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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礼器
——喀左窖藏青铜器

燕山横亘在华北北部,千山万壑,犹如天然屏障,将华北与东北隔开。但地理的分割阻挡不住人类的足迹,无论远古还是上古,山脉南北的人们,克服千难万险,跋涉万水千山,不断地突破这道天险,将两侧的文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现如今的朝阳地区,在远古和上古时期,一直就是两侧文明交融的通道,把不可逾越的地理鸿沟,变成文化传播与民族交融的桥梁和纽带。因此,这里最早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向北、向东不断传播。

由于燕山的阻隔,即便是交通发达的今天,关内外的通道也仅有几条。况且,上古时期,河泽遍地,尤其是辽西走廊,河泽湖海混沌在一起,“天下第一关”的榆关还未形成,能够穿过燕山的通道少得可怜。古往今来,最便捷的路,就是沿河岸而行,这样便不必历尽艰辛地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可以水陆并进。

于是,从燕山流出的两道河流纳入古人的视野,那便是北流的大凌河与南流的青龙河。从东北入中原,走青龙河便可抵达,出燕山入东北,走大凌河则是一条最容易走的通道。由此,大凌河便像一条血管,将中原与东北血脉相连地牵在一起。

国际上,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公认的文明认定标准有五项:一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剩余食物积累,人口显著增加,社会分工明确;二是阶级和等级分化制度;三是出现都邑性城市;四是区域聚落等级化发展,显现城乡差别;五是文化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大凌河两岸,陆续出土了大量的窖藏青铜礼器,震惊了考古界,引发各类不同的猜想。

一般来说,青铜器大多出土于商周或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但喀左只有窖藏的青铜礼器,没有贵族古墓随葬的青铜器,又没有大型都城的遗址,文明古国的猜想找不到实证。那么,为何凭空如此频繁地发现窖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主人是谁?为何要将如此多的青铜器埋藏在大凌河古道旁?

带着这些疑问,我特意到喀左考察。县政协主席许春雨对青铜器很有研究,陪同我参观了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青铜博物馆,到北洞村窖藏青铜器出土现场,身临其境地感受地理环境。

在博物馆里,我徜徉于各种青铜鼎、青铜盂、青铜簋(guǐ)、青铜甗(yǎn)、青铜卣(yǒu)、青铜罍(léi)和青铜鸭形尊之间,感受着商鼎周彝的历史苍茫。从1955年到1974年,喀左大凌河上游先后发现6处窖藏青铜器,出土文物60余件,几乎都是大型青铜礼器,且多铸有族徽一类铭文。其数量之多、品级之高,丝毫不逊于中原发现的先秦列国的青铜器。

这么多国宝级的青铜礼器陈列于县级博物馆,我感到诧异。许主席不无遗憾地告诉我,这些全是仿品,最珍贵的匽侯盂和鸭形尊被国家博物馆珍藏,其余的几十件全在辽宁省博物馆的青铜馆中。由于仿品皆在玻璃罩中保存,几乎可以说是以假乱真了。但我们也都释然了,既然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国家收藏更安全,也更有价值。

驱车沿306国道一路向南,大约40公里,来到了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平房子镇北洞村。村子东南的大凌河右岸,有一座突兀出来的山冈,山冈的半腰,相距不远,有两个凹陷的深坑,许主席告诉我,这便是两处窖藏青铜礼器出土的地方。

望着长满荒草的这两个地方,在许主席的讲述中,我仿佛回到了1973年草长莺飞的季节,看到正在给生产队打石头的村民,掀开了距地面30厘米的一块光滑的石板,发现了里面竟然按祭祀的方位摆放着红锈残存、绿锈斑斑的大家伙,人们惊得目瞪口呆,以为找到了藏金洞。

他们把石板一掀,掀开的是历史的沧桑,让人类的文明从地下的黑暗中重见天日,从而也掀开了一段历史的谜团。这便是后来被文物工作者命名的北洞1号窖,里面的礼器是五罍一甗。没多久,考古人员又发现了2号窖,出土了箕侯鼎,内壁著有长篇铭文。正因为有铭文的存在,其史学价值不可估量,属于稀世珍宝。2号窖出土其他珍品——方鼎、圆鼎、罍、簋、钵等,同样价值不菲。巧合的是,两座窖藏,除了样式不同,均是6件,这就意味着,6件是祭祀的标准,只是内容不同罢了。这些青铜礼器上的铭文与饕餮纹精美绝伦,用实物证明了辽西大地与中原文化的水乳交融。

站在山梁,俯视大凌河两岸,宽广的山谷平原,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河水汤汤,伴着许主席的讲述,我陷入几种猜想中。

第一种猜想:商朝末年,国势衰微,武王伐纣后,纣王之叔父箕子,携商朝之礼仪,沿华北平原之滦河,上溯至青龙河源,转道相邻的渗津河(大凌河支流),到达了大凌河右岸的洞口。见此处有孤山一座,犹如半岛插入大河之中,恰好能面向西南,向殷都祭祀,便弃舟登岸,开始“教其民以礼仪,田蚕织作”,按商朝的社会管理模式治理辽西。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箕子东迁至辽东,直至建立了“箕子朝鲜”。也不知什么原因,箕子临走时并未将这些大型青铜礼器带走,而是直接窖藏于祭祀地。

青铜礼器大多重过几百斤,上古时期即便是车载,最坚硬的木轴也承受不住如此重压。我支持许主席的猜想,唯有船载,才能解决运输难题。大凌河两岸频频发现窖藏青铜器,而渗津河汇入大凌河之上,却踪迹皆无,更加证实了上古时期渗津河与青龙河相通。

北洞的青铜窖藏,解释为箕子为建国于朝鲜,途经辽西时所遗,还算说得通。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青铜器的时代跨度从商代延至战国时期,其中以燕国的青铜器为主。此时,距箕子朝鲜已经过去了几百年,这是难以解释得通的。

第二种猜想:铭文中有诸多的“孤竹”字样,说明这些青铜器是孤竹国的。而孤竹国为商汤时分封的诸侯国。考古调查发现,与窖藏地址相邻处有多处古代城址遗迹,这说明当时大凌河古道有城址存在,且人类活动频繁。而周灭商时,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不食周粟,宁肯饿死在首阳山。作为国家象征的祭祀礼器,岂肯让它们落入武王之手?窖藏埋在地下便是不二选择。

最为广泛的猜想是燕国说,因为出土了青铜礼器匽侯盂。“匽”即“燕”的异写,战国时期,孤竹国被燕所灭。燕国大批青铜礼器流入辽西。因为北京琉璃河的燕国贵族墓葬群发现大批青铜器,与喀左大凌河两岸发现的青铜器高度重合,说明它们极有可能是战国末期燕王喜和太子丹败逃辽东时所藏。

当然,还有另一种猜想:青铜礼器并不是窖藏,本身就是祭祀山川专用,祭祀仪式结束后就地埋葬。

站在孤山之上,我眺望远方的同时,也眺望着历史。

不管怎么说,喀左的大凌河两岸,有着先秦时期的亭台楼阁、城堡遗址,更有白庚都、酉城都等城市的史料记载,而青铜礼器则是燕山两侧先民们共同的祭祀信仰。文明的传播是双向的,我仿佛看到,大批少数民族沿着大凌河、青龙河古道,奔向中原腹地,融入中原的文化之中。 DJq2hF3OA/HraLcccPwNeoadDMK+3iB1Xp0XiAguV2YpIyUJrlzRFgyb1/eF4k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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