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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博物馆成立于1949年7月7日，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建馆之初名为东北博物馆，1959年改称辽宁省博物馆，2008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09年被列为中央与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辽博新馆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智慧三街157号，占地面积8.3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万余平方米，分为陈列展览、观众服务、文物库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等5个业务区。陈列展览区分3层，有22个现代化展厅，展陈面积2.4万平方米，是国内建筑面积和展陈面积最大的省级博物馆之一。
辽博现有馆藏文物近12万件，其中珍贵文物数万件，以辽宁地区考古出土文物和历史艺术类文物为主体，分为书法、绘画、丝绣、青铜、陶瓷等20个门类，尤以晋唐宋元书画、宋元明清缂丝刺绣、红山文化玉器、商周时期窖藏青铜器、辽代瓷器、历代碑志、明清版画、古地图、历代货币等最具特色和影响。其中，历代书画收藏在国内外占有重要地位，素以体系完整、品质精良、精品荟萃而蜚声中外，如馆藏现存世界最早的楷书墨迹东晋佚名《曹娥诔辞》，《唐摹万岁通天帖》，“草圣”张旭《古诗四帖》，宋徽宗传世草书孤本《千字文》，传世人物画巨作唐周昉《簪花仕女图》，宋摹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五代时期中国南派山水画鼻祖董源的传世代表作《夏景山口待渡图》，宋徽宗《瑞鹤图》等，皆为稀世之珍。
辽宁省博物馆
在辽宁博物馆中，有两幅绘画作品堪称世界级名画，是反映大唐盛世的微观图景，一幅是《簪花仕女图》，另一幅是《虢国夫人游春图》。
后人盛赞大唐盛世，一般是指唐朝的鼎盛时期，其时间跨度大致为公元713年—765年，包括“开元盛世”“天宝盛世”等时段。在这50多年的时间里，唐朝的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好的繁荣期，军事实力强大，对外战争中很少败北，边境相对稳定；国际交往频繁，崇尚开放之风，建筑艺术发达。其间文化繁荣达到了一个巅峰阶段，在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一系列艺术形式上都有登峰造极的成就，出现了令后人无限敬仰的文人雅士，艺术品类的丰富性和艺术造诣的高超性也为大唐盛世起到了绝佳的宣传，后人也是通过唐代各类艺术形式的不同凡响而回想起了大唐。
描写盛唐景象的诗人很多，诗歌很多，而韦庄的一首《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却别有意蕴，诗中写道：
满耳笙歌满眼花，
满楼珠翠胜吴娃。
因知海上神仙窟，
只似人间富贵家。
绣户夜攒红烛市，
舞衣晴曳碧天霞。
却愁宴罢青娥散，
扬子江头月半斜。
韦庄属于唐末诗人，经历了唐末动荡的社会变化，但依然能够写出如此绝美的诗句，可想而知当时的上层社会达官显宦的奢华生活。从诗的题目上可以知道，这首诗写于府相中堂陪宴的所见所感。前三联均用貌似称扬的语气和浓墨重彩极力渲染了夜宴中轻歌曼舞、花团锦簇的场面，充分显示出“人间富贵家”几与“海上神仙窟”媲美的奢靡豪华。尾联却将笔锋一转，描绘出一幅酒阑人散、残月半斜的凄美画面，与前面形成鲜明对比，于写景中寄寓了作者好景不长的感慨和忧时伤世的情怀，别具匠心，委婉含蓄。
从《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一诗的角度再看《簪花仕女图》，似乎又极为映衬，相得益彰而又别有一番意趣。
《簪花仕女图》传为唐代周昉绘制的一幅粗绢本设色画，是周昉贵族人物画风格的代表。全画纵长45.75厘米，横长179.6厘米，画中描绘了衣着艳丽的五位贵族妇女和一个侍女（执扇者）于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景象。画作不设背景，工笔重彩绘制的六位女性，点缀在人物中间的两只猧（wō）儿狗，一只白鹤，以及湖石和一株辛夷花树，构成图画的全部内容。
