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国家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是首要的价值取向，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先决性的意义，其中蕴含的国家强盛、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既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永恒主题。“富强”一词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相统一的思想，也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强观念的合理阐释，同时也借鉴了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新时代，富强的价值属性更是因被赋予了时代精神而具有更深层的时代内涵和全新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文本中从价值属性的维度对“富强”进行过专门的阐释，但他们立足于“解放的物质条件”，对财富和与之相关的生产方式、劳动、资本等问题进行分析，以及将在未来共产主义制度下以财富为手段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类最高的价值目标，在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意义上构成了我们理解富强内涵的逻辑起点。
在马克思那里，财富作为“纯粹的物”，是指在使用价值上能满足人的需要的“物的有用性”。“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
任何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人的财富。财富从物质性的角度来看，是人的需要的多样性而已
。在此意义上，财富的本质就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以使用价值的方式呈现的现实社会存在。在物的使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劳动起着基础性作用，成为财富生产的主要源泉。对于个人来说，对物的使用价值的需要不是一劳永逸的，一种需要的满足会引起新的需要。在此过程中，财富的形式因为需要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最初的自然发生的形式，是财富超过了需要而出现了剩余或过剩的情况。这样，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进而在共同体内部和个人之间，就会出现将“剩余的产品变成可以交换的产品即商品”。随着交换在范围和规模上的扩大，为了使交换能顺利进行，开始出现固定充当交换手段的商品，也即货币。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既包含充当尺度的规定，又包含充当一般交换手段并从而实现商品价格的规定”
。货币本身就不只是一般的财富形式，它同时也是作为财富本身而存在的，成为可以交换任何需要的物品，进而可以满足人的任何需要的对象。这种意义上，作为财富的货币，其实质就是一定社会关系下的劳动产品，是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体现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每个个人行使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
。
在私有制条件下，货币因具有表征一切财富的力量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
，逐渐在人们心中幻化为生产的最终目的所在，从而使自身超出了一般财富的规定，成了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表现为以货币财富为媒介的对物的依赖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通过购买工人的剩余劳动，从而过渡为资本。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会无休止地迫使劳动超出自然需要的限度，从而使“对自己劳动产品的私人所有权也就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而这样一来，劳动=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
。为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建立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劳动阶级越劳动，资本就越富裕，并且其支配劳动的权力也就越大，劳动阶级自身也就越陷入贫困中，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成了“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像巴贝夫等“粗陋的共产主义者”那样，因为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导致了劳动阶级的贫困，就将财富看作是万恶的根源。人类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只是进行以物为中介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以人的意识为中介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样，作为财富的劳动产品就不只是有物质性的维度，也有精神性的维度，意味着人通过劳动获得财富，不只是为被动性的需要所牵引，更有主动性的目的追求。正是基于此，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一个人创造财富，体现了人们自由地创造的行为，是对人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
基于此，马克思指出，财富对于人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未来的理想社会，就是要克服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劳动异化以及由雇佣劳动所带来的劳动阶级的普遍贫困，构建“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使个体在自由劳动中不断创造社会财富，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进而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中推动社会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富”和“强”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一方面，《说文解字》指出：“富，备也。一曰厚也。”富，主要指物质财富的丰裕，多财曰富。在古代社会中，财富不仅是个人或家庭生活富裕的象征，更是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标志。《尚书·洪范》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这里的意思是，所有正人君子，只有在物质财富充足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反映了古人认识到物质财富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五福”中，“富”与“寿”“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一起，成为一个人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诗经·閟宫》亦提到“俾尔寿而富”，将寿考与富裕都作为对有德之君的称颂之词。富裕不只是个人的目标，同样也是国家的价值目标。《周礼·天官冢宰·大宰》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六典中的“事典”即“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大宰》又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其中“九曰薮，以富得民”。这里体现了古人对人民富裕、国家富裕的追求和向往。
另一方面，“强”本义为“弓有力”，可引申为“强盛”。《礼记·曲礼》曰，“四十曰强”。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疏：“强有二义：一则智虑强，二则气力强也。”
从个人层面看，“强”既表示身体上的强壮，也表示精神上的坚强、德行上的刚毅。如《周易·乾》中提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礼记·学记》也提道，“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从国家层面看，“强”通常指政治和军事领域权力和力量的强大，以及表示国家或事物的强盛和繁荣。我们看到，在早期中国的思想中，虽然“富”和“强”通常都是分开来表述，而且出现的频次不高，但在不同背景中的表述，都鲜明地体现了古人对人民富裕、富足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国家强大和强盛的期盼。
春秋战国时期，追求富强开始成为时代主题。随着周王室的权威逐渐衰落，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权、扩大势力范围而频繁征战。“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韩非子·难一》）。在此背景下，各诸侯国追求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国家的富强，以在纷乱的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春秋时期齐国重要政治家、改革家管仲，将“富”“强”合成一词，并把富强定义为“国富兵强”。《管子·形势解》曰：“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国家的富裕和军队的强大是保证国家安全和威慑敌国的关键。管仲之后，魏国的李悝、越国的范蠡、秦国的商鞅等，围绕国富兵强的目标，实行了重农抑商、均田制、盐铁专卖、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富国举措，同时推行了君主独尊、严刑峻法、军功爵制、民兵制度等一系列强兵政策，使所在的诸侯国不仅增强了经济实力，还加强了军事力量，从而在激烈的争斗中逐渐奠定了霸主的地位。以“国富兵强”“物丰兵利”为主要目标的强国之策，实质上遵循的是远离“王道”的“霸道”之术。这种霸道一是主张唯功利而弃仁义。韩非子就认为：“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韩非子·说疑》）二是导致富国贫民。商鞅就明确强调：“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虽然商鞅在秦国“为田开阡陌封疆”，但他又要求“家不积粟，上藏也”（《商君书·说民》）。韩非子也主张，“欲富而家，先富而国”，“利之所在，民归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在孔子及先秦儒家看来，霸道之策虽然能在短期内使国力强盛起来，但很难给国家带来持久的、真正的富强。其一，“富”固然是人之所欲，但要获取财富，必须遵循正当的途径，“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儒家的政教理想是“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其中正德是基础，如果寻求“富”的道路偏离了“正德”，那就是“害生”的富，并不是儒家要追求的“富”。《论语·述而》载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里所讲的都是反对追求不义的富贵和财富。《论语·子路》载，孔子到卫国，弟子冉有驾车，沿途见到人烟稠密。孔子说：“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教之。”“富之”“教之”的先后顺序就表明了儒家的富民立场：使百姓过上富裕生活极为重要，但须对他们进行礼仪教化。
