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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文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能简单或者狭隘地把它们理解为地域意义上的区域文学与整体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辽宁文学是中国文学整体性的重要构成部分，也就是说辽宁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不是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而是互动的，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辽宁文学的发展历程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路径关系上能够很清晰地看出这种内在联系的贯通性与契合性，它们之间的融通既是地域构成，也是历史构成。从社会主义文学品性看辽宁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具有重要的一致性，从辽宁文学发展历程看，辽宁文学传承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文脉。
关于社会主义文学品性或品格问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在当代中国文论发展史上已有很多的讨论，也形成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从更为概略的视野总起来看，我们可以粗略地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理解：
社会主义文学是实践的文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文艺观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它重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社会主义文学具有现实的介入性，它积极地关注真切的社会生活，而不是关注虚浮的空中楼阁，为此，社会主义文学关注文学在社会革命、社会建设、改革等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
更具体地说，关注现实、关注生活，在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整个历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意义。在社会主义文学建设的初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曾作为社会主义新文学的重要特质，在文学领域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尽管在讨论过程中，人们把“整个社会主义文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概念当成一回事”，
在理论上窄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学观念的理解，也对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实践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理论倡导初期，理论家们对社会主义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紧密关联的重视，应该将其还原到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解。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核正是在于文学与社会主义建设、文学与人的生活日常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文学更为关注由生活实践引发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建构的互动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疑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而且在早期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向上追溯理论的来源，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充分地挖掘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这种实践品性来。正像卢那察尔斯基在探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时阐释的，重视文艺对社会生活的表现力，这种表现不是静态的，而是有着一种动态和趋向性，它是人们摆脱过往和建设未来的动力。在卢那察尔斯基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是忠于现实的。忠于现实，要肯定现实，不仅要同过去做斗争，还要将现实看作一个发展过程来对待，“我们的现实主义特别富于动能。”“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者观察现实的时候，看出过去、现在和最近的将来的历史的基本推动力是阶级斗争。”“现实主义者把现实理解为一种发展，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运动。但他不仅不是静止论者，他也不是宿命论者……”
关注现实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文学要以“现实主义”为一尊，社会主义经典理论家很早就强调文学艺术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针对普鲁士的封建统治者扼杀风格多样性就提出了批评，他说：“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我不应当用自己的风格去写，而应当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首先应当给它一种指定的表现方式！”这种被指定的表现方式“只不过意味着‘强颜欢笑’而已”。“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显然是有悖真理表现的，因为“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
。1905年列宁在谈到党对文艺的领导时，说：“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还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实践属性内置为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品格。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文艺领域中的发展和应用，《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典范，它是时代的塑形，一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实践文艺观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一方面将中国社会实践与文学实践相结合，促进了文学的实践化运行。其中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文艺语言大众化的问题等，直接将文学与具体的文艺实践相对接，使社会主义文学朝着实践性方向发展。