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第一龙
——查海遗址

出阜新市区，沿101国道向东北行驶25公里，拐入查海村西的山冈，便是查海遗址。登临山丘，环视四野，顿生感慨，古人类选择安居地，真是智慧非凡。这里是北高南低、扇面形的平缓向阳台地，视野特别开阔，左右两侧均有深壑，这种地形不仅能躲避洪涝灾害，对外族人的入侵、野兽的侵扰也能起到阻挡作用。

临河而居，是所有古人类遗址的共同特征，山下则是绕阳河上源八道河的上游，又是一道天然屏障。可以想象得出，8000年前这里是浩浩汤汤的大河，古人既可渔猎，又可驾舟出行。居住地不远处还有泉水，现名为“玉龙泉”，引过去就能浇灌略显沙性的土壤，这种土壤特别适合播种谷物。在这里定居，既安全，食物又充足，不具备相当的智慧，不会选出这样难得的居住地。

参观查海遗址，我很幸运，我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友王冬请来了查海遗址博物馆馆长李井岩，由他给我讲解，让我从资料中走出，从浅表的感性参观，进入理性的考古思考。李馆长是“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系列丛书《玉龙故乡》的主编，曾发表过不少学术论文，是对查海文化研究得最精深的学者之一。

查海遗址是1982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先后进行了7次正式发掘，现存面积12500多平方米，发掘房址55座、室内窖穴23个、室外窖穴37个、居室墓6座、中心墓葬10座，出土完整和可修复陶器1177件、石器2411件、玉器44件，以及大量的陶器残片、动物遗骨和植物炭化物等。经C-14测定并加树轮校正，可推测出遗址年代距今约8000年，是我国北方辽河流域发现年代较早、保存完整、文化内涵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聚落遗址。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得知查海遗址有如此多的发现，欣喜若狂，亲临发掘现场，欣然命笔“玉龙故乡，文明发端”。苏先生是我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也是红山文化的重要发现者，对古红山人“唯玉是葬”研究颇深。查海先民精美的石器、陶器、玉器，让苏先生有了新的学术观点，那就是查海是“先红山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查海是红山文化的源头。

李馆长如数家珍地说着查海的考古发现，最终道出，6000年的红山文明看牛河梁，8000年的红山文化看查海。牛河梁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查海将红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年。

世间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妙，发现得越多，困惑也就越多。李馆长说，每件文物背后都承载着一个故事，记录着一段历史，描述着一场兴衰，见证了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虽说他对查海文化的研究超过了25年，已经成为查海文化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了，却有三大未解谜团一直困扰着他。

第一个是石头的困惑。

当然，这种困扰，不是来自作为生产、生活工具的石器。查海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主要是打制和磨制石器，种类比较齐全，件件独具匠心，分类也十分清晰。用于农业生产的石铲、石斧、石凿、石刀和现在正在使用的铁锹、铁镐、斧头等，在外形上十分接近。石器的选料也很讲究，有深灰色页岩、黑色油页岩、灰白色花岗岩。石器并非完全就地取材，而是根据用途，选取不同的石料，制成不同的石器。比如石铲，石料来自20多公里之外海棠山的磨盘沟。

李馆长模仿古查海人，亲赴磨盘沟选取石料，做了若干件仿品，用麻绳捆绑在木柄之上，放置在博物馆的角落。我好奇地从中挑选一件深灰色石铲，走到室外的田野去挖土，居然挖出了铁锹的感觉，碰到石头，坚硬的石铲居然发出了金属的声音。还有磨出了刀刃的石斧、石刀，用来砍树、割庄稼，和我们现在仍在使用的铁制工具毫无二致。可以说，8000年前的石器，是我们现在使用铁器的祖师爷。

查海遗址中，还有许多加工工具。最让人称奇的石器，是石磨盘和石磨棒。磨盘为圆角长方形，呈平展的凹形，弧度也是恰到好处，而石磨棒皆为圆柱体，像擀面杖一般浑圆而平滑。磨盘与磨棒配合得天衣无缝，不仅能将谷物去壳变成米，也可以磨碎干果，甚至磨出面粉。体积更小的石钻、石核等细石器，是制造多种石器的工具，多为质地坚硬的燧石、沉积岩，甚至木化石、玛瑙等，用于给石器钻孔。

这些用于生产和加工的石器，分散在55个半地穴式的房子里，大多依“墙”而立，摆放有序。房子里都有深挖下去的灶址，有的还不止一个，这些灶具有取暖、照明、蒸煮或烧烤食物的功能。

8000年前的炊烟从阜新袅袅升起，古查海人形成了自己的部族社会，进入了丰衣足食的农业社会。之所以敢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穴居的屋舍里，出土了大量炭化了的谷物、果壳，还有猪骨、鹿骨等。

