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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述，或者说宏大叙事，一度被看成阻碍新型文学前进的最大敌人，于是解构宏大叙述成为发展文学的首要任务。当然我们也曾欢呼过文学的伟大胜利，因为我们使用现代后现代的重磅炸弹，频频向宏大叙述发动攻击，终于把这个坚固的堡垒摧毁成一片废墟。今天，宏大叙述已经作为一个固定词组进入我们对文学进程的描述，它也包含着一种对文学发展的判断，即新型的文学肯定是消解宏大叙述的文学。我也基本认同这一判断，但我以为，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个关于宏大叙述的误读。
讨论中国当代文学显然已经绕不开全球化的大背景。全球化开辟了一条快捷的知识通道，消除了东西方的文化时差，让我们也能够嗅到西方思想之炉烘烤出来的新鲜面包的香味。这条通道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巨大性尤其还在于，我们对西方思想的接受不仅是一种消除时差的接受，而且通过一种集装箱的方式，将西方一百来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积累运送过来，把西方现代思想的时间性展示转化成为一种空间性展示。这就意味着我们接收到的理论是没有历史之链约束的在结构之外逃逸的自由分子，它带来的一个后果便是，似乎任何一种西方现代理论都能够很贴切地镶嵌在中国当代文学之中。当然，已经有学者准确地指出，我们对于西方现代或后现代的引用，完全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之上的。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有益的误读，正是这种误读激活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想象。我以为这样的判断倒基本上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不可低估。但如何评价这种影响显然存在着分歧，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盛宁就对我们引进西方后现代表示质疑，他称我们的引进不过是一种“话语的平移”。他所谓的“话语的平移”包含着一个意思，即是指我们在引进西方理论观念时“忽略东西方传统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所面临的问题的差异，把本来是西方的文化传统无条件地搬到了东方，嵌入我们的话语系统”。
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我们回避不了差异，正是东西方的多层差异，使我们即使从同一理论起点出发，也会在原因、结果以及目的等方面大相迥异。具体到文学批评，就有不少值得我们检讨的问题。
后现代思潮使文学批评的功能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按罗蒂的描述，西方对于人类文明的思考，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从上帝那里寻找救赎，继之从哲学，如今则从文学。从文学中寻找救赎，指的就是后现代思潮兴起以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所承担的思想任务。
从韦伯开始的理论，历经奥尔特、阿多诺、本雅明、哈贝马斯、利奥塔，都把文学艺术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中救赎人类精神和心灵的有效武器。因此作为后现代以来的一个重要趋势，文学越来越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融为一体，而且在其中，文学成为领军人物，大有替代哲学等学科的姿态。因而一系列有关哲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探讨就能够引起文学的极大兴趣，似乎成了文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据盛宁介绍，“今天在英语国家的大学里，开设较多的有关法国和德国哲学课程的不是哲学系而是英语系。‘文学理论’成了一个远远超出传统的文学理论概念的专门领域，它所包括的许多极其有趣的著作并不明显地诉诸文学，但它又不同于时下所谓的哲学，它既包括索绪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德里达、福柯和雅克·拉康，又包括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利奥达、保罗·德曼和汉斯—乔治·伽德默尔。”
代之而起的，是文学批评从拘泥于文本的新批评中走出来，转变成视野更为广阔的文化批评。文化批评表现出这样一种愿望：即使是对文学的文本发言，也必须表达出介入社会和政治的思想主张。同样的，文化批评也体现出对文学的新的定义：文学没有明确的边界，它包容着社会、历史所折射的一切问题。文学是我们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尽管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流派纷呈，观点迥异，但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一个整体的趋势，就是文学和文学批评在现代后现代理论的激发下，具有越来越鲜明的社会批判性和现实针对性。
毫无疑问，西方现代后现代的思想集装箱运送过来后，被我们全部照单收下。但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并没有因此而更加底气十足起来，相反其功能和影响越来越萎缩。文学批评不仅没有一种介入社会和政治的气度，甚至对于文学本身也越来越失去其权威性。当然，我们的文学批评对于西方思想丝毫也不陌生，而且我们的文学批评能够娴熟地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术语。但这些理论所蕴含的社会批判性和现实针对性却在我们的移植过程中丧失殆尽。这固然说明了西方理论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和现实存在着不适应性，但同时也说明我们在接受西方理论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认知的偏差，这种偏差同时包括了对本土认知的偏差。
就文学批评本身来说，可以从主客体两个方面来检讨这种认知偏差。