《簪花仕女图》中六个人物的主次、远近安排巧妙，每一个人物特征极为鲜明，举止神态活灵活现，“鲜活”得呼之欲出、跃然纸上。浓丽的设色，头发的勾染、面部的晕色、衣着的装饰，使人物形象显得悠闲自得，丰腴华贵。小狗、白鹤、湖石、花树点缀其中，精妙地衬托出人物，展示人物的活动内容，表达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画家用笔和线条细劲有神、流动多姿、极尽工巧，曼妙地表现了贵族妇女细腻柔嫩的肌肤和丝织物的纹饰，尽数呈现了唐代时髦女性的穿搭要领，堪称仕女画的标杆，反映出贵族仕女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游戏于花蝶鹤犬之间的生活情态。
《簪花仕女图》
《簪花仕女图》从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将贵族妇女画得雍容华贵，画出一种闲适无聊的生活本质，表现出娇、奢、雅、逸的气息和女性柔软、温腻、动人的姿态。作品渲染的快乐而又略带懒散的情绪和气氛，正恰当地展示了属于那个时代整个贵族的风貌，在表面华丽雍容的物质繁华背后，隐藏着人物内心深深的凄寂和幽怨。
《簪花仕女图》是世界范围内唯一认定的唐代仕女画传世孤本。除了唯一性之外，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很高，是典型的唐代仕女画标本型作品，也是能代表唐代现实主义风格的绘画作品，展现了极为浓郁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气息。这种仕女画风格在当时画坛上颇为流行，极大地影响了唐末乃至以后各朝代的仕女画坛和佛教艺术，是中国传统绘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此卷曾经被南宋内府收藏，南宋末归贾似道所有，元、明间流传无考，清初为梁清标、安岐收藏，后入清内府。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出宫，但在此前，他用了一年时间整理了1000余件举世罕见的书画作品。在溥仪逊位前，溥仪便以“恩赐”名义，将内府所藏珍贵字画赏赐给其弟溥杰、溥佳，让他们利用每日下学出宫机会，用黄绫包袱将书画带出，《簪花仕女图》就在其中。盗运出宫的书画起初存放在醇王府内。1925年，在日本人“协助”下，这批书画被运抵天津，随溥仪先后在日租界内的张园、静园收藏。1934年，溥仪在长春做了伪满洲国皇帝，这批书画被运至当时的长春伪皇宫小白楼内。小白楼是一幢二层日式钢筋水泥楼，是日本人为溥仪修的保存善本图书及古玩字画的库房，内存藏品总数约1300件，对外名曰“图书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前，日本关东军准备将伪满洲国迁到通化。8月17日，溥仪乘飞机企图逃往日本时，被苏联红军俘获，其携带的一部分书画和珠宝由苏联红军查扣，后转交东北民主联军，几经辗转后，《簪花仕女图》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颇为有意思的是，在1972年，有关专家对《簪花仕女图》进行重新装裱时，发现此图系后拼接而成，较明显者为左数第二个比例较小的仕女为后嵌入，而白鹤与画左小狗亦为剪裁而来，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其原为屏风画。
《虢国夫人游春图》是唐代画家张萱以虢国夫人游春景况所绘制的画作。
此图描绘的是天宝十一载（752），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的图景。表现了显赫一时的杨氏三姊妹在众女仆和从监的引导和护卫下，一行八骑九人（包括一小女孩儿）挥鞭策马，外出踏青游春的情景。图中人物神态从容，乘骑步伐轻松自如，人物服饰轻薄鲜明。一行人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如花团锦簇。画的主题是“游春”，但整个画面背景不落半点儿墨痕，既没有青草绿木、归燕鲜花，也没有春水微波，就在那悠闲欢愉的神情与骏马轻举缓行的英姿中，画面上洋溢着雍容、自信、乐观的盛唐风貌，观者也感受到了风和日丽的春天气息。
游春是开放的唐代的社会风俗，以每年的三月初三为盛。为了让人们有游春的好去处，唐玄宗将汉武帝所造之曲江池修整一新，使之成为花草繁盛、烟水明媚的游览胜地。每到三月三，妇女们尤其是贵族妇女都来此游赏。虢国夫人是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三姐，生活奢侈、豪华，喜欢热闹的她自然不会失去这个机会，与其姐妹结伴而来。
请看杜甫的《丽人行》一诗：
