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交流

距今 6 000 年左右，与各地史前社会的普遍发展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区域间密切互动的加强。这样的交流，尤其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促成各地区共享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 ^［14］ 。

相隔一千余公里的凌家滩遗存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的深度相似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的坚实证据。归纳起来，两者相似的玉器种类包括玉人、写实玉龟、龟的抽象表现形式玉筒形器、红山文化玉猪龙和凌家滩玉龙、双联璧、玉环、玉镯、玉璧、石钺、凌家滩胸负八角星且双翅为猪首的玉鹰与红山文化“鸮形勾云形器”、凌家滩“兔形器”与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所出“玉凤”。龟的抽象形式筒形器在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大溪文化中也是大型墓葬的重要随葬品。

大口缸很可能是当时与社会上层的丧葬和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盛储器，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凌家滩遗存和庙底沟类型大型墓葬中均流行以之随葬（图四〇）。这些大口缸形态相似、大小相近、摆放位置相似，应是社会上层相互交流的结果。

各文化随葬钺的情况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首先是钺的“仪仗性”加强；其次，大型墓葬中普遍流行随葬多件钺。这表明钺普遍成为权力和身份的重要标志，葬钺已经成为重要的制度。各地区社会上层的交流无疑是促成此变化的重要原因。玉、象牙和绿松石等稀有珍贵原料制作的装饰品在各地大型墓葬中的流行也是社会上层交流的重要证据（图四一）。其中，象牙器颇引人注目。大汶口大型墓葬中象牙器种类丰富，崧泽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大溪文化墓葬中均发现有象牙镯。

目前，在对世界各地区前国家复杂社会的研究中，社会上层获得和维持权力的方式（leadership strategy）备受关注，而建立远距离交流网被普遍认为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15］ 。美国考古学家皮波斯在对密西西比河流域史前社会的经典研究中指出，表达身份与等级的物品的价值是由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决定的：从社会距离上讲，越是远离普通民众且只有社会上层才能获得和使用的物品价值越高；从地理距离上讲，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价值越高 ^［16］ 。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建立，不仅提供了获得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均远离民众的高价值物品的有效渠道，而且交流活动本身就是很好的表现身份和地位的形式，有效地强化了社会上层在各自社会中超越一般民众的地位。

美国学者赫尔姆斯在对前哥伦布时期巴拿马酋邦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活动的研究中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通过交流获得的不仅是标志威望和财富的物品，还有与仪式活动有关的神秘知识，这些知识的学习往往比物品的获得更重要；二是社会上层的亲身远距离旅行是最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她特别指出，神秘知识的远距离交流在考古遗存中的表现是两地器物的形态有差别，但反映的理念相同 ^［17］ 。

上述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 3500 年前后，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跨越式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强、新的社会上层出现的背景下，地区之间的交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交流中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知识。各地的社会上层积极参与到交流中，以获得本地民众难以企及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目前的考古资料所揭示的只是交流的部分内容，当时发生的交流一定更加深入和广泛。

这一以社会上层交流为主要推动力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在地理和文化两个方面都与历史时期的中国有密切联系。正如张光直所言：“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该时期形成并在各地区共享的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均成为后世相关思想和制度的滥觞。

综上所述，考古资料明晰显示，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的基础上，发生了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为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亦即初步形成了我们定义的“最初的中国”。 HM2x8YYb4SIgGdiCw9lyFwCqbEUCwMa2DrQNMQnQKWbdnZ/qbOWv7a2lODppn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