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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狭义的解释就是行文的风格。如今文风又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了，每一个写文章的人在下笔的时候都得掂量掂量自己写出的文章会不会遭人厌弃。整顿文风首当其冲的就是学术论文，学术论文形成了一种“学八股”，尽管广遭诟病，却仍挡不住它的四处蔓延，而且越演越烈。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在给自己敲警钟，千万别用“学八股”的腔调来谈文风问题。
所谓“学八股”的腔调，其实就是文章的行文造句，这不过是一个形式问题，按说写文章首先要思考的是内容，你写的文章有没有新意，能否给读者带来启发，有新意，能带来启发，你的文章就成功了。然而现在我为了迎合当前的文风话题，写文章首先想到的却是形式问题，这大概说明了，文风的表现形态确实就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所以一提到改变文风，我们首先会在形式上做些处理。那么是否形式改变了，文风的问题就解决了呢？显然不是的。因为文风问题看上去是一个形式问题，本质上却是一个思想贫乏的问题。但我们在解决文风问题时往往会着眼于形式，也止步于形式。因为着眼于形式，所以每一次整顿文风，伴随着的就是一阵热闹的跟风；因为跟风很热闹，所以最终整顿文风就止步于形式。我听说有一个省会城市新的美术馆落成，举办一个很大的美术展览，省一级的领导班子全部成员都出席了，但他们为了表示要落实党中央的号召，所以会标也没有，剪彩都没有，使得一个重要的艺术活动变得不伦不类。这就是一种跟风。我觉得跟风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疾，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跟风上。现在党中央有这个指令要纠正文风，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要求，这一段就发现各种跟风的做法有时候真是非常可笑的。别看现在讨论文风和纠正文风非常热烈，但有些是以一种恶劣的文风在讨论文风和纠正文风。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谈文风，千万不要把它搞成一个跟风的事情，我们不要跟在政治或文件的后面说些现成的话和现成的词。首先，我们不要把文风当成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来对待，以为从形式上改变就可以了。当然文风看上去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表现，其实这种形式主义的背后所反映的是一个思想贫乏的问题，思想的贫乏只能用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来掩盖。反过来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又会遏制思想的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体现在文风上就是党八股、学八股。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很严重的学八股，它甚至比党八股还要严重。学八股是我们日益僵化的学术体制种下的果实，这个果实吃起来一点也不香甜，这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体会，指责学八股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但是学八股的果实越结越多，因为我们身边栽种的都是这种学术体制的树。更为可悲的是，你虽然不喜欢学八股这种果实，但你生活在这样一种学术体制下，又不得不变得学八股起来，因为你不这样做，就得不到相应的利益，你在大学不发这样的论文就不能评职称，这是很切实的利益问题，也是生存的问题。
我同情在学术体制下求生存的人们，事实上我自己也摆脱不了学术体制的羁绊，因此说这种话也是在为自己开脱，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己的弱点，反躬自省，我们为什么很轻易地跟学八股这种文风走呢？这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贫乏，所以只能用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掩盖。从这一点出发，学术界在讨论文风问题时，就不要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学八股这样的形式主义上，也要反省我们主观上的原因。因为文风也揭示出我们的学术缺乏一种生机勃勃的思想。一个人的思想真正有活力的话，他要表达出来，是任何一种八股都阻止不住的。其实学术界不少人是相当喜欢学八股这种东西的，因为有了学八股，他缺乏思想，或者说他也不必去费劲地思想，仍能在我们的学术体制下活得相当滋润。当然还必须看到这种学八股遏制了我们思想的创新，有可能有一些真正有思想活力的年轻的学者，就因为陷入这种文风的陷阱，思想也就慢慢被腐蚀。
无论我们什么时候讨论文风，是否扼制了思想创新应该是衡量文风有没有问题的第一标准。
文风问题说小也很小，说大也很大。往小了说，连小学生的作文都存在着文风问题；往大了说，文风问题则涉及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为什么政治家特别是执政的领导者以非常积极的态度谈文风？就因为文风不仅关乎言说及行文的形式，而且更影响到能否真正掌握领导权的大问题。
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是由葛兰西提出来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会由于经济危机等经济上的灾难性袭击而导致整体性的危机，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一道更强大的堡垒，这就是文化领导权。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这本书中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资产阶级是如何确立起文化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并没有掌握全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贵族和无产阶级分别控制着资产阶级时代的美学领导权和道德领导权”。直到20世纪60年代，资产阶级的后代们才意识到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便开始了一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运动。引起我深思的是，从程巍在书中的介绍可以看出，这场运动的重要切入点就是“文风”，程巍称其是语词的“委婉化工程”，资产阶级改称为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改称为白领，工人阶级改称为蓝领，血汗工厂改称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等等。