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
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
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
翠为㔩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
珠压腰衱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
赐名大国虢与秦。
紫驼之峰出翠釜，
水精之盘行素鳞。
犀箸厌饫久未下，
銮刀缕切空纷纶。
黄门飞鞚不动尘，
御厨络绎送八珍。
箫鼓哀吟感鬼神，
宾从杂遝实要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
当轩下马入锦茵。
杨花雪落覆白
，
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
慎莫近前丞相嗔！
杜甫的《丽人行》仿佛是专为《虢国夫人游春图》配的诗。全诗场面宏大，鲜艳富丽，笔调细腻生动，同时又含蓄不露，诗中无一断语处，却能使人品出言外之意。语极铺排，富丽华美中蕴含清刚之气。虽然不见讽刺的语言，但在惟妙惟肖的描摹中，隐含犀利的匕首，讥讽入木三分。
而在《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画家通过画笔着重描绘出人物的内心。画家不着背景，通过劲细的线描和纷敷的设色，浓艳而不失其秀雅，精工而不板滞。全画构图疏密有致，错落自然。红裙，青袄，白巾，绿鞍，骑鞍上金缕银丝精细的绣织，都显得十分富丽。夫人的体态丰姿绰约，雍容华贵，脸庞非常丰润，具有“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的特色。人与马的动势舒缓从容，正应游春主题。这些足以看出作者的非凡才能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也说明了作者对生活的细密观察和创作的严谨态度。
《虢国夫人游春图》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高超技巧，以及它对真实历史人物和真实风俗图景的生动描绘，更在于它从特定角度显示了一个伟大艺术时代的风貌，以及那个时代精神的某种姿神。张萱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作为题材，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且对后世影响很大。
《虢国夫人游春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原作已佚，此图原作曾藏宣和内府，由画院高手摹装。在两宋时为史弥远、贾似道收藏，后经台州榷场流入金内府，金章宗完颜璟在卷前隔水题签，指为宋徽宗赵佶所摹。不过，据学者考据，此件技艺高超的作品可能是宋代画院名家所代笔，未必是赵佶亲手摹写的，见《庚子销夏记》《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诸书著录。
明末书画鉴藏家王鹏翀、清初藏书家梁清标曾鉴藏过《虢国夫人游春图》，卷末有明末清初书画家王铎题跋。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因爱好书画，在位期间不遗余力将全国珍品收藏到清宫内府。清朝覆亡后，末代皇帝溥仪虽退位，但仍按退位优待条件居住在故宫原住所。溥仪在北洋军阀控制期间，为生计考虑，与弟弟溥杰将一批书画盗运出宫。后溥仪于1925年移居天津，1932年又被挟持至长春，1945年伪满洲国灭亡后，溥仪随身携带小部分书画，希望经沈阳前往日本，被逮捕入狱，随身书画被缴获，保存到银行。1948年，这批书画从银行拨交给当时的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后来转交给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其中就有《虢国夫人游春图》宋摹本。
《虢国夫人游春图》
一件玉猪龙物件，自出土之后，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猜想，使观者惊叹于古人的聪明才智与高超的技术技能，感慨今人所不能及。
玉猪龙，又名玉兽玦，是对发现于红山等地的一种玉器的称呼。玉猪龙高15厘米、最宽处10厘米，辽宁省建平县采集。此件是目前馆藏红山文化猪龙中形体较大、形制最规整的一件。器物表面由于浸蚀较重，已质变呈牙白色。整体如“C”字形。器中央有一大圆孔，背部近颈际有一小圆穿，皆由两面对钻而成，似可做饰物系绳佩挂。