特别是大众的文艺要求不仅鼓励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催生出一批反映人民生活、反映时代风貌的优秀文艺作品，而且随着现代性因素、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渗透，文学文艺的大众化还推动文学和艺术向着“日常生活审美化”转变。这种全新的大众文艺、大众文学话语以更具有历史性和实践性的时代要求深化着文学与社会生活、文学与日常生活、文学与各种实践关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新世纪，社会主义文学的实践性得到更为深广的发展，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领域，文学与实践的关系得到更为密切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实践观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社会主义文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社会主义文学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以人民为中心”是与中国共产领导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建设以及发展的根本诉求相一致，为此，“以人民为中心”也是社会主义文艺最为重要的内核，它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根本原则。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人民性的倡导和理解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阶段和时代特色。从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看，人们对社会主义人民性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实践品性决定的。而不同时期对人民性侧重理解的不同，也正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学在不同时代的特性和品格。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直都非常重视“人民性”在文艺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性。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对“人民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马克思指出：“自由出版的人民性（大家知道，画家也不是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的），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它“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
马克思不但将作家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以“人民”作为评判作家的标准，他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1842）中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
马克思对“人民”的理解是相对于贵族群体而言的，他看到了被剥削阶级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同时在他看来文艺的尺度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发展了马克思的“人民性”概念，同时批判继承了杜勃罗留波夫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艺家的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将文艺事业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相关联，确立了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列宁那里“人民性”具有了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人民性”的内涵做出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考察不同时期对“人民性”的理解，我们即会发现随着时代的不同，人们对“人民性”理解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而对“人民性”的不同理解又直接规约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内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围绕这个中心《讲话》具体地指明了作为大众的“四种人”，“那么，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人民”被提升到了突出的地位。《讲话》的时代语境是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讲话》一开始就强调了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的重要性和统一性，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与革命、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由于文艺“人民性”的这种内在的革命性和政治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文艺在起初就具有党性立场和浓郁的政治属性。从这一意义上看，在《讲话》之后的一段时期里，人民文艺与革命文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了时代性的同构关系，但在某些时段人民文艺被取代和淹没了。特别是受到“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文艺服务于政治”，文艺“人民性”的主体地位逐渐被搁置和取消。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为”方向的确立，重新定义了“人民”的概念，把知识分子划入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范围，从而文艺“人民性”的政治属性和革命成分得到了有效的调整。人民成为文艺的指向和创作的核心，逐渐从政治的附庸中解脱出来。
随着党的十九大的召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社会主义文艺开辟了新的道路，文艺人民性被确立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文艺观，是建立在人民本位的哲学观、历史观基础上的文艺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明确提出适时地调整了人民与政治两者之间的关系，将特定历史语境中“人民”从属于政治或“人民”被抽象化、概念化等问题进行调整，“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观将“人民”置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评判标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文艺观把“人民”作为文艺的主体和核心，并以此作为文艺创作的指向和评判标准。