正是通过这种文风的变革，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原命题的美化”，从而分别从贵族和无产阶级手中夺回了美学和道德的文化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领导权的建设，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控制。延安时代开展的整风运动，可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尚未全面夺取政权时进行的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工作。整风运动自然也包括了整顿文风。大批知识分子奔向延安，他们是来参加革命的，但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的文风有问题，他要求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学习工农的语言。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首先要过的就是文风一关。作家欧阳山回忆当年参加整风运动时就说：“我过去心爱的欧化语言和欧化风格也必须重新接受新的农民和新的农民干部的考验。”语言的改变必然会带来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因此有人认为延安整风的宗旨就是要使知识分子有机化，这样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也有人认为，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需要改变文风，是因为他们的言说方式已经过时，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我以为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启蒙话语，到了延安时代逐渐成为一种模式，的确不能有效地解答革命现实中的问题，当然，对于革命者来说，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是能够用启蒙所涵盖的，所以，毛泽东要用新的话语取代启蒙话语。但我以为，启蒙话语在当时并不是完全过时的话语，因为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只是因为启蒙话语属于知识分子的话语，启蒙话语在确立的过程中也就确立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如果认同启蒙话语，也就是认同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左右和评判。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时代是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的，他找到了一个非常便利的切入方式，这就是文风问题，从文风入手反对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也就削弱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今天回过头看当时的延安整风，我觉得当时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在文风上有多么严重，严重的是他们在思想和立场上还不能跟上党的要求，也就是一个如何与延安的革命以及人民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延安时代的整顿文风不仅仅是一个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反对党八股。反对党八股虽然看上去是一个文风问题，但它同样涉及文化领导权，是由执洋教条的人来领导革命，还是由从中国传统智慧出发的人来领导革命。
在学术界有一种学八股，虽然人们非常厌恶它的面孔，它却大行其道，风光无限。学八股扼制了学术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认为，在大量按照学八股的样式制造出来的文章的包围下，仍然存在着一些生机勃勃的文章。只不过这种生机勃勃的文章，很难得到体制的承认，已经被体制化了的那些刊物也不愿意刊登这些生机勃勃的文章。为什么？就因为他们要这样做的话，就会感到领导权有可能丧失的危险。也许这些文章发在非核心、非权威的刊物上，发在一些游离于体制约束的刊物上，也许更多的是在网络上。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思想，有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就不会被这种学八股所约束，哪怕他会按照一定格式去写，这种格式也禁锢不了他的思想。所以纠正文风一定不要纠缠于形式，特别是不要止步于形式。比方说，反对学八股，并不在于我们写文章要不要写主题词，要不要有引文。其实说到底，假如你真的有思想的话，形式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假如你没思想的话，你就会被形式所统领。但那些为了维持利益集团控制文化领导权的文风和形式就必须坚决反对。
文风既可以从广义的角度来谈，也可以从狭义的角度来谈。我更倾向于从狭义的角度谈，即把文风理解为一种写文章的作风和特征，每个人写文章都会或多或少体现出一些习惯性的特征，就形成了自己的文风。甚至包括小学生也有文风的问题。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文风的话，文风问题就是一个常态问题，是一个会不断出现、需要反复对待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一次性地解决文风问题，文风问题既是常态的，也是动态的，它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旧的文风问题解决了，慢慢地，在行文过程中又会滋长出新的文风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是用文字写文章，文字是什么，文字就是规范语言的一种工具，文字的这一功能很重要，它要将语言规范化，规范了的语言才能流传得更加久远和广泛，才有利于交流。但文字在规范过程中间又会逐渐地走向模式化，就会变成八股的东西，这时文风问题就出现了，我们就要反对八股。但是要注意，反对八股，并不是反对规范；整顿文风，并非否定文风。反对八股是为了让文字的规范化更有利于思想的创新和交流；整顿文风是为了文风始终操持清新与活力。规范化的语言为什么到后来成了约束人们思想的“八股”呢？是因为规范化的语言不再表达新的思想，变成了一个空壳。因此要把文风问题作为一个常态的问题，就是要经常反省自己的文章是否承载着实在的思想，就是要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让自己的文风蜕变成一个空壳。唯有把文风问题当成一个常态的问题，才会始终使自己的文章保持活力。千万不要等到全社会都在大谈文风和纠正文风了，再来解决自己的文风问题，这个时候也许文风问题已经变得积重难返了。如果缺乏一种常态的意识，光靠运动式的方式来解决文风问题，有时候就会把应有的规范也当成文风问题反掉了。
