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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给家乡的孩子做一堂演讲，关于文学和人生、阅读和成长——如此辽阔的主题，我几辈子的人生都不够！我在书架前徘徊。指尖滑过一本本有温度的书，那些书，因着共通的气息——洁净的笔墨，幽微的人与事，平静白描中的忧伤和哀怜，敏锐的心灵和孩童清澈的眼光，而一次次惊醒着我的阅读记忆和经验。
关于阅读，我能够说什么呢？
“有一本书的晚上，就是一个在天堂里的晚上，书带来一个很广大的世界。一个十几岁的中国孩子，在晚上可以去十九世纪的法国，可以去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可以去美国……”
多年前的秋天，陈丹燕第一次走进上海七宝中学高中部教学楼的阶梯教室，连着六年，每年都有一个下午，她和那一届高一的学生一起度过。她讲她的求学时代，讲她的阅读记忆，讲一个人在青春期的时候，“最好的安慰——比友谊都好的安慰，最大的乐趣——比恋爱还大的乐趣，就是读一本质量上乘，既有故事又有思想的小说，跟着书去漫游幻想的世界”。
那些演讲，来自现在立在我书架上的《梯形教室的六个下午》。炭笔素描的黑白封面，几个女孩的背影，背着大大的书包，站在走廊的窗口窃窃私语——每次拿起这本书，我总要琢磨，这些女孩背后的包里装着什么？
我曾经听说一个很小的小孩，走在大街上，手里拖着个拉杆书包，肯定是包太重了，她爸爸妈妈给她备了个有滚轮的书包。我猜想这样的包里肯定装着很多东西，但就是没有一本书。我指的是闲书。陈丹燕讲，“只有闲书才叫作书，不是闲书的都不是书”。我们都这么认为——所有视书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人都这么认为。
写过《昨日的世界》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对书发出过由衷的礼赞——
“一个人和书籍接触得愈亲密，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因为他的人格复化了：他不仅用他自己的眼睛观察，而且运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观察，由于他们这种崇高的帮助，他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遍整个世界。”
另一位我喜爱的作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生在意大利乡村的卡尔洛·斯戈隆，在小说《木头宝座》里借主人公朱利安诺之口说过一段话：“我对世界的了解完全来自书本，那是因为我不厌其烦地阅读各种书籍，就像一个打捞海绵的渔民不停地潜入海底一样……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等我看完最后一页，心满意足地丢下书时，脑子里却充满了那本书的情节及其延续……我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了，一时难以恢复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我相信童年的朱利安诺的讲述就是斯戈隆自己的体验。斯戈隆出生的乡村，遍地是山峦和丘陵，生活贫困，但也远离工业喧嚣。斯戈隆的童年浸润在丰厚的民间文化传统中。偏僻、纯朴的乡村生活，悠久、深厚的乡土文化，是朱利安诺，也是斯戈隆生长的世界，属于童话和故事、游记和传奇的世界。这个世界，恰如一张宝座似的木头椅子，给了斯戈隆源源不断的写作营养。
还是茨威格，有一次坐船旅行。船上乘客很少，茨威格经常和一位意大利年轻水手聊天。有天水手收到一封信，他扬着信要茨威格读给他听，信是意大利文的，茨威格立刻恍然——这个“像画中人一般漂亮的，聪明的，具有天真的伶俐和真纯的娴雅的”年轻人，是个文盲。
茨威格很痛苦。他无法想象，曾经当作朋友交谈过的人，一旦与一切书写的东西隔绝——拿起报纸，不能了解；拿起一本书，书之于他，是一件全然无用的东西——那么，世界在他眼里会是怎样？
事实上，阅读已愈益引起重视。我们对书的礼赞，也从来怀着虔敬。可是，悖谬的是，如陈丹燕对少年时代的感叹——“像我，有时间，想看书，却没有书可以看；像你们，有很多很多可以看的书，又没有时间。”陈丹燕说：这就是生活。
那么我想说，亲爱的小孩，还来得及，在你的书包里放一本书吧！读书，这么好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