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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资本积累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而全球化的发展又推动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全新构建与价值观的重新塑造。在全球化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吸取了他国教训与历史经验，正在以新的方式参与并逐渐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全球化”的缘起与发展
回顾西方文明发展的历程，在全球性的紧密交往开始之前，西方人对于“世界”的概念就开始有了认知。西方人对世界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对于神学和宗教的探讨，而后又转向自然的人类社会并且逐渐拓展到政治经济关系层面的世界秩序。古希腊时期，受到狭小城邦地理范围的影响，古希腊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大多局限在自然和神学层面对于宇宙和自然法则的想象。古希腊神话中所构建的层级分明的神祇谱系，充分反映出城邦时代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即整个世界都掌握在宇宙和神的秩序与法则之中。《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正义作为宇宙的普遍准则，既规定着神的秩序，也规定着人类的秩序。工商业的发展和日益频繁的对外交往打开了古希腊人重新认知世界的大门。智者运动之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哲学家将世界治理的主体从“宇宙”“神”“自然法则”等超乎人上的元素转到了人类自身，希望通过阐发构建人类最高美德——“善”，在混乱的世界中构建正义与和平的世界秩序。公元前4世纪，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宣称“我是世界公民”。同时期的斯多葛学派也表现出对自然法的追求和世界主义情怀，体现出对相同人性的发现以及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进入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宗教与世俗的持续斗争产生了近代的曙光，欧洲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构想逐渐转移到了现实政治经济秩序上来。14世纪初，但丁在《论世界帝国》中提到，世界历史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他注意到世界疆域的辽阔属性，希望通过构建“一统天下的尘世政体或囊括四海的帝国”
保证国家的统一和世界和平。虽然早期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多囿于地中海沿岸一隅，但是他们对于世界主义的憧憬和世界秩序的构想，却在现实中不断历史地推动着人类世界的交往。
对于“全球化”的缘起，学术界有“地理大发现说”“工业革命说”“世界大战说”等不同解释。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是世界各国各地之间的商贸往来。商品的长途贩运和旅人的长途旅行编织着古代世界的交往和联系网络。尤其是黄河文明、恒河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在商贸往来中的相互碰撞和融合，更是深刻影响着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东西方贸易通道，古丝绸之路发展的动因在于与西方的商贸往来。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世界轮廓渐趋清晰，给西欧商人们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和幻想。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使得追求财富、“商业本位”的重商主义在欧洲兴起。重商主义者渴望通过对外贸易并且保持贸易顺差，使更多的货币回流本国，积累财富。
全球化之初，各国通过建立在生产优势和资源禀赋基础上的国际分工，逐渐融入全球化贸易的网络当中，成为全球体系的重要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庞大的世界市场中，商品生产、销售、服务、交换的国际化已然基本实现，世界经济更加密不可分。
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密切，全球化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和拓展。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全球化的四个维度：世界资本主义、全球性劳动分工、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军事秩序。这使“全球化”的概念超越了经济和贸易的维度，“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得到强化。
不容忽视的是，全球化面临着全球经济的两极分化、全球生态的威胁、全球极权主义的存在以及全球性战争等诸多新风险。全球化不仅代表全球贸易，更包含着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安全、气候等多方面的全球性联系，包含着更普遍的文化交流与碰撞、更自由的贸易体系以及更深度的国际合作。
2.技术创新与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发展
马克思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
“全球化”促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促成这一转变的正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资本固有的扩张本性。
一方面，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为全球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全球性的分工和生产成为可能。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发明的火车、轮船、汽车等交通工具以及电报、电话等通信工具，历史性地推动着全球交通和通信的发展。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高速铁路、航空、海运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迅速发展和改良，使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紧密。遍布五大洲的国际海运航线、总里程超过120万公里的全球铁路网、诸多国家的高速铁路系统建设、海底隧道和大陆桥的建设，沟通了世界重要的港口和城市，极大增加了国际贸易的运输规模，降低了国际商品的运输成本，缩短了运输时间。同时，全球范围快速发展的互联网络和移动通信帮助人类克服了时间、空间的障碍，及时地进行信息交互，不断拓展全球信息的传播疆界，成为推动世界发展和联系的重要力量。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革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世界各地互联互通的基础，逐渐相连的全球交通网和不断加速的全球信息网，正紧密地串联着世界各地的各个角落，连接着每一个人。
另一方面，资本积累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正如阿瑞吉和王宇洁所提到的