当然，保卫这个劳动成果的，还有他们的“武器库”。古查海人选择质地坚硬的石英岩、花岗岩、玄武岩，打磨成4～10厘米见方的圆形或方形的石块。把它们囤积在保存粮食的窖穴外侧，一旦遭遇外族人来抢掠，便可以随时抓起来投掷。

这些石器，用途十分鲜明，唯有一种石头，李馆长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石龙。博物馆的后面，就是石龙遗址所在地。站在护栏的外面，可以看到一幅奇异的景观，众多的房址环绕着其中最大的房址F46，牵扯房址腾飞的是一条全长19.7米的龙形堆石遗迹。

伏在山坡上的石龙，身体略呈弯弓状，面向西南，尾甩东北，龙角高挑，昂首张口，三道龙爪鲜明地置于身下，红褐色的石块有序地嵌在龙身，恰似片片龙鳞，逐渐弯曲变细的龙尾，直抵F46房址，仿佛是房主人特意释放出来的巨龙。

新石器时代，大多遗址聚落都是居址葬，也就是活在哪儿葬在哪儿，生死相居。古查海人葬俗虽然也是如此，但出现了中心墓区。石龙尾牵最大房址，爪踩中心墓区，究竟是何种含义，李馆长至今没有考证明白。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查海龙形堆石，是迄今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形象，堪称“中华第一龙”。

第二个是精美陶纹的困惑。

查海的陶器，虽远在8000年前，却得到很好的保存，大量的陶器大多保存在房址的西北部。应该说，陶器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人类创造出的第一个自然界中没有的东西。陶器广泛地用于生活，是新石器时代定居农耕部落的显著标志。作为那个时代极其珍贵的物品，有近万件陶器保存下来，只能说明遇到了偶发变故，人们还没来得及搬走，灾难就来临了。

查海的陶器最普遍的是陶罐，也有钵、杯、纺轮等，大多为生活用具，少量为生产用具。陶罐大体上分直腹罐、鼓腹罐、斜腹罐三类。陶罐的口径大多在20厘米以上，高30～40厘米不等。陶器隔湿隔潮，古人想保存粮食，陶器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也有保存不好的时候，发酵了，那就成了酒，类似于米酒，和后来的蒸馏酒不是一回事。李馆长说，酒不是人类发明的，而是自然界赐给人类的礼物。查海出土了30件陶杯，就是饮酒的器皿。经过考证，他写了一篇《查海遗址谷物酿酒和酒文化研究》的论文。

陶器的谜不在于用途，也不在于粗糙的焙烧，而在于精美的纹饰，无论是压印“之”字纹、划花纹，还是交叉线纹和席纹，都精细得令人叹为观止。最让人称奇的是，查海陶器，除了纹饰，还有“浮雕”，蛇衔蟾蜍陶罐，更是栩栩如生。

很难想象，查海先民如何运用数学和几何把纹饰刻划得精美绝伦。这不仅是我的困惑，也是李馆长百思不得其解的谜。

最后是玉的困惑。

查海遗址共出土玉器44件，其中玉玦7件、玉匕13件、玉管6件、小玉环1件，以及玉斧、玉凿等生产工具。查海的玉器均为透闪石、阳起石软玉，莫氏硬度达6～6.5。能将如此坚硬的玉磨制成精美的玉器，说明查海先民对玉的识别、加工和使用已经相当娴熟，且以玉为佩，相伴终身，并随葬墓中。

先民认为玉是石头的精灵，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具有除祟、辟邪、祈福的作用，世代先民皆把玉奉为圭臬。查海遗址发现的玉器并不很多，但意义非同寻常，已经超越了实用性，具有了精神内涵。其中玉玦做工尤为精美，除了没有纹饰，各种比例极为匀称。这种闪烁着温润光泽的耳饰，不仅仅是审美的需求，更是身份等级的象征，非部落的首领、巫觋、功臣没有佩戴的资格。玉管和小玉环，用绳子穿成串，戴在脖颈、手腕、脚腕上。玉匕则是一种佩饰，携于腰间，地位象征高于防身功能，同样是上层人物的身份标识。查海玉器已凸显其社会功能，是阶层分化和社会分工的产物，磨玉的工匠，终其一生可能没有一件属于他的玉器。

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玉器蕴含着文明初现的时代特征，是氏族向国家转化的转折点，中华民族“上万年的文明起步”。

李馆长对以查海遗址为中心的东北亚玉玦文化带充满自信，但有一点，他却没有一点自信——查海的玉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就地取材，阜新有玛瑙，不是软玉。虽然和2000年后的牛河梁玉器造型相似，却不是来自岫岩。最大的可能是随迁徙而来，查海先民跟随猛犸象的足迹，从贝加尔湖来到辽西，或者干脆就是征战掠夺来的。

不管用什么方式获取的，查海遗址的玉究竟产在哪里，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EfwZaoIAtXAapSekoa3meMAIVTruwTzfEAEpUy6i5o8zL/3JLPdlaZjHf6++iE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