社会主义文艺是精神层面的上层建筑，它是时代人文精神和社会观念的聚集，社会主义文艺还肩负着构筑社会价值观念、引导时代风尚的重任，因此它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属性，“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人民性立场。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学不是所谓的普泛的无立场的文学，它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它的好恶趣尚都以此为根基和最终的落脚点，社会主义文学要坚守人民性立场和党性原则。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提出了出版及文艺的“党性原则”，他说：“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列宁看来“党的出版物”应将党的思想和革命立场作为自身成长和发展的立足点和基本立场，在这里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不需要加以任何的掩饰。为此，他反对那些把自己装扮成超阶级的欺骗者。同时他也充分认识到文艺家的阶级属性在创作中的意义和作用，看重文艺家的创作个性，并未因此而忽视作家创作自由的存在。
对党性原则的倡导构成了社会主义文艺意识形态属性的基底，在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整个过程中它根本性地表现为，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对时代观念的引导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在社会主义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实现对大众的革命启蒙，引导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主义革命中来，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被强化。在20世纪20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革命文学”论争，正是在于发挥文艺的革命宣传力，如李初梨主张文学家同时应该是革命家，所以，无产阶级作家应该是“为革命而文学”的，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
。文学成为宣传和鼓动革命的方式和手段，它的价值也只能在这种意义上来实现。彭康在《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中强调艺术的阶级性和组织性；郭沫若也把艺术看作是一个阶级“宣传”的需要，而把文学看作是“留声机”。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说：“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
就此社会主义文艺的重心发生转移，从为革命服务开始转向承担起改革旧文化、发展文化教育的重任。这种文艺为革命、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观念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将文艺降格为政治的附庸，并且影响到后来中国文艺的发展，但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而言，文艺与政治的结合是时代的需要，它也确实肩负起了“文化战线”的重任，而且不愧于时代的重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中国人民文化素质提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伴随着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改革开放取得的新成就和新进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文艺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集中体现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扬，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肩负的历史和具体责任发生了重要变化，《讲话》还特别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品性和使命就是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文艺创作的核心和重要依凭，追求真善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作为己任，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建设过程中培根铸魂作出应有的努力。
辽宁文学在社会主义文艺建设过程中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它在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史上不单纯是一种凝定的地域文艺和局部文艺的微观视角，它是中国文艺发展整体性的内在构成，也就是说辽宁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不是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而是互动的，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辽宁文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之间的这种内在一致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表现得极为鲜明。从1945年开始，解放军文艺工作者大量进入东北，如延安“鲁艺”几乎整体迁入东北。辽宁和东北文艺从那时起就内置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之中。在抗战胜利前期，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东北问题”就作为当时战略局势转变的重要问题被提出，讨论“东北问题”成为“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这一重大决策的转折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出，中国革命在“文武两个战线”展开的同时，除了要有“手里拿枪的军队”，还要有“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文化军队”。在此，东北解放区的工业区域属性为新中国勾勒了现代工业城市的空间雏形，就一定意义而言，它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向城市战略转移的起点，也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依托。毛泽东甚至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中说：“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为此，作为“文化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在辽宁乃至东北开展各项创作和建设工作，就不单纯是一个地域性的问题。
像舒群的《沈阳漫记》，他对“古城”描写的着眼点是沈阳火车站、铁西工业区、南市北市等工业空间，草明的《原动力》和《火车头》是中国工业文艺的开山之作。他们的作品也表征了社会主义的开拓者们，在面对陌生的工业空间的别样体验，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农村经验向城市经验的转变，更是建设初期，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真正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开始。