首先从批评者主体来看，文学批评的职责转化为批评者的身份确立，文学批评不过是批评者实现自己社会职责的具体方式。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固然培育起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的根本差异，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从传统的士阶层脱胎换骨产生的，虽然“五四”以后的社会变革赋予了中国知识分子以现代性意义，但社会结构的沿袭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士阶层的延续性。中国传统的士阶层是仕的基础，“学而优则仕”，“士”的社会道德职责与“仕”的国家政治职责融合为一体，而且，“士”的社会道德职责更多的时候必须通过“仕”的国家政治职责才能得以实现，这就先天性地决定了士阶层的政治属性，这种政治属性在诞生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因此，当大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知识分子首先觉醒到的是自身的独立性，而现代后现代理论自然而然地就成为知识分子寻求独立性的思想通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学习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的过程，就成为知识分子对其身份的传统性不断进行“脱脂”的过程，特别是对“仕”意识的“脱脂”，注重于对传统性的“脱脂”就带来一个后果：我们认同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却抽去了知识分子社会职责中的政治内涵。说到底我们还是对本土和传统缺乏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认识，仍然在“入世”还是“出世”间游离。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缺失并不在于对政治的热情投入，而是在于社会政治结构的约束，因此我们所要否定的是致“士”与“仕”于一体的政治、文化结构，而不是传统士阶层沿袭至今的忧国忧民的政治立场。因为对社会职责的放弃，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最终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这一点在文学批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一度引领着思想解放的潮流，但到了80年代末期，伴随着“向内转”，文学批评逐渐从政治、思想、社会批判等阵地大幅度地后撤。后来，人们抱怨说文学被边缘化了（同时也有人欢呼文学的边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边缘化不是一个被动式，而是自我放逐的必然结果。
另一个方面，从批评客体即文学的承担来看，文学应该是人类精神的承担者，文学提供给人们的是精神的想象，是理想的家园。文学批评的重要功能就是将文学的精神内涵进一步阐发出来。现代社会基本上由三股力量构成发展的合力：政治、经济与艺术。这里所谓的艺术并不是平常意义的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而是哲学层面上的一种人类特殊的精神活动。在这三股力量中，艺术明显不同于前二者。政治和经济是一种制度化、工具化和权力化的物质性的硬力，而艺术是一种非制度化、情感化和道德化的精神性的软力，艺术通过无形的、精神熏陶的方式实施影响，艺术精神的本质体现在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性的作品中，体现在社会的文化活动、教育活动中，体现在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中。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想家都是在企图发挥艺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以匡正政治、经济带来的社会发展偏差。当然这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艺术作为一种精神的力量是独立的，它才可能与政治、经济一起在现代社会进程中构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复苏的中国当代文学迫切希望从政治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独立成为第一要务而压过了文学对精神的承担，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想顺理成章地成为其武器，这一点显然也是与当时的知识分子寻求独立性相互应合的。后现代关于颠覆的理论得到了格外的青睐。颠覆使80年代末期的文学在狂欢与恣肆中开创了一个多元化的非中心时代。西方后现代的颠覆理论固然是对以往的理性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摧毁，但颠覆不是理论的唯一目标，颠覆的目的是要营造与这个时代相吻合的精神空间。可惜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只完成了颠覆理论的前半截工作，他们还来不及营造自己新的精神空间，就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逐渐给市场化加温，经济几乎成为社会的主宰。而自我放逐中的文学此刻就像一个流离失所的弃儿一头撞进了市场化的甜蜜乐园，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和自由竞争原则诱使文学朝着物质主义和欲望化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90年代文学的整体形象。文学与政治的蜜月期终于结束，文学可以逍遥于政治之外。这对于政治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损失，一方面因为政治本身正在走向科学和民主，它不需要再把文学绑在同一辆战车上；另一方面，文学尽管不再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但也不会对政治意识形态构成威胁。真正受到损失的还是文学自身，文学虽然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但它转眼又沦为经济的附庸，它的独立性在市场化的腐蚀下大打折扣。
文学批评同样没有逃脱市场化的腐蚀。文学批评与市场是通过媒体作为中介而发生关系的。市场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把我们所处的时代变成一个媒体的时代。特别对于处在社会主流中心位置的城市来说，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几乎可以说一切公共或个人的生存活动，都需要通过媒体作为中介，而媒体出于自身的需要便充满了攻击性，它无限扩张自己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媒体具有一个消化功能极强的巨大的胃，它可以吞噬性质各异甚至与自己完全相左的物质，以一种狸猫换太子的颠覆方式，变成与媒体终极目标相一致的东西。于是，媒体也对文学批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它需要文学批评所具有的权威面貌、理论色彩和评判立场，支撑这一切的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却被阉割掉，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媒体的实际利益。随着国内媒体大战，促使媒体批评迅速发展起来。媒体批评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使得文学批评变成了公众化的角色，而另一个结果便是造成了社会的普遍误解，以为媒体批评就是文学批评的全部内容，媒体批评的强烈光芒遮蔽了其他的批评活动。媒体与消费的合流，形成当下的文化主体，他们对文学批评采取的是一种收买的政策。收买的结果是造成了许多变异的批评活动，同时也使得批评有可能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这两年兴起所谓的酷骂批评，可以说是媒体批评的登峰造极之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十作家批判书》的出版。据策划者介绍，他们是试图以媒体批评和商业批评的话语方式来表达学理批评深刻的思想内容，是要“让批评从批评家的课堂里、书斋里和那些发行只有几百份、几千份的所谓学术刊物上解放出来”。
