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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党中央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面对社会经济环境错综复杂的变化，会计制度将在联动机制的驱动下迎来新一轮升级，通过改革和创新焕发新的活力。
一、社会经济发展新机遇与会计制度建设新挑战
（一）社会经济发展新机遇
1.数字技术的强势崛起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数字技术强势崛起，在平台化、网络化的连接下，信息数量激增，信息成本降低，要素流动性大幅提升。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数字技术的潜在动能，提出了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目标，数字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社会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时代（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在数字产业化方面，依托于“大智移云物”技术群，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新产业经济体开始提供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微信、淘宝、支付宝、抖音的出现深刻改变着人们购物、社交、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在产业数字化方面，传统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也在不断加深，智能制造、互联网医疗、慕课教学等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制造方式、产业组织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数据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引发了数据资源入表的需求，促使财政部出台了《企业数据资源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2.国内经济的高质量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要素成本优势和经济后发优势在国际化浪潮中快速发展，但同时也积聚了不少结构性矛盾，比如，过度依赖模仿和技术引进的增长模式导致自主创新缺乏后劲，对自然资源的盲目消耗使得生态环境快速恶化，不平衡的生产力布局导致东西部地区差距加大，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受此影响，我国经济开始由高速增长换挡至中高速增长，党和国家也将经济建设重心由“数量追赶”转为“质量升级”，推动产业变革与技术创新、协调区域发展、打造绿色生态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0）。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3.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
由于传统要素成本在国际分工布局中的重要性日渐式微，市场和技术的可获得性成为新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开始实施“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战略，一些国家甚至出于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考虑，刻意限制多边贸易与资源跨国流动的自由度，逆全球化倾向逐步加深，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质疑甚至战略遏制与日俱增，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摩擦频频发生（王一鸣，2020）。然而，逆全球化回潮并不意味着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国家竞争更趋激烈、全球治理更为复杂与国际开放更高水平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具体而言，在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的驱动作用不断减弱的背景下，全球产业循环分工格局发生系统性调整，我国应借此契机调整经济结构，加强科技创新的引领，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中的国际地位；面临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转变与市场自由的回缩，各国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不断增强，国家主权与国际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提升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监管的能力尤为必要；为加深国际资源整合与创新合作，我国正积极推进由差别性的政策型开放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转换。此外，对资本市场而言，后疫情时期，发达经济体不断采取非正常的量化宽松政策刺激市场流动性，这一外部冲击使得金融安全局势更为复杂，是我国高水平开放过程中不容小觑的问题。
（二）会计制度建设新挑战
为积极应对当前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党和国家积极发挥战略导向作用，布局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将再次对我国会计制度建设提出新的诉求。
在企业层面，现行会计制度大多产生于传统经济背景，会计要素的确认十分讲求经济资源的拥有或控制（存在不确定性）、经济利益流入或流出的可能性（结果不确定性）以及成本或价值能否可靠地计量（计量不确定性）（张俊瑞等，2020），相比于具有更高不确定性的无形资产，当前会计制度更适用于对有形资产的核算。可现在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正快速取代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成为价值创造的关键驱动要素，平台、信息、数据等无形资产日趋重要，零边际成本交易和事项（如共享单车、智能机器人）愈发常见，现行会计制度难以对其进行充分、有效的反映和监督，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江河日下，尤其是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对股票价格的解释力逐年下降（Lev and Zarowin，1999；Gu and Lev，2018；Govindarajan etal.，2018；黄世忠，2020；谢德仁等，2020），由此看来，传统会计制度的桎梏亟须打破。