在此后的发展历程中，辽宁文学经验与社会主义文艺建构过程紧密相关，辽宁和东北文艺承载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重要使命，它不仅仅呈现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它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文艺发展的历程相融为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如辽宁工业文学的发展实践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的一致性。改革开放以后，辽宁的改革文学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进程一致。进入新世纪，辽宁文学上承社会主义文学的风貌，持续在工业题材、现实题材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创作成绩。特别是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佳作，这些作品与时代融合，反映出不同时代风貌中文学与社会生活、文学与人民的各种历史发展际遇。
尽管，辽宁文学呈现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地方形式，但我们却无法将其与社会主义文艺的整体性相区隔。它的实践过程，也正充分地诠释了社会主义文艺品性的内在本质。在未来辽宁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着眼于社会主义文艺本有的特质，立足于辽宁丰富的文学经验和实践，充分激发出辽宁文学的内蕴，这是辽宁文学发展的重要使命。
整体来看，辽宁文学承继了社会主义文学品性，立足于人民创作立场、深化文学创作实践、倡扬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持续坚持社会主义文学发展路径。这种继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鲁艺文艺精神的传承与弘扬。鲁艺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文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的具体历史形态。在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过程中，鲁艺精神滋养和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转化与落地。无论是在文艺创作、文艺实践等领域，延安鲁艺促进了中国文艺的发展，待到延安鲁艺走向全国，鲁艺精神在东北得到了有效而系统的传承，一大批艺术家来到东北，他们以东北为创作对象，生动地书写了社会主义在东北的发展和变化，就工业文学而言，从开辟了中国工业题材创作新境界的《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等，到老藤、双雪涛、班宇等的新工业叙事，他们较为集中地表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工业文化的发展历程。从题材上、书写对象上延续和发展了重要的文学内容。鲁艺精神内核中对社会文化的推动力量在辽宁文学中也得到了有效的传承，辽宁文学作品中那些关注现实，处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社会、文艺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作品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之间形成了互文。东北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也有过较大的影响，这些作品也沿袭了鲁艺文艺精神中关注民生、介入社会生活的特点，深入到生活的一线关注乡村的各种变化与发展。
二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沿袭和创新。从文学发展的整体看，辽宁文学的主流创作风格和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现实题材是指那些与人们生活较为紧密的，甚至影响生存行为的题材，它的侧重点在于社会现实，特别是对当下人的生存状态产生影响的社会现实。现实题材具有广阔性，如果仅从时间上把现实题材认定为“今天”正在发生的内容，或者将其理解为一定地域或空间的内容都是局限的。它可以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内容，也可以是此地或彼地的故事，关键在于是否对人们当下生存产生影响。这样理解，在文学创作中，不论是历史题材、都市题材、工业题材等都可以是现实题材的范畴。辽宁文学创作过程中，对现实题材的把握是丰富而深广的，从传统工业到新兴工业，从农村书写到城市书写，都透显出充分的现实主义特色。而从方法与创作风格看，现实主义是对现实题材的提炼和升华，它要求艺术摹写现实却又超越现实，它主张真实，容许对现实进行变形加工的艺术真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风格的侧重点在于创作者的主观意图和态度，它更加强调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从更为深刻和本真的视角去认识生活，处理创作材料。在创作意图上，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反映现实中的典型人物及其同他人的关系。在人物书写上，辽宁文学家很注重对人物典型的塑造，不论是老工业人物，还是新时代的大飞机制造者，以及双雪涛、班宇等人书写的“父子”关系，都从现实视角勾勒出人物性格的基底，把生活的丰富性和人物性格的多元性融入其中。
三是从总体的文学风格和创作兴趣点看，辽宁文学关注文学的大众性，强化文学的实践性，形成了大众文学与主流文学，文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互构关系。辽宁文学的一个重要特性是继承了社会主义文学大众化的精神内核，很关注文学的大众化。就大众文学与主流文学的互动关系而言，辽宁文学立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将文学创作内置于作家的生活之中，作家的创作和作家的生活融为一体，由此，创作也就成为作家生活的自然表达。辽宁文学对大众化的关注，不是由外而内，而是由内而外的，即便是像草明等一些著名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特别注重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的融合，草明到工厂工作和生活为辽宁文学创作提供了最好的范例和样本。就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而言，在辽宁文学作品中，可以显见文学创作与地域生活、日常生活的一致性。可以说，文学与辽宁地域生活的互通和一致也成为辽宁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质之一。表现得最为鲜明的则是在文学作品中的文学语言与东北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很少存在区隔。如班宇小说对东北方言的使用，具有生活语言与文学语言相容的特征。这也正体现出李陀在细读班宇的《逍遥游》时所说的“复兴现实主义”的提法。他从班宇小说文学语言与生活的语言的一致性高度认可了《逍遥游》所进行的是现实主义的一场新的尝试和“一次重要的突破”。
