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在距今 6 000 年进入庙底沟类型时期,以豫西、晋南和关中盆地为核心,覆盖黄土高原的主要地区。其彩陶独具特征,以弧线三角、圆点、曲线、花瓣和鸟形为基本元素,表现鱼鸟转生的主题,影响波及各主要文化区,显示出整个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40] 。大型遗址、大型公共建筑和大型墓葬的出现,更表明强劲的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开启。
河南灵宝铸鼎塬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聚落数量从仰韶早期的 13 处增加到 21 处;遗址总面积急剧增加,从 44 万平方米增加到近 200 万平方米。出现大型遗址 [41] ,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 100 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为 40 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表明“古国”政体的出现。
对山西南部垣曲盆地的系统调查,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遗址只有 5 处,总面积为 17.36 万平方米。至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遗址数量增加到 39 处,总面积达到 130.89 万平方米。北堡头遗址面积有 30 万平方米,为中心聚落,另有 4 处 9 万到 10 万平方米的遗址为二级聚落,其余为三级聚落 [42] 。
铸鼎塬遗址群中的核心聚落西坡遗址,经过比较系统的发掘。聚落东、西有自然河流,南、北各有一条壕沟,将整个聚落环护起来。聚落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各有一座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北角的F105,室内面积约 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积达 500 余平方米,是目前所见当时最大的单体建筑(图三八) [43] ;西南角的F106,室内面积 240 平方米 [44] ;东南角的F108,室内面积约 170 平方米 [45] 。这些大型房址建筑过程复杂,需要精心设计和组织,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据测算,建造F105 那样的房屋,要组织几个村落的人力。在柱子基槽内发现有朱砂的痕迹,房屋地面和墙体也涂抹成红色,应有特殊的内涵。类似的大型建筑在庙底沟时期的大型聚落中极为常见,如陕西白水下河遗址的房址F1,室内面积可能超过 300 平方米 [46] 。这些房屋的规模、装饰方式和重要位置均表明,它们不是普通人的居室,而是举行大型公共活动的场所。中心聚落内的大型建筑,是庙底沟时期社会复杂化的典型标志。
图三八 西坡F105 平、剖面复原图
(据《河南灵宝西坡遗址 105 号仰韶文化房址》图三、四改绘)
西坡遗址南壕沟外,发现一处庙底沟类型最晚期的墓地,发掘的 34 座墓葬表现出明确的等级分化 [47] 。最大的M27,长 5、宽 3.4 米,现存深度近 2 米,出土量约 20 立方米,可以在墓上堆成底部直径 5、高 3 米的封丘,为目前发现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单体墓葬(图三九)。据测算,需要 10 个壮劳力工作 5 天才能完工。墓室上面以木板覆盖,板上再覆盖麻布。墓圹全用特制的泥填埋,泥中还有意掺杂了芦苇、枣、酸枣、旱柳、五蕊柳和野茉莉等十余种植物。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墓葬中,随葬品只有 9 件陶器,除了一对标志身份的大口缸,其余均为釜、灶等一般日用器物。其他大中型墓中,有的随葬少量玉钺和象牙筒形器等标志身份的特殊物品,但随葬品总数最多也不过十余件。
图三九 西坡M27 全景
(采自《灵宝西坡墓地》图版七〇)
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的一座同时期的墓葬,随葬 1 件形体如鹰的灶形器,并有石钺 2 件,标志了墓主的特殊身份。但除去 14 件骨匕外,其他随葬品数量也不多 [48]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时期墓地,目前清理的墓葬达 343座,墓葬规模差别不大,绝大多数没有任何随葬品,少数有几件随葬品,也表现出薄葬之风 [49] 。
对西坡墓葬各墓主腹部土样的检测发现,大型墓样品的猪绦虫虫卵数量远远多于其他墓主,是社会上层生前食用猪肉较多的证据。对人骨内氮 15 含量的分析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大墓墓主骨骼的氮 15 量明显偏高,表明生前食用猪肉较多。猪肉在当时是奢侈的美味,只有在重要活动中才食用,大墓墓主明显是“肉食者”,比一般人主持或参加了更多可以享用肉食的重要活动。
庙底沟社会明显以与红山社会迥异的方式实现了社会发展和“古国”的构建 [50] 。有学者称之为稳定内敛、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中原模式” [51] 。庙底沟社会上层重视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组成大规模聚落,兴建大型公共建筑。葬俗中只重墓葬规模,忽视表现个人财富和地位的奢饰品,极少仪式用品。大墓与中小型墓同在一个墓地并无单独的区域,继承仰韶文化早期重视亲属关系的传统。这些均表现出浓厚的“集体取向”,是庙底沟社会复杂化的突出特征。
综上所述,通过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距今 6 000 至 5 300 年间,各地区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并以自身独特的路径实现了社会复杂化,进入了“古国”阶段。与上述各地区耀眼的社会发展成就同样重要的是,区域间的交流也日益密切,一个可以被称作“最初的中国”的文化共同体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