我以为这也许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因为这种操作的商业本质是不容改变的，在这种状况下，其学理性是十分虚幻和空泛的，它所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批判性和尖锐性，充其量不过是萎靡不振的文学批评服用了商业的“伟哥”之后，发出的一种虚张声势的威力而已。
也许可以这样来描述中国当前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尽管我们在理论和话题上越来越与世界“接轨”，但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而这一点恰是与现代后现代的精神实质背道而驰的。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现状的途径之一，便是重建起文学的宏大叙述。当然，后现代思想首先就是从消解宏大叙述打开缺口的。在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中，消解宏大叙述一直是我们用以对抗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出发点。但我们还应该对宏大叙述作更细致的辨析。利奥塔在20世纪70年代宣布宏大叙述的解体，在他看来，后现代的努力都是向一切标志着“同一性”的宏大叙述进行挑战。
宏大叙述显然是指被社会认可的秩序和原则，而最宏大的叙述可以说就是资本主义体制“大一统”的宏大叙述。因此，关于解构宏大叙述的论题是一个很具体的西方语境的论题。另外，后现代对于宏大叙述的解构是为了建立起新的知识标准，解构本身就包含着重构。而这个重构过程至今也没有终结，因为它面对着社会文化现实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在为后现代理论提出种种悖论，一方面，旧的宏大叙述被解构了，一切差异都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在被装进新的宏大叙述结构之中，这个宏大叙述就是全球化的叙事，全球化的叙事正在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方式，把新的一致性和标准化贯彻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球化最终取消了所有的差异。后现代思想的批判精神当然不会在全球化趋势面前止步的。这同样也是对中国的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设问。
中国当代文学为了从中国特定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摆脱出来，借用解构宏大叙述的观点，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借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只能说是一种策略，而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主张，因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宏大叙述不过是一种理论的虚构。当代文学曾经要摆脱的是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而不是启蒙思想的终止。对于西方后现代思想家而言，他们的确面临一个资产阶级启蒙神话的解体，而中国当代文学却是在一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发展起来的。也许可以说我们有一个革命的神话，在革命的名义下，所有的思想之脉，如中国文化的道统、五四开启的启蒙，等等，不是被掐断遏止，就是被扭曲变形。所以新时期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确面临着从革命神话中挣脱出来的问题，但挣脱革命神话的目的是开启所有思想的阀门。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重构知识标准的问题。二十年过去了，这期间文学又受到经济权力的严峻威胁，重构的问题再一次凸显出来。今天，我们是一个多种社会形态交织在一起的状况，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呈现在同一空间内，而每一种状态都是在发育不良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形态下，艺术精神对于保证社会良性、和谐发展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在政治、经济、艺术这三股力量中，政治和经济往往是现实主义的，追求的是现实的利益；只有艺术才是浪漫主义的，艺术指向人的精神世界，指向人的未来。文学应该是艺术精神最大的策源地和栖息地，这也就是文学的精神承担。那么，文学批评是干什么的？文学批评要通过自己的阐释和批判功能，最终完成文学的精神承担。因此文学批评应该为文学的精神承担重构起自己的宏大叙述，这个宏大叙述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体现出批评主体的独立品格和社会职责。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要问什么是宏大叙述，那么回答就是：文学的精神承担就是最根本的宏大叙述。
我们过去对于宏大叙述是一种有益的误读，这种有益的误读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积极作用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当文学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精神承担时，我们就有必要询问一下继续延续这种误读的后果了。从文学的本体出发，从中国的本土语境出发，我们应该重构起我们当代的宏大叙述。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