从社会主义文艺的内在品性看，辽宁文学与中国文学发展有着同步性和一致性。辽宁文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文学成果。按照历史进程可以大略将辽宁文学发展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一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辽宁文学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开始除旧布新，创作了大量展现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作品；二是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在这段时间里辽宁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工业改革等重大事件，辽宁文学也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晴雨表，及时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的各种变化；三是21世纪以来，辽宁文学取得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辽宁文学不断奋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在各个领域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文化艺术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除旧布新的改革浪潮，力图破除旧中国封建思想和落后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确立一种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艺成为这一历史时段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重心，也成为辽宁文艺建设和文学创作的核心内容。1949年12月，第一届东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宣布东北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与此同时，东北文学工作者协会也正式成立。辽宁文学乃至东北文学，从此开启了崭新的篇章。东北现代文学的精神凸显了激越、通脱、豪迈的特质。作家创作以反映改革和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作品基调转向激昂向上、勇敢奋进，笔调和手法呈现了明快、轻盈的特色，塑造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战斗英雄和翻身后的劳动人民形象。在这一时期，辽宁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家，有马加、草明、罗烽、白朗、师田手、蔡天心、蓝澄、木柯夫、胡零、谢挺宇、井岩盾、孙芋、崔漩、申蔚、罗丹、韶华、方冰、思基等，他们如璀璨明星，照耀辽宁大地，滋养着辽宁文学的发展。
第一，走在时代前沿的工业文学。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工业文学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写作总体呈现出朴实、粗放、简约的风格，而这一阶段的辽宁工业文学创作则确立了在国内文坛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辽宁工业文学的创作始终与全国的文学创作相伴随，并以自身的创作成绩表征着当代文学与时代的共同发展。
这一时期，作为共和国工业基地的辽宁，在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上成绩显著，出现较有影响的重要作品，如草明的《原动力》（1949年）、《火车头》（1950年）、《乘风破浪》（1959年），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1950年），萧军的《五月的矿山》（1952年），艾芜的《百炼成钢》（1957年），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1954年），罗丹的《风雨的黎明》（1959年），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1965年），魏俊权的《我的师傅》（1955年）等小说。另外还产生一些重要诗歌、散文、戏剧等作品，如杜印、刘相如、胡零等创作的话剧剧本《在新事物的面前》（1951年），崔德志的《刘莲英》（1954年），大连黑嘴子车站工人集体创作的《装卸工》（1965年）。这些作品如今已成了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再现了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历史，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群众恢复工业生产和建设现代工业的过程，描写了解放了的中国工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心理、精神面貌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传递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价值取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辽宁工业文学的创作主体绝大多数是从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过来的作家，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尊崇现实主义的作家。在进行当代工业文学创作时，他们怀着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的神圣责任感，严肃而认真地进行创作，真实反映和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领域的建设情况。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辽宁逐渐形成了一支热衷并擅长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相对其他地域来说有比较丰厚传统的作家队伍。我们注意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李云德、崔德志等即使到了新时期，仍未辍笔；邓刚、胡小胡等长时间关注和进行文学创作；高满堂坦言有“工人情结”，虽承认工业题材难写，但仍要求自己每隔两三年拿出一部工业题材的作品；李铁为了保持创作生命力，有意选择长期到工厂一线岗位上班；商国华多年执着于工业题材纪实文学创作。马加创作的《江山村十日》和《开不败的花朵》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作品。《江山村十日》集中地描写了“江山村”在土地改革的十日中所发生的变化，突出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健康、新鲜和向上的新生活，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溢着北国韵味，“渗透着更为深层的东北冻土文化的精神内涵，显示着更为浓厚老辣的‘关东味’”。《开不败的花朵》则以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前往东北行军过程中的战斗经历为表现内容，塑造了英雄战士王耀东等感人的形象，赞美了为创造新生活而献身的英雄，呼唤着英雄气概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李克异（袁犀）的小说《网和地和鱼》真实地反映了土地改革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狱中记》记载了作家因从事地下活动而被日伪投入狱中的历程，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主体，叙述了在日伪监狱中所遭受的种种酷刑，揭露了侵略者的兽行。作家在小说的《前言》中表明了写作目的：“让我们不忘昨天的痛、侮辱和伤害，时时刻刻纪念它，它才能成为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转化为建设我们今日和明日的幸福生活的无穷的‘力’。”草明则擅长以“刚柔并济”的女性视角来展现工业化进程中人物的内在矛盾，“在呼吁时代精神的同时，也尝试着文学形象对政治化图解的超离”。
