仅仅依靠这些虚幻的预言来维系，又怎能长治久安？”
面对司马迁的步步紧逼，公羊学派的学者们一时语塞。但他们仍不甘心就此落败，试图从其他角度进行反击。一位学者说道：“你推崇古文经学，可古文经本就流传不广，真伪难辨。《古文尚书》更是被诸多今文学者质疑，你又如何能保证其真实性？”
司马迁从容应对：“《古文尚书》虽历经磨难，但它乃是先圣所传之真本。其文字虽古奥难懂，却蕴含着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今文经学家们只因自己无法理解，便轻易否定其价值，实在是治学的大忌。我们应该以严谨的态度去研究和解读经典，而不是凭借主观臆断来评判是非。”
在这场舌战中，司马迁不仅展现出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思维能力，更彰显了他不畏权威、追求真理的勇气。他的言论在太学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众多学子开始重新审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优劣，对谶纬之说的合理性也产生了怀疑。
司马迁的观点逐渐在太学中传播开来，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子。他们围绕在司马迁身边，共同探讨学术问题，交流思想心得。这些学子们对司马迁敢于挑战权威、坚持真理的精神深感钦佩，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一起探索更为真实、客观的学术道路。
而对于董仲舒公羊学派而言，司马迁的挑战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意识到，这个年轻的学子虽然初出茅庐，但却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见解，对他们在今文经学领域的统治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然而，司马迁并没有因为引发了学派之间的争议而退缩，他深知自己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学术成就，更是为了打破学术上的偏见和迷信，还学术以本来的面貌。
此后，司马迁在太学中继续积极参与各种学术讨论和辩论。他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将对历史、经学的研究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紧密结合起来。他的学术影响力也日益扩大，逐渐成为太学中一颗耀眼的新星。
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迁在太学舌战今文派的事迹在长安学界广为流传。他的惊世言论激励着更多的学子勇敢地追求真理，敢于挑战传统的学术观念。而他与董仲舒公羊学派之间的思想差异，也成为了西汉学术史上一段备受关注的话题，为后世学者研究汉代经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司马迁在太学的这段经历，不仅是他个人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更是对整个西汉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他日后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