在政府层面，会计制度是政府开展内部管理与外部治理的有力支撑，是财政体制改革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在内部管理方面，以往会计制度主要基于收付实现制对预算情况予以反映与监督，对政府资产和债务的核算相对薄弱（陈志斌，2014），进而阻碍了政府绩效评价和资产负债管理。2014年，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改革开始落实，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相互协调、相互补充，改善了我国政府层面财务会计缺位的状态，但相较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财务会计才刚刚起步，资产和负债的核算范围有限，财政总预算中不同基础信息间的勾稽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提升政府风险防范能力与运行服务的监管评价效率意义重大。在外部治理方面，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关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碳排放权交易核算的实践已迈开步伐，但由于自然资源的计量十分复杂，其核算范围与可靠性存在较大局限；在科技创新领域，当前会计制度对科研成果的资产属性定位相对严苛，无法全面反映创新成果的转移转化和市场价值创造能力，难以充分激发创新的积极性。因此，传统会计理论在外部治理方面的实践与创新仍需进一步探索。
在资本市场层面，会计制度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信息桥梁，是投资决策、风险防范、市场监管的制度基础。随着公允价值的广泛运用，会计制度的顺周期效应不断增强，会计信息往往难以恰当反映会计主体面临的金融风险。特别是新冠疫情后，为应对实体经济和生产力恢复乏力，全球将长期面临“零利率”和“负利率”时代，而低利率又会助长投机，加大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同时，各国央行也在大幅扩张资产负债表，政府债务激增、通货膨胀飙升、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等一列风险随之增加（陈昌盛等，2020），这些都对会计信息透明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监管层面，资本市场全面开放依赖于会计制度国际趋同与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深度融合。长期以来，欧盟和美国作为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与金融监管协调的发起者，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主导着会计与金融监管的国际规则，中国的影响力相对有限。随着大国摩擦的加剧，如何提升国际惯例的影响力，平衡维护国家主权与承担国际义务是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重点。
二、会计制度建设的未来展望
面临政府、企业和资本市场层面的诉求，会计制度亟须突破现有理论与制度设计的瓶颈，加强会计制度国际协调与国际趋同过程中对我国经济现实的关切，聚焦于扎根中国实践的会计基础理论研究，从而扩展会计制度功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一）理论与规则设计
1.表内确认与计量理念的创新
确认是财务会计的第一道门槛，决定着会计核算的范围。长期以来，会计确认标准十分严苛，尤其是对于无形资产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言，会计确认谨慎，很多无形资产被拒之于报表之外。随着数字技术兴起，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确立日趋重要，而传统的会计确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尽管IASB已适当放松会计确认对不确定性的约束，将计量不确定性和结果不确定性置于计量环节中考虑，但对不确定性的处理仍需改进。基于传统会计要素定义，资产是企业控制的经济资源，其中，控制是指主导经济资源的使用，包括阻止其他方主导该经济资源的使用。然而，数字经济中很多能为企业带来效益的经济资源具有共享性，如平台、信息、数据等，其使用很难由唯一会计主体主导，这些具有价值的资源便很难在会计报表中反映。以往，随着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以及合营安排、特殊目的主体等出现，资产的定义由强调拥有转变为强调控制，如今，面临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会计要素定义更应关注资源的使用和获取。
在计量方面，金融工具、自然资源、数字技术与传统资产有很大不同，比如，金融工具价格的形成机制复杂，波动十分频繁，特别是在市场过热或萧条时，其增减会助长市场做多或做空的力量，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自然资源的经济内涵复杂，不仅有交易价值，还有生态和文化价值，其估值难度较大，且难以完全基于货币单位计量；数字平台依靠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其价值不会因其使用而发生损耗，相反还会随着使用量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呈现零边际成本的特征。对于这些资源，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与价值摊销方法并不适用，会计计量需要更多采用现行价值，或引入新的估值技术和其他计量单位。然而，这一变化势必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验证性，增大管理层自由裁量和盈余操纵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追求真实、可靠的传统会计思想。近年来，会计制度中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当前会计计量面临的冲击本质上都源于这些矛盾，考虑其他综合收益可调和这些矛盾（苏洋等，2020），其未来将承载更广泛和丰富的信息含量。
2.表外披露的扩充