第二，与时代同行的俄苏文学译介。俄苏文学翻译成为这一时段，辽宁文学发展的重要特色，也是辽宁文学界为当时中国文艺界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俄苏文学成为20世纪50年代辽宁翻译文学的绝对主体，主要代表人物有陈殿兴、高莽等。
陈殿兴于1950年底参与创建沈阳俄文专科学校（辽宁大学之前身），此后长期在该校任教。1952年，陈殿兴翻译了1951年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纳吉·山陀尔的长篇小说《和解》，这部作品在《东北文艺》杂志连载后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3年推出单行本。此间正值著名作家柯切托夫创作的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在苏联轰动一时，陈殿兴与著名翻译家桴鸣（徐立群）合作翻译了这部话题之作。该书于1954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后数年一直畅销不衰，书中的人物成为那个年代诸多青年向英雄学习的榜样，书中主人公洋溢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不畏艰难险阻的顽强斗志深深地感染了新中国的广大读者。该书出版后立刻引起了我国翻译界和外国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围绕《茹尔宾一家》的讨论时常见诸报端杂志。该书曾多次再版，被列入各种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经典译作选本。这一译作的成功，确立了陈殿兴作为资深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
高莽原籍哈尔滨，1949年调入沈阳市东北中苏友好协会。他在《东北画报》上发表的译作《永不掉队》（原作者为乌克兰作家冈察尔）引发广泛关注，各地报刊多有转载，一度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他翻译的《团队之子》（东北新华书店1950年版，原作者为苏联作家卡达耶夫），亦成为那个时代无数青年的必读书。高莽在20世纪50年代翻译的其他较有影响的俄苏文学作品包括：乌里扬诺娃《列宁的童年与学生时代》（东北新华书店1950年版）；波波夫《家》（剧本，东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宣传部1950年编印）；《冈察尔短篇小说集》（北京星火社1951年版）；达吉阿尼《星星之火》（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齐尔科夫《胜利者》（剧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乌尔贡《太阳出来了》（诗剧，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卡哈尔《丝绣花巾》（北京戏剧出版社1954年版）；纳胡里茨什维里《领袖的少年时代》（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等等。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两国人民交往最热烈最密切的时期，辽宁地区的俄苏文学翻译可谓一枝独秀。囿于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时期其他语种的文学翻译作品数量较为有限，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第三，儿童文学创作崭露头角。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儿童文学创作在辽宁发展迅速，辽宁的儿童文学作家群逐渐形成，如赵郁秀、佟希仁、冬木等。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赵郁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她曾写出东北解放以来第一个独幕儿童剧《五条红领巾》。作品表现少先队员保护人民铁路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自觉行动。剧虽短，冲突却紧张激烈，情节也跌宕起伏，以小即大，别开生面。之后，又写了小剧《姐妹比赛》，并与人合作了以工业建设为背景的少儿歌剧《师徒连心》，在当年建设东北工业基地的时代氛围中，极具现实意义。
佟希仁透视民族心理的儿童散文，描绘山乡自然的儿童诗歌，张扬少年个性的校园故事。佟希仁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从写儿童诗歌开始的，他的儿童诗创作丰富多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出版了抒情诗集《柳树枝挂月亮》、童话诗集《孔雀与白头翁》。前者着意于写春天，以东北自然之春显示少年人生之春；后者着力于写情性，表现情谊情思，展露情志情理，在生死危难之际显示人生的信念。
冬木（佟乃林）擅于创作活泼动人的儿歌童谣。他的作品有儿童诗歌集《春娃娃的歌》《幼儿园里花朵朵》等。作品都韵律齐整、节奏明快，极富童情童趣。而且，大都散发着山区满乡的生活气息，浓浓的民族色彩中洇透着酽酽的地域情调。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从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辽宁文学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这一时期，辽宁文学形成了以工业文学为主题的多元化文学发展路径。
这一时期的辽宁文学以工业文学和由此而衍生的改革文学为主体，容纳了各种文艺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发展态势，构成了辽宁文学发展的多元化态势。邓刚1979年在《海燕》发表小说《心里的鲜花》，此后十余年间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数百万字。短篇小说《刘关张》《八级工匠》获辽宁省人民政府奖，《阵痛》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迷人的海》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迷人的海》。随后仍旧笔耕不辍，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山狼海贼》《绝对亢奋》。金河的《重逢》《不仅仅是留恋》《打鱼的和钓鱼的》分别获1979、1982、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孙春平的小说创作一直重在表现小人物的命运，“下岗”工人更是他不能不去表现的一个群体。他创作的《陌生工友》《拿不准是谁》《太平世界》等小说以20世纪90年代面临破产或已破产的工厂以及同这些工厂相关的工人们的情感世界、社会环境为描写对象，展现了工业时代都市普通人生存的酸甜苦辣。作家透过社会的暂时困难，看到了社会的整体性进步，充分显示了作家对工业时代的深入理解和独特把握。如长篇小说《江心无岛》《老师本是老实人》《小兵破案》等，短篇小说集《路劫》、中篇小说集《男儿情》《逐鹿松竹园》《老天有眼》《怕羞的木头》等，报告文学集《这里锌光灿烂》《金的光，银的彩》《一个养路工和他的妻子》《绿魂》等都是紧跟时代脉搏，记述社会进步和生活转变的优秀作品。
胡小胡是真正的企业中人，他不是在企业体验生活，而是作为企业中的一员与企业荣辱兴亡融为一体的。因此，他对企业的认识与描写更加真实和震撼人心。他的长篇小说《蓝城》《太阳雪》无疑成为当下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工业题材”小说，它们与新时期的“改革文学”和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不同，它们不着力于问题的揭示，而是呈现工业生活的本身，是对现代企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的变化的历史性观照，尤其是对都市工业人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生活态度、感情经历、生存命运以及企业命运的呈现。这一点在长篇小说《蓝城》《太阳雪》、中短篇小说《嘿，妈妈球队》、中篇小说《阿玛蒂的故事》等中都有鲜明和充分的体现。