其二，民富先于国富。国家的“富”要体现为“养民厚生”“藏富于民”，而不是让财富集中到君主和诸侯少数人手中。《孔子家语·贤君》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富民居于为政的优先位置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民富是国富的基础。《论语·颜渊》载，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回答：“盍彻乎？”哀公不解：“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回答：“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在《荀子·富国》中更是指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二是富民是赢得民心从而稳固政权的基石。荀子在《荀子·王制》中区分了王者、霸者、仅存之国、亡国的治国之道，指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做到“王天下”的统治者，莫不都是以先使民富为根本要务。三是富民是社会善治的前提。仓廪实、衣食足，老百姓才能知礼节、荣辱。只有使民富裕，才能使民众遵循礼仪伦理，否则社会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
其三，“富”最终要实现的是共同富裕。天下为公、财富共享是儒家一以贯之的理想追求。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指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在这里提的不是“均贫富”，而是“均无贫”，显然，这里的“均”不是指具体意义上的“平均财产”，而是在抽象意义上谈论公平公正的原则，“无贫”则彰显了共同富裕的基本价值逻辑。荀子更是提出要“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荀子·王制》），最终实现“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荀子·富国》），也即要致力于构建全民共同分享财富并达到社会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
其四，“强”并非指“争于气力”的血气之刚、体力之强，而是指刚毅之勇、仁义之强。《礼记·中庸》记载了“子路问强”的故事。子路向孔子请教何以为强，孔子回答：你问的是南方之强，还是北方之强？所谓南方之强，就是要“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用宽厚温柔的态度教育人，不对蛮横无理的行为进行报复，这是君子之为。而北方之强，即“衽金革，死而不厌”，以兵器甲胄为卧席，哪怕是战死沙场也不遗憾。君子之强，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此“所谓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胜其人欲之私，不能择而守也”。这种“强”才是儒家所追求的强。《孟子·梁惠王上》也提道：“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真正的“强”，立于道而无所依恃，既要有中流砥柱之固、百折不挠的坚韧，又要有以和为贵之量、海纳百川的包容。这种“强”，强而不霸，生而不骄，彰显了自信、自立、自强。
总之，富强思想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内涵不仅仅局限于物质财富和军事力量的表象，更是一个综合性的理想状态，包含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以及文化繁荣。这种富强的理想不仅是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重要思想基础。这些观念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富强作为核心价值观的首要内容，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目标，既指向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也指向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既寻求社会的总体富裕，也寻求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国家综合国力强盛的象征和人民幸福生活的体现。
第一，社会主义的富强是国家强盛与人民富裕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这一重要指示，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国家走向繁荣与强盛，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依靠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成就，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跃上了新的大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国人民在“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富强不仅仅体现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强”，更主要的是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富”，也即是要“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群众对富裕、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实现国家富强和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使14亿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整体上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第二，社会主义的富强是社会总体富裕与人民共同富裕的统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摆脱贫困，实现社会的总体富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不同，社会主义要达到的社会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基于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富强”，必须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
因此，实现共同富裕，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要求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而是要坚持循序渐进，实打实地把一件事一件事办好。
第三，社会主义的富强是人民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与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从而导致物质主义极端盛行、社会贫富急剧分化的“片面的现代化”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人为中心，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全面的现代化”。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不仅要有物质文明的积累，而且要有精神文明的升华，实现谋求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一方面，发展是解决全部问题的基础和前提，要实现富强，必须在物质上强大起来，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要实现富强，也必须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社会主义的富强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放在强国战略中进行一体化部署，系统性谋划，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这些重要论述把教育、科技和人才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首先，教育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建设教育强国，有助于“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其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他反复指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最后，人才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战略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人才支撑。
第五，社会主义的富强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统一。习近平主席指出：“办好中国的事，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着眼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人民为中心，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的幸福。中国的发展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走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谋求自身发展的老路，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不断以自身发展新机遇为世界共同发展提供机遇和动力，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