玉猪龙体蜷曲如环，扁圆厚重。兽首肥大，两耳耸立，圆睁大眼，口微张，外露獠牙，鼻间有多道阴线皱纹。兽身光素，首尾以一条缺而不断的口相隔。正视、侧视、上视、下视皆可揣摩其不同效果所在。它的背部均有一两个对钻的圆孔，据出土时成对位于死者胸前的情况看，用作佩饰的可能性极大。
玉猪龙一般成对挂在墓主人的胸前，是按照一定规格制成的原始“礼器”，是墓主人社会地位、等级、权力的象征。这样的墓主人很可能是部落的酋长兼巫师。他们执行着沟通天地、沟通人与神之间关系的职能，而玉猪龙就是主人的通灵之物，死后也伴随着主人长眠于积石冢内。由此可见，玉猪龙的出现，是中国原始农业的发展和宗教祭祀的需要。
但高度达15厘米以上的大型玉猪龙，就其重量来说已不适合佩戴。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玉猪龙不仅仅是一种饰物，更是一种神器，一种红山先民所崇拜的代表其祖先神灵的图腾物。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雕琢精细，造型古朴雄浑，为迄今所知最早的玉龙，极其珍贵，有“华夏第一玉龙”的美称。
玉猪龙
一般来说，原始人的图腾大多来自某种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动植物，而原始艺术大多是对自然物的一种模仿。由于玉猪龙的头部明显具有猪的特征，大多数人认为玉猪龙的原型可能是猪。又因为它蜷曲的身体特别像虫，也有人认为玉猪龙的原型来源于金龟子的幼虫蛴螬。而据研究，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原型很可能是猪的早期胚胎。
玉猪龙为岫岩软玉，通体呈牙白色，肥首大耳，吻部平齐，三角形切口不切透内圆，身体首尾相连，成团状蜷曲，背部对钻圆孔，面部以阴刻线表现眼圈、皱纹，整器似猪的胚胎。首尾衔接如环形的玉猪龙，较多地保留了猪的形象，属于早期的作品，很有可能是“猪乃龙象”这一古谚的最早源头。随着时间的推移，玉猪龙慢慢首尾分离，头上长出了鬣或角。而蜷体玉龙同样为岫岩软玉，呈墨绿色，短龙首，吻部前伸上噘，鼻端截平，双圆鼻孔，梭形目，长鬣扁薄，明显地具备猪首的特征。同时龙体蜷曲呈“C”形，刚劲有力，显现腾云驾雾的动感，无疑又具备蛇的特征。有专家认为，古人以蛇象征土地和繁殖力，崇拜蛇。体现在玉器造型上，就把猪和蛇结合起来，出现了猪首蛇身龙的形象。至此，一条原始的龙被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来了，蜷体玉龙由此被称为中华第一龙，也印证了很早以前中华大地的北方就开始了对“龙”这一物种的图腾崇拜。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的诗句画面感很强，“夜深深，躺卧在床上，听着风雨，梦见自己披着铠甲骑着战马驰过冰河出征疆场”，这不是一人一马，仿佛千军万马的大场面。
辛弃疾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同样也是气势如虹，战马像的卢一样跑得飞快，弓箭像惊雷一样离弦震耳。这战场的阵仗，就是因为有“马”的参与，使疆场的“宏大气氛”提速提级。
有学者指出，马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种动物比马更能走进人们的生产、生活，马与人类息息相关，马是人类文明的参与者，也是人类文明的见证者。
尤其是在战争中，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甚至成了战争的关键部分。对于骑兵而言，马既是生命，是一种荣誉，也是人类的图腾。
在使用“马”的时候，人类依靠智慧和为了使用“马”时的方便，不断地制造着一些马具，比如马嚼子、马鞍子、马鞭子、马粪兜、马掌儿、马镫以及与马有关的各种装饰物。
其中，马镫的出现，极大地改写了人用“马”的质量。有人说，在人类的军事史上，马镫的发明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马镫是创造和传播现代文明的主要工具之一，可以和印刷术相提并论。马镫的使用直接影响了骑兵这一兵种的发展。
1965年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县（今北票市）北燕冯素弗墓的铜镏金木芯马镫，虽然是一件极不起眼的“小物件”，但它以极为重要的“意义”，提高了我们对“文物意义”的认知，对人类使用马的认知。