李铁的小说始终贯穿着一种坚韧、善良、宽厚、诚实、敢爱敢恨的底层情怀。他作品中的普通女工的命运都掌握在据有强权或话语权的男人手里，她们既要保持自己的人格与操守，又不能不屈服于强势的压迫，作为女性，她们不得不经历只有她们自己才能够深刻体会的矛盾与痛苦。她们对生活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即便如此，她们仍然要为此付出女人的惨重代价。《乔师傅的手艺》《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杜一民的复辟阴谋》等大量中短篇小说，小说集《冰雪荔枝》《点灯》《一掠而过的风景》等，这些作品对工业的细腻叙述，对工人生活的反映，对人物性格的展现等都较为生动真切，以“及物”性视角充分体现出工业文学的生动性和生命力。
孙惠芬的小说总体上是以一个出生在乡村、生活在都市的作家的眼光来表现纷繁复杂的人生的。《天高地远》《台阶》《伤痛城市》等作品表现了作家自我对于都市和乡村的矛盾体验与情感，近而揭示了现代都市人生活的逼仄和沉重，以及由此反衬出的现代人人性深处某些闪光的品质，比如对自由和尊重的从未变更的深切呼唤。后来的《歇马山庄》《上塘书》等作品则正面表现了乡村和城市的碰撞，更深入地思考了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差异，体现了跨越地域文化的宽阔视野和艺术价值。
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的辽宁文学蕴含着一股“走向都市”的文学潜流，它时沉时浮，常常在乡镇（传统）与都市（现代）的审美视域间游走，这反而为辽宁的“都市文学”添上一抹独特的韵味、形成一种非常具有张力的美学形态。除此之外，都市工业题材小说也成为辽宁都市文学重要的一个表现领域。
先锋文学代表作家马原此时发表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拉萨河女神》《叠纸鹞的三种方法》《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希玛拉雅古歌》《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中篇小说《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游神》《旧死》等、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牛鬼蛇神》《纠缠》以及剧本《过了一百年》等。他的作品紧跟时代，敢于尝试，通过对现代主义的追求推进了文学的实验性和技术性，也正是因此推进了中国先锋小说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
刁斗的小说具有复杂性，在他的创作中，都市引退到幕后，他只在乎生存于其中的都市人。他的长篇小说《私人档案》《证词》《回家》《游戏法》《代号：SBS》，小说集《骰子一掷》《独自上升》《痛哭一晚》等，在展示都市人毁灭、无奈的同时，作家也没有忘记对救赎和精神家园的寻找。例如《父亲的花园》《去天堂的路有多远》《看不见风景的房间》《证词》和《梦的解析》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作家精心创造的“家园”意象。虽然，这些“家园”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虚无和破败之象，然而，它们毕竟带给了读者某种瞬间性的温暖与慰藉。当然，在刁斗的创作中，“家园”的含义也不是唯一的，《身体》《捕蝉》《游戏法》等小说对于人性的真实以及人生偶然性的探究，也呈现了在寻找终极目标过程中的某种家园意识。
进入新世纪，辽宁文学的发展可谓是“百花齐放、姹紫嫣红”，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式丰富多样，除了传统的文学，还衍生出了一系列带有创新特性的、跟随时代潮流的新的文学形式，如网络文学、影视剧与文学之间的跨文本等，都是时代助推下辽宁文学发展的产物。总之，在21世纪初的前20年，辽宁文学发展呈现蓬勃向上的趋势，辽宁本土地域特色也在文学书写中逐渐被凸显，得到充分的展示。进入了21世纪，继承传统、贴近生活、创作精品、推出新人是这一时代的关键词，一批新生力量的异军突起，标志着辽宁文学创作的无限希望，呈现了辽宁文学在新世纪的繁荣兴旺，文学创作的题材也得到不断的拓展。
第一，工业文明掩映下的“都市文学”。进入新世纪，中国文学虽然蕴含着一股“走向都市”的潮流，但在辽宁却没有脱离传统而直接转向都市，处在这种特殊都市文化背景中的辽宁都市文学，也显示出工业文明时期特有的情愫，蕴含着都市促动下工业文化的矛盾与冲撞、痛苦与困惑。这反而为辽宁的“都市文学”添上一抹独特的意味、形成一种非常具有张力的美学形态。辽宁作家更能深切体会到工业文明对现代人的冲击，面对都市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辽宁作家则会更深入地思考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差异，所以他们的创作更多地沉潜于都市与乡村的双重围困中。因此产生了都市乡土文学，乡土文化、农村生活成为作家共同关注焦点的全新文学现象。例如孙惠芬的小说《台阶》《伤痛城市》等作品总体上是以一个出生在乡村、生活在都市的作家的眼光来洞悉和表现纷繁复杂的人生。
除此之外，都市工业题材小说也成为辽宁都市文学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随着都市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对都市人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人们真正感受到了社会转型期带来的阵痛。辽宁作家作为中国工业时代的亲历者，用特有的抒情方式、思辨方式展现了工业化进程的复杂性。比如胡小胡，他的长篇小说《蓝城》《太阳雪》着重呈现工业生活的本身，是对现代企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的变化的历史性观照，李铁的小说《乔师傅的手艺》《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等多是在关照工业城市的下岗女工。孙春平的小说如《拿不准是谁》等多关注都市工业环境下小人物的命运。李铁最初轰动文坛的是他的“女工系列”，比如《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乔师傅的手艺》《纪念于美人的几束玫瑰花》等，李铁的小说始终贯穿着一种坚韧、善良、宽厚、诚实、敢爱敢恨的底层情怀。他作品中的普通女工的命运都掌握在据有强权或话语权的男人手里，她们既要保持自己的人格与操守，又不能不屈服于强势的压迫，作为女性，她们不得不经历只有她们自己才能够深刻体会的矛盾与痛苦。她们对生活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即便如此，她们仍然要为此付出女人的惨重代价。李铁的小说并没有无病呻吟、自说自话，相反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当然，部分作家在都市之中也觉察到文明的堕落与物质、精神之间的矛盾和纠缠，但他们并不是耽于快感文化之中，而是以一种平和沉稳的写作风貌，穿透繁杂社会现象和各种生活诱惑的迷雾，去守望与追求着都市中的心灵家园。比如刁斗、皮皮和津子围等人的都市写作都有此特点。对于都市生活的热切关注和生动呈现，如女作家皮皮的《渴望激情》《比如女人》等小说以女性的眼光洞悉当代都市人的精神和情感，触及了当代都市人的精神与情感的层面。她的小说很好地把握住了20世纪90年代都市人婚爱生活的状态与特点，这就是婚姻与爱情的“风雨飘摇”，作家重在表现不同的人物在这一境遇中的心理状态，写得准确而生动。作家还写了各色人在“飘摇”中的思考和寻索，以及自信与自尊的重建过程。这使皮皮的都市小说不仅充分表现了当代人的情爱生活，更体现了作家对于都市生活与都市人的反思。