，500多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是一个体系不断扩张的过程。这个体系的扩张并非空间地理的开拓，而更多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贸易与金融扩张，使得中心地区的实力向边远地区不断渗透，进一步扩大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网络。为了实现资本扩张，各国基于各自的技术优势和要素禀赋，大量开展国际贸易，希望从国际贸易顺差中进行资本的累积。这就促使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的创立和跨国直接投资的产生，密切了全球的经济联系。资本的扩张推动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形成，让全球资本的快速积累有了牢固的基础，还形成了庞大的全球资本流动循环。但也因资本的流动大、流速快，全球金融体系长期处于十分不稳定的无序状态，加深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伴随着西方国家资本积累而来的，还有逐渐失衡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不断扩大的国家间贫富差距。
此外，全球性的劳动分工是现代世界体系运行的重要机制，然而与劳动分工相伴而生的，并非理想中的全球共同发展和富裕，而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这种状态下的世界体系特征被称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这一世界体系实际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
。拥有强大国家机器、掌握先进技术、控制贸易和金融市场的“中心国家”，利用“边缘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与商品市场，从事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和销售；而“边缘国家”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初级生产，受到中心国家的支配。长期的劳动分工和不平等交换因为获利不同而不断使不同地区和不同阶级间的经济差距、劳工收益拉大，造成国际贸易体系的恶性循环。除了分工和不平等交换，“中心-边缘”结构中还存在着“融入”和“边缘化”的机制，这也恰好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本能。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不断“融入”体系之内，而世界体系也在不断使新的国家“边缘化”。并且这个“融入”和“边缘化”的过程，经常是在“中心国家”霸权的干涉和强制下进行的。
二战以后，广大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然而在经济上却仍长期受制和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国际生产体系的外围、全球产业链的底端，受到剥削和控制。究其原因，全球性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带来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难辞其咎。不发达国家的贫穷落后，并非因为其自身资源禀赋的缺陷，而是因为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使欠发达国家的生产剩余受到了中心国家的挤占和攫取，外来的破坏性的竞争也摧毁了欠发达国家幼稚的民族工业。这种依附关系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全球化发展的初期。早在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欧洲国家长期使用武力在海外开拓殖民地，还通过“三角贸易”大量从殖民地获取原材料和黄金，之后又向殖民地倾销商品牟取暴利，这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殖民地的生产增长，推动其融入世界市场，但使得殖民地经济发展长期依附于宗主国。进入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后，国际分工的开展深刻影响了殖民地的生产方式，其匮乏的经济资源和发展仍然使其在逐步完善和扩大的国际分工中处于劣势和被支配地位，其生产始终被局限在低端产品上，这也加剧了殖民地的不发达程度。虽然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相继独立，但由于经济基础脆弱，其自身很难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只能依附于发达国家并延续被剥削状态。同时，发展中国家往往还会陷入“贫困陷阱”之中。
由此，在“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中，边缘国家往往由于“贫困陷阱”而陷入低收入和贫困的累积性恶性循环之中，难以凭借自身力量在现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下得到应有的发展，从而造成“贫国恒贫，富国恒富”的局面，导致失衡发展的世界体系结构固化。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里，中国被迫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众多国际组织，成为世界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社会的内在部分。但西方国家在全球贸易、金融、气候治理、安全等诸多领域的规则制定和管理上，掌握着极大的优势和主导权，中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仍处于“边缘”地区。
全球化发展至今，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全球化并没有导致民族国家的消亡和终结，也并未产生世界国家或者全球政府等。纵观现今世界格局，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舞台上最主要的行为体，保留着对国家权力和主权的强烈诉求。国际法、各类国际规则和各类国际组织都是由西方主导的、建立在主权和国家边界的基础之上的、旨在维护各自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具有“排他性”的产物。由此，现存世界体系中各国对排他利益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国家间发展的巨大失衡，滋生了霸权主义乃至帝国主义，导致国家间竞争、冲突乃至战争。
中国的发展及以此为基础在联合国、G20、WTO、全球气候谈判等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秩序的变革，为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历史内涵。但这并非西方国家所指的中国要重回世界体系的中心，重新掌握支配权和控制权。相反，中国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打破“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发展格局，构建共有、共享的世界体系与“天下秩序”，是中国方案的“世界智慧”和“天下情怀”。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众多发展倡议，沟通中国智慧与世界智慧，连接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与世界人民共同开启全球合作新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