强调文风问题是一个常态问题，就是要求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始终注意形式与内容的相统一，注意不要把形式与内容分开来单纯地追求形式。但在纠正文风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把形式孤立起来对待，比如将文风问题归纳出几种表现形式，以为抛弃了这种表现形式，文风问题就解决了。但我以为，如果将形式孤立起来看，任何一种表现形式都有存在的理由，关键在于其表现形式是否与所要表现的内容相吻合。比如，我们批评那些西方后现代名词概念满天飞的文章在文风上有问题，这样的批评是对的，但我们也要弄清楚，这些文章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它引用了西方后现代名词概念，而是作者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些名词概念，就在文章里生吞活剥。但我们在纠正文风的过程往往是在否定生吞活剥的同时也把后现代名词概念一起也否定了，只要发现文章中有这些后现代名词概念，就认为这篇文章的文风有问题。我是坚决不赞成这样纠正文风的，我就要为那些受冤屈的后现代名词概念辩护，我们的文学理论要发展，就需要这些后现代名词概念的参与。关键是我们必须把这些后现代名词概念搞明白，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
把文风问题看成一个常态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要单纯把文风问题看成一个大问题，不是说因为今天提倡了，我们就都来纠正文风。我们不是因为政治才谈文风，即使政治上没有这样的运动，我们也存在文风问题，从小的范围来看，有时它并不涉及意识形态性的问题，它可能就纯粹是一个学风的问题，那我们就要把它当成小问题来对待，而且要认真对待。
文风问题不能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文风问题既然是一个常态问题，我们就始终要有关于文风的警钟，经常把这个警钟敲响，旧的模式打破了，可能又会有新的模式产生，我们有这样一个常态思想的警钟。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用革命的方式来对待文风。文风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文风从健康的文风逐渐变成八股式的文风，就会贻害我们的学术，就会遏制我们的思想，这个时候当然要批判和否定这种八股式的文风，但应该看到它是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我们不能因为反对这种八股式的文风就把过去所有的文章一概否定。革命的方式往往就是这样一种结果，因为要彻底否定一种八股式的文风，就把文风形成过程中的所有文章也统统都给否定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采取的就是一种革命的方式，当然这种革命方式是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时代背景所决定了的，因为当时的封建文化的势力太强大，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得不采用革命的方式，但无论“五四”新文化运动采取革命的方式包含着多么大的历史必然性，也拦不住它因此在纠正文风的角度上仍然留下了后遗症。在新文化运动中，完全是以决绝的态度对待文言文，这就是以革命的方式来处理文风问题，这样一来，文言文的精华转移到白话文中的渠道就被中断了，文字的传承产生了断裂，这是很大的可惜，为什么白话文长期以来难以变成一种优雅的语言，我觉得就跟这种文字传承的断裂大有关系。同样，延安时代的整顿文风，也是一种革命式的运动，同样也有一个后遗症的问题。延安时代反对洋八股，这是对的。洋八股以教条的方式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固然不对，但教条所依凭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个好东西。不能因为反对洋八股就不敢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来解释中国的革命现实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于准确阐释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原本含义显得谨小慎微，“照本宣科”完全成为一个贬义词，我以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有一个“照本宣科”的阶段，通过“照本宣科”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但是我们宁愿长期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之中，也不愿好好地通过“照本宣科”去接受理论的滋养，还以整顿文风的方式取消“照本宣科”。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建设对“洋”理论的学习和吸收不是多了，而是很不够。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怎么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假如有更多的人真正能够从“洋”的理论入手，也就是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进行思考，效果会大不一样。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文风问题以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是会带来恶果的。包括今天我们在学术上反对新的学八股，这种新的学八股是对西方现代理论的食古不化，那么我们就不能因为今天形成了这种洋味十足的学八股，就忽略甚至否定西方现代思想理论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理论突破，就是从吸收西方新的思想营养开始的，但是西方东西在我们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模式化了，变成一种八股式的东西，约束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就难以在其基础上培植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新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果断地反对洋八股，但是我们反对洋八股，不是把洋八股形成的过程全部否定掉。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