铜镏金木芯马镫是目前我们发现有明确纪年（为公元415年前的北燕时期）的最早的一副双马镫实物，此马镫通高23厘米，由一整根木条揻成圈，外包一层镏金铜片，显得十分结实耐用。
试想，人类在驯马、养马、用马的过程中，逐渐将马作为一种工具推向战场，参与战争。马可以运载货物，可以载人驾车，或逐渐推向战场，“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冲杀的气势和阵仗一定是风尘滚滚、声势浩大，同时却失去了部分灵活性和速度性，存有极大的弊端。但当将士们踩着马镫、跨着骏马驰骋在疆场上的时候，杀伐之气一定是旌旗猎猎、马嘶风鸣、势如破竹、剑气如虹。马镫使人游刃有余地掌控了马上作战的基本控制力。从描写“马”的诗句中，我们也能体会到马镫的作用和意义了。
凛凛边风急，萧萧征马烦。——虞世南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李贺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
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洛阳龙门石窟上的石刻字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王维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刘禹锡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
马蹄踏水乱明霞，醉袖迎风受落花。——刘因
四山旗似晴霞卷，万马蹄如骤雨来。——徐珽
《大英百科全书》中曾这样写道：“让人无比惊讶的是，人类骑兵时代的实现居然是因为马镫的发明。”马镫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物件”，但它在人类用马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军事领域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类发明。
铜镏金木芯马镫
有人把马镫誉为“中国靴子”，这再恰当不过了。通过小小的马镫，我们也要知道，任何一件文物背后所承载的意义和价值，都不可小觑。
鸭形玻璃注，是辽宁省博物馆的又一件“镇馆之宝”，1965年9月在发掘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时出土，质地纯正、造型生动。同时出土共有五件玻璃制品，鸭形玻璃注是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件，其余四件为碗、杯、钵和残器座。除形制不一外，这几件玻璃器皿均由透明深浅绿色玻璃制成，制作技法也相同。
鸭形玻璃注长20.5厘米，腹径6.2厘米，质薄透明，表面微见银绿色锈浸，以吹管法成型。体横长，形如鸭状，流如大张之鸭嘴，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成型后，采用粘贴法，用贴粘玻璃条组成细部图案。颈部饰一周锯齿纹带，象征鸭颈的花羽，背上则装饰以玻璃液引长的细条粘出的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又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正的饼状圆玻璃。
根据《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发掘报告，有关该墓出土的几件玻璃器描述及其线图、照片显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以透明的深浅绿色玻璃为基本材料，以吹管法成型，器胎较薄，口是卷边；而鸭型玻璃注器型奇特，粘贴玻璃条以饰细部。而且经检验，其材质更是当时中国尚不能自主生产的钠钙玻璃。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得以放稳。
鸭形玻璃注
如此奇特而罕见的动物造型的早期玻璃器全世界为数不多。经文物及历史专家研究推测，这件鸭形玻璃注应该是产于今叙利亚至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古罗马帝国，其传入途径是由西域经过草原之国——柔然，再传进冯氏北燕的。
鸭形玻璃注的造型及装饰艺术与风格等制作细节属罗马玻璃系统。特别是其吹管成型、热贴玻璃条等，更是古罗马玻璃制作的常用技术。吹管玻璃成型法是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帝国玻璃工匠的伟大创造，是玻璃器制造史上的一次重大技术革命。