孙惠芬则从另一种乡村的视角审视了都市的变迁以及表现了作家对都市人以及都市生活的反思。孙惠芬的《天高地远》《台阶》《伤痛城市》等作品表现了作家自我对于都市和乡村的矛盾体验与情感，揭示了现代都市人生活的逼仄和沉重，以及由此反衬出的现代人人性深处某些闪光的品质，比如对自由和尊重的从未变更的深切呼唤。《寻找张展》则将“问题少年”成长过程中伴随的时代、家庭、社会等诸多矛盾进行抽丝剥茧的表现。小说对张展的寻找也是“无力青年”对自我的不断找寻，寻找过程不仅完成了主人公的自我成长也再现和发掘了“我”对青年一代的重新认知。孙惠芬不仅揭示出隐匿于底层社会的人性与乡土血缘之中的温情，也实现了其创作过程中跨越地域文化转向更具融合意味的“城乡文学”的创作之变。
第二，具有辽宁地域特色的生态文学。生态文学主要以审美的意象唤起人们认识、保护生态环境的情愫。生态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是文学中充满了生态意识，其创作总是围绕生命对生存环境的敬畏以及生态环保而展开。中国生态文学思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辽宁的生态文学作家主要以王秀杰、李松涛、商国华、鲍尔吉·原野等为代表，他们都创作了大量的生态文学作品。主要代表作有王秀杰的《生命与自然》、李松涛的《拒绝末日》、鲍尔吉·原野的《人看动物》等。生态批判是辽宁生态文学的重要特点，在辽宁的生态文学作品中，作家批判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破坏，表现了对自然美和诗意地生存的无限向往。
在20世纪80年代，王秀杰就开始了生态文学的创作。她是辽宁生态文学的先声，她的作品也是国内生态文学的先锐。辽宁生态文学对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给予了严正的预警，让人警醒。王秀杰几乎在她的每一篇作品中都警示人们生态环境的恶化，呼唤人们的环保意识。王秀杰在《生命与自然》中写道：“简直不敢想象，如果当初或现在乃至今后的某一天，芦苇嫌弃了这片土地，这块土地就会成为不毛之地。那将是怎样的恐怖和悲哀啊。”李松涛的《拒绝末日》系列诗歌，篇篇都是生态预警，从不同的角度预言生态恶化的后果，让人汗颜。他在《拒绝末日》中预言了生态恶化后没有了树，没有了水资源，没有了耕地，没有了动物，土地沙漠化，臭氧层消失，人口过度增长，最后，人类将无家可归，万劫不复。
鲍尔吉·原野从生态恶化的深层原因角度进行思考，他在《人看动物》中认为，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关系之所以如此恶劣，就在于人过于高看自己。人从小学开始学的历史都是人的历史，缺乏自然史，包括江河、动物的变迁史。人小看动物的理由在于人认为自己能够驾驭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奴的关系。
第三，辽宁满族文学独具民族特色。辽宁是满族的发祥地，聚居众多满族的同胞。受满族传统文化的濡染和源远流长的民族心理遗传影响，小说书写中的满族民族特质总是或显或隐地得到流露，多元多维的满族元素也总是得到不同程度的彰显。新世纪，满族作家的文学观念也总是得到自然而然的流露。这之中，辽宁满族作家聚焦家国情怀传承与民族道德高扬，在注重故事营造与民族审美中凸显民族特质，在地域风情与民俗民风描写中展露文学观念，是其主要表征。
新世纪满族作家的艺术视野更为广阔，创作领域更为拓展，五彩缤纷的时代生活，生龙活虎的改革者形象，纷纷来到他们的笔下。这个时期，周建新、庞天舒、巴音博罗、于晓威、女真、王开等成为在场代表人物。他们除了立足本土，表现具有时代特质的生活之外，还特别关注时代转型中的人物命运和生存状貌。
周建新的《大户人家》《老滩》《血色预言》《收获》《黄金搭档》，于德才的《风流窑主》《土商》《山宝》《野血》，庞天舒的《落日之战》，于晓威的《丧事》《沥青》《厚墙》《在深圳大街上行走》《L形转弯》等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或反思人性畸变的深层原因，或揭示人们生存的真实处境，并通过生命价值的演绎，将其连缀成社会改革的长卷，透视出历史长河发展的状貌，提升了满族作家民族书写的质地。如于晓威，他关注的是人和人性的畸变，是负能量对性格的扭曲和腐蚀。因此，在呼唤道德救赎和人生自律的同时，他喜欢刻画人的多面性格。《丧事》中凸显人情的冷淡，《沥青》中宣泄沦落的悲凉，《厚墙》中透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二元对立，他的许多小说就像是一面多棱镜，观照和映射着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
第四，辽宁儿童文学的内涵式发展。进入新世纪，辽宁儿童文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更注重文化内涵的表现，它主要体现为文学在儿童新的意识层级的产生与抵制及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上。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沿袭20世纪90年代的辽宁儿童文学“小虎队”的发展，“小虎队”第二代作家的创作在21世纪逐步开展，新世纪“小虎队”以及它的第二代作家的创作更注重对新世纪辽宁新的儿童文化现象与民族文化基因关联的探寻，时间感更强，更注重内涵建设。
面对现今少年儿童的精神面貌现状，辽宁作家一面执着于当下，细心体察各种新的儿童文化现象，一面回望历史，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乃至文化的发源处去寻找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薛涛、于立极的小说就是文化寻根的代表。薛涛的小说采用时空连接的手法，让神话人物走进现代生活，谱写新的神话篇章，或可称之为古代神话的现代版；又让新世纪的少年通过时光隧道回到神话时代，一起参与神话的创造，重温并演绎民族文化精神。比如《精卫鸟与女娃》中，精卫鸟衔石填海延续至今，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以柔克刚的伟大精神作了新版再现；《盘古与透明女孩》将盘古为创世造人类而自我牺牲的精神通过一个精灵复活的故事再加阐释，使它与现代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感人至深。于立极的小说采用新的模式进行叙事，《龙金》是抗日题材的小说，小说却避开了宏大叙事和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创造了少年武侠小说的新模式，采用民间立场进行叙事，表现了中华儿女对日寇入侵自发式的反抗与斗争，在家国矛盾斗争的焦点上塑造识大体、顾大局，以民族利益为上的少年英雄形象，描绘出崭新的艺术画面。
儿童文学的读者首先是儿童，其次是以儿童视角阅读的成年人。儿童认识世界是从感觉开始的，因此儿童文学创作更要重视艺术感觉的表现。儿童的好奇心比成人强，因此儿童文学作品更需要处处表现作家新的艺术感觉。没有新的艺术感觉，作品就没有艺术生命，就不可能唤起儿童的阅读兴趣。刘东作的小说集《轰然作响的记忆》，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反响。它以“中学生口述实录”的形式，描摹新世纪中学生灵魂的原生态，讲述主人公刻骨铭心的生活记忆，读来使人惊心动魄。新世纪辽宁儿童文学创作更重视时间感，锁定儿童与民族精神变迁的时间线索，并力图以历史为契机，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打造少年儿童的文化家园。
第五，新兴的辽宁网络文学。近年来，辽宁网络文学发展较快，2017-2019年，网络作家作品十分亮眼，月关、骠骑、满城烟火等人的作品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其中，骠骑凭借《零点》、李枭凭借《无缝地带》入选2018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年榜榜单。辽宁网络作家具有担当精神和使命意识，写作中能回望历史、观照现实，这主要体现在省内多位知名作家的转型探索上，如月关创作了反映消防员工作生活的《极道60秒》，满城烟火创作出了禁毒题材作品《边境之南》，千羽之城的《破冰行动》《悍城》等刑侦影视剧的剧本作品颇具热度，其最新悬疑力作《追凶者》也取得了不俗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