在财务报告体系中，表外披露是表内列示的补充，报表附注不仅涉及确认与计量的关键解释，还包含财务报表所不能覆盖的相关信息，未来报表附注的信息含量将进一步增加。具体而言，首先，基于经济资源的多样性和商业模式的复杂性，会计确认更加广泛，计量难度逐渐增加，报表附注将增添更多有关估值方法、输入值来源的说明。其次，会计的确认和计量并不能涵盖所有的经济资源，为避免遗漏企业研发、政府预算与债务状况、自然资源、金融风险等重要且难以量化的信息，表外披露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最后，与传统经济不同，数字技术的创新与迭代更加迅猛，企业面临的环境变化更为频繁，为了提供及时、前瞻性的信息，自愿披露也成为管理层对外释放这些信息的重要渠道。值得注意的是，表外信息不受审计约束，容易引发信息超载，从而造成会计信息质量隐患，这也对会计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基于事项法的财务报告重构
会计报告有事项法（event approach）和价值法（value approach）两种思想，前者主张只提供事项的原始数据，让使用者根据决策需要自行加工信息，所有使用者被同等对待，而后者则假设使用者的需求确切可知，财务报告直接为其决策模型提供最优的输入值（Sorter，1969）。一直以来，会计准则制定更多偏向于投资者的决策需求，财务报告以价值法为主流。然而，数字经济的到来为事项法与数字技术结合重构财务报告模式提供了可能。
以往，报告主体是基于法律产权视角界定的，会计期间是按年度划分的，而这些边界却在新经济环境下日益模糊。对于报告主体而言，各类商业资源和主体在数字经济下被网络化连接，企业之间的资源整合更加自由，业务调整更加频繁（戚聿东和肖旭，2020；刘洋等，2020）。于是，会计主体不再局限于企业、合营安排和集团，开始向供应链、价值链和生态网络延伸。对于会计期间而言，企业的信息化、智能化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交易平台、业务系统可以通过云计算实现即时核算、结算和支付，财务报告也可由此打破会计期间的束缚，向实时化演进（张为国和王文京，2019；黄世忠等，2020）。不仅如此，传统的财务报告是通用目的的，被圈闭在不同使用者信息诉求的权衡之中，而数字化的信息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快速汇总、加工相关信息，财务报告也将由此变得更加丰富、精准。总而言之，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财务报告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重构已有的模式，根据不同主体、不同目的实时汇总、加工出不同信息的做法合乎事项法的思想，政府预算管理、债务管理、环境治理等多元实时财务报表指日可待。
（二）立足国情的会计制度协调与会计基础理论研究
1.会计制度的国际深度协调
21世纪以来，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经济，在国际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提高的同时，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也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实现了实质性趋同。随着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提升，中国在IASB各级组织和准则制定过程的参与度与影响力逐步提高（张为国，2020）。但是，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与实施与IFRS相比仍较为滞后、被动，在很大程度上与IFRS亦步亦趋，缺乏创新引领与对我国特殊问题的充分关切。基于经济后果观，会计制度对企业、政府、市场甚至国家发展的影响不容小觑，因而，中国会计制度的国际协调既要承担必要的大国责任，保障规制内在和谐、一致，又要关注我国经济发展的切身利益，维护国家主权。在未来，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特别是“一带一路”区域的经济发展，中国将扮演更重要的国际角色，亟须进一步扩展参与会计制度国际协调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推动我国在经济、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发展。
2.扎根祖国大地的会计理论研究
会计制度的讨论、制定与实践评价离不开会计理论研究的支撑。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会计学术界积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研究成果和经验，在科研评价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快速融入国际主流。近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会计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其国际学术影响力迅速攀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很多研究为迎合国际期刊的偏好，存在偏离中国经济管理实践的现象，大量研究成果很难用于形成和指导我国会计制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为此，随着我国科研能力的提升，我们有能力也有必要由学术跟跑向创新引领转变，特别是我国当前面临着数字技术冲击、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国际格局变化，会计学者更应基于中国的立场和实践，将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积极推动中国会计制度建设。
百年实践变迁表明，每一次会计制度的变革都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会计制度在自身改革的同时也肩负着推进经济发展的重任，这种联动机制构成了会计制度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框架。无论是服务政府财政经济，还是满足现代企业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需求，我国会计制度自始至终从未游离于国家战略部署之外，并作为治国谋略的重要着力点，坚定地成为保障国家宏观政策实施、维护市场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抓手，这也正是我国会计制度建设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色和价值所在。站在新纪元的起点，中国会计制度凝结了几代会计工作者的智慧和经验，这一宝贵的财富也构筑了走向未来的基石与底蕴。进入新时代，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当前大部分问题还有待寻求答案，会计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会计制度将注入新的含义与活力，一如既往地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建设性作用，会计制度建设的新百年征程正在扬帆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