吹管玻璃技术向东方传播尚缺文献记载，从现已出土的玻璃器判断，大体在北魏时期已传入我国，但所制产品质量较鸭形玻璃注相距甚远。前者精致，而后者稚拙。《魏书》记载，北魏武帝拓跋焘时大月氏国商人来京都传授玻璃烧造技术，“铸石为五色琉璃……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吹管玻璃成型法如何使玻璃成型，历唐、宋、元、明各代，至清初始有著录。
根据康熙年间大学士孙廷铨《颜山杂记》记载分析，鸭形玻璃注的成型过程及其工艺，离不开铁棒、管、剪刀等工具以及工匠本人练就的身、首、项、手、口的功夫，如要吹成橄榄形器身，须将铁管向下，先用微气缓慢俯吹成型，再用剪刀引长，并截其口而引拗成喙形，用剪拉长另一端做尾，这几个工序都要在炉前玻璃不流不凝的条件下迅速而果断地完成。
鸭形玻璃注的装饰主要采用粘贴玻璃条组成细部图案，不加琢磨，全靠吹管玻璃匠的灵感和经验在焠火炉前完成这一工艺过程。当鸭形玻璃注吹成后，用玻璃液引长的细条，迅速粘贴在稍经加温的注身上，与器型相配合仍以象征手法贴成喙、翼、足等细部，另在颈部粘贴不规则的环状、锯齿条饰，在背腹部饰M、Y形粗细不等的直线或曲线等玻璃条纹饰。鸭形玻璃注的器形和装饰的艺术手法与风格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以象征的、概括的手法完成，其吹管、剪引、热贴等技术是极其熟练的，非出凡手，应是一位经验丰富、造诣较高的匠师完成的。
鸭形玻璃注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交往的实物资料，也是中外历史上早期玻璃器中的珍品。那时进口玻璃器，尤其是鸭形玻璃注这样精美的产品进口数量是有限的，故被统治者视若珍宝，秘不示人。众所周知，玻璃器易碎不便保存，从罗马帝国万里迢迢运到辽西，掩埋入穴1500余年仅表面浸蚀，保存如此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是研究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该物件从材质上看，属于玻璃制品，但中国早期是没有玻璃制作工艺的。玻璃最早出现在外国，公元前2600年左右，玻璃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今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境内）或埃及的早期文明中心地之一。古埃及和古希腊都对玻璃制造有所贡献。而距今2500年左右，中国才出现玻璃制品。有一部分人认为，玻璃是从埃及流入我国，因为出土的玻璃制品和埃及的相似；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商代在炼制青铜器的同时得到了少量的玻璃。
由于缺乏有效的资料，我国在什么时间出现玻璃制品，学界一直在争论。早期埃及的玻璃制品不透明，可以作为装饰品，有各种花纹和图案。中国早期的玻璃制品又称为琉璃。但琉璃与玻璃并不是同一种东西，只是化学成分相似，都属于硅酸盐化合物，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玻璃的二氧化硅含量高达92%～99%，其他成分有氧化钙、氧化铅，透光度和折光率非常好；而琉璃的二氧化硅含量最多达90%，其他的成分氧化铝、氧化钴、氧化铅等含量还不少，所以琉璃具有特殊的金属光泽。
18世纪之前，中国由于缺乏玻璃技术，没有透明的玻璃仪器，很多化学反应无法观察，也未能发明望远镜和显微镜。一直到清朝，乾隆皇帝聘请西洋工匠，力推玻璃制造“国产化”，建立了皇家玻璃厂。乾隆曾写诗称赞：“西洋奇货无不有，玻璃皎洁修且厚。”可能在中国早期称为玻璃的东西就是琉璃吧。
但在中国，出现的和鸭形玻璃注相似的物件是有的，《荀子·宥坐》记载：“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这里出现的“欹器”，是君王用来置于座右以为戒的容器，若注水，“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其功用相当于今人“座右铭”。鸭形玻璃注构造与古代文献记载的“欹器”相同，而我国古代的欹器一般是陶器或金属制品。鸭形玻璃注重心在前，不注水时，器身不稳。用时，将水由鸭嘴注入，当鸭腹中水量充至一半时，前后方才平衡，器身才能放稳。现故宫博物院里陈设着一对铜质镏金欹器，为1895年“光绪御制”，其用途和构造原理与鸭形玻璃注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