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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太原学院终身教授，赵梅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代表性画家之一，从教从艺80载，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以及“优秀人民艺术家”称号。先生的长子赵紫峰提到，先生一生最骄傲的事是成为一名教师。先生特别感谢党给了他这样一个岗位，让他有机会在逆境中，扬帆起航，育桃李满天下，实现自己的梦想。
从1942年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的山西第三儿童教养院当图画教员开始，先生便开启了自己钟爱一生的执教生活。教养院位于虎啸沟，沟的东西两侧有百余孔黄土窑洞，儿童教养院和山西科学馆占用了20余孔，其余则为山西大学所用，修葺整理之后用作校舍。就近的便利条件使得先生与山西大学的师生有了频繁的联系。1943年，教学之余，先生受邀为山西大学文学报社《笔垒》文艺副刊绘制插图、报头（图5）。报头中心画面是一支钢笔笔尖，以笔尖为中心发出的光晕，象征着以笔作枪，用文字的力量唤醒民众、坚持抗战、奋勇杀敌。
同年，西安大雁塔举办“赵望云画展”。赵望云先生声名赫赫，是长安画派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之一，曾任全国美协西安分会的主席。先生激动不已，前去观摩。从此，一方绘画的新天地在他眼前打开，对艺术的懵懂热爱蜕变成毕生追求的梦想。他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无时无刻不在揣摩赵望云的画作，并由此确定了自己追求的艺术高度。1945年，抗战胜利，在中共地下党员刘正言指导下，先生带领学生进行抗日墙报绘画比赛。
从1949年1月起，先生就积极投身于革命工作，帮助焦世雄等地下党员刻印蜡版和书写标语。7月，陕西宝鸡全城解放，宝鸡县委副书记焦世雄抽调先生担任宣传部干部。下乡演出、土地改革宣传，先生不知疲倦，乐在其中。在陕西宝鸡虢镇城门楼上，他不顾自身安危爬到十多米高的梯子上书写“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大型标语（图6），把自己的一腔热忱献给了历经战乱浴火重生的国家，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
1950年，先生请假回闻喜“告状”，请求闻喜县人民政府严惩杀母凶手。他在太原遇到了启蒙恩师、时任省财政厅副厅长的老共产党人张雪霞。知悉他的经历后，张雪霞希望先生能留在太原，到新成立的山西省干部子弟学校当美术教师并兼任美术教研组长。先生深深热爱教师这一职业，便欣然接受邀请再次当上了教师——为新中国培养人才。这也成为先生终其一生的追求。
“做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画家”，是先生孜孜不倦、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从16岁在儿童教养院做教员开始，先生先后任教于小学、初中和师范学校，一直躬耕于教育事业。深感自身绘画技能有待进一步提高，先生开始强化基本功练习，着手学习油画静物技法，课余时间到花园写生、闲暇时间买鲜花临摹。尽管当时先生的漫画作品已常见诸《人民日报》等报刊，盛名在外，但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画艺，还是在29岁时考取西北人民艺术学院。然而太原市文教部领导怜惜人才，以“美术教师短缺，工作需要”为由劝阻先生留下。先生虽知机会难得，但更懂教书育人的重要，毅然放弃了这个学习机会，从此，先生的最高学历定格在了“小学文化”这个门槛上。尽管大学梦未圆，但他相信勤能补拙，坚持弥补自身不足，步步超越自我，不断走向高峰，进入了厚积薄发的中年。
国家各级各类报刊相继发表先生的作品，先生的名声随之日益扩大，邀约也纷至沓来。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邀请先生每半年画一本连环画；《山西教育》杂志创刊，约请先生设计封面；省政府召开劳模会，请先生画巨幅宣传画……这一切都为先生的教学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然而当先生沉浸在梦想之中，教书育人、不断提升画艺时，却忽视了当时的大环境，日渐顺遂的人生之路意想不到地跌入了低谷。
1958年8月，先生从晋祠写生回来，未参加全校大会，未曾想因当时的政治环境而被牵涉。随即他的教学工作被停止，此后不断被批斗，入党积极分子资格被取消，加入中国美协的资格也被取消，同时也殃及家人，先生的妻子冀雅翘女士被迫退职。最终先生被发配到东山煤矿改造，他的人生又一次跌入黑暗的深渊，夫妻二人被迫离开了深爱的教育事业。
逆境中先生矢志不渝、坚守本心，一路磨砺前行。1959年，恰逢建国十周年，为此省委、省政府召开庆祝大会，需要在太原市五一广场画巨幅毛主席画像。时任省委书记陶鲁笳查看画像时，发现色彩不对。此时距离国庆仅剩两天，时间紧迫，任务艰巨，陶鲁笳想到了先生，却得知先生正在接受改造。陶鲁笳顶住压力，让时任省美协主席苏光急召先生回来画像。
先生不负众望，两天时间便以自己坚实的绘画功底出色地完成了省委交给的任务。之后，先生被借调到省军区准备建国十周年成就展。先生的绘画才能使这些政治任务得以圆满完成，也使他再次回归到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中，他先后被安排到太原师专进修部和太原市六中当美术教师。先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潜下心来，继续写生并为工作单位画各类宣传画，其间时有作品发表。
然而，人生坎坷，先生执着的性格让他又一次陷入困境。1966年，在太原市二十二中任美术教师的先生又一次住进了“牛棚”，在此期间只能从事简单枯燥的体力劳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先生不想耗费光阴，以抄写毛主席著作为由，偷偷带进一本《张迁碑》，挤出时间，在地下室用百米废晒图纸，一边抄写毛主席著作，一边潜心临帖钻研书法，由此奠定了他的书法功底，使他在绘画外又多了一项艺术技能。这种逆境中乐观豁达不断进取的精神，使先生面临生活的磨难时能坦然处之，也使他的艺术水平不断精进。
回首这段岁月，先生感慨地说：“这最动荡的十年，是我的黄金十年，是为我艺术奠基的十年。没有这十年，很难说我现在所具备的写意功夫是什么样子。”不平凡的追求，造就不平凡的人生，早年的坎坷经历使先生能够时刻以平常心对待人生，有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也有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逆境中先生初心不改，在教育事业的征程中栉风沐雨，并持守坚强，一路前行。
2012年，《山西档案》的编辑在采访先生时感慨道，先生20年间，历经磨难，于情于理，有一些激愤与逆反也实为自然，但是，先生却丝毫没有，无论其人其作，都看不出一分半点的愤慨之气。在如今喧哗热闹的时代，这样淡泊宁静的心态似乎有些矫情造作，故作高深。但是，如果我们能安静地坐下来，真诚地聆听先生的人生教诲与从教从艺心得，便会觉得他正是这样的人，单纯得近乎透明，没有半点心机，即便曾经经历种种打压与苦难，也激发不出半点逆反之气，而是那样地平和纯粹，心如赤子。
一个艺术家，唯有荡涤胸中渣滓，洗尽世上铅华，方能忘怀得失，宠辱不惊，把诸般技术之巧拙抛置脑后，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四肢形骸，才能真正做到眼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下笔无非天然生机、大造氤氲，放笔如在眼前，下笔即在腕底，“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这种“如灯取影”的境界，在艺术上只有大手笔方可得其仿佛。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