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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相互之间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进而形成经济各方面逐渐趋向一体化的“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是一个深刻演进的历史过程，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实现的方式和程度也具有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从其发展的动因上看，就其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而言，在于不断深化的产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就其生产关系演进的制度背景而言，在于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的扩展；就其实现的体制方式而言，主要在于市场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深化。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了人类经济发展历史进入世界经济的新阶段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从15世纪初地中海沿岸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到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及海外殖民，资本主义贸易中心从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沿岸，形成了潜在的世界市场和全球化可能；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文明历史进程中的统治地位，到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第二次产业革命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并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主导下的国际经济格局；从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并通过资本输出以殖民地或附属国的方式把广大落后国家统一于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结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形成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20世纪50年代之后形成经济一体化的全球经济高潮，到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世界性新潮流，直至进入21世纪后在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全球网络化、经济区域化等各方面深入进展的推动下，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不平衡问题、环境资源问题等挑战不断加剧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成为历史性的不断深化的趋势，同时也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不断对全球化提出更为深刻的要求。
就制度演进而言，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资本主义经济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化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因而其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是促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有效流动和合理配置，从而全面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和分工的水平，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二是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激化，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私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更加尖锐，运动空间更为广泛，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以及发展的不可持续等多方面的矛盾冲突。因此，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历史，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的方式主导的，其不仅处于制定规则和秩序的中心地位，而且通过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置于从属地位的方式，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增进必须是在能够首先满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最大化前提下才有可能，这一进程必然是加剧利益冲突、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的矛盾深化过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化在全球深化的重要体现，因此必然是市场经济盲目自发竞争和矛盾加深，进而经济危机演变为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过程。
殖民主义和冷战时代结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更为迅猛。一方面是更为迅速的科技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新的技术和产业基础；另一方面是更为广泛的市场化，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为要素配置在全球范围的自由竞争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条件。此外，跨国公司的空前发展，从微观层面的要素流动上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更为坚实的企业制度基础；国际机构中多边组织（如WTO等）的发展，从宏观层面的国际经济联系机制上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更为自由的世界经济秩序条件。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经济迅速成长并正在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突出特点，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成为推动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经济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进而，在新时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全球治理赤字，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承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进一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举措。
2.治理赤字与全球治理新理念
总结以往的国际关系历史，特别是自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各国政治经济关系在开始构成世界性联系的同时，不同时期总会形成一个居领导地位的大国，在处理国际关系、确立国际规则、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世界秩序等方面起主导作用，甚至在价值观上也居主流地位。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开篇就说：“仿佛是根据某种自然法则，每一个世纪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智识与道德动力的强国，依其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
诸如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以来的美国等都拥有相应时代的国际主导地位。西方学者莫德尔斯基将其概括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又称“领导权周期论”），他发现了大体以一个世纪为间隔的长周期，每个周期又分为若干阶段：领导者大国的崛起阶段；领导国地位被世界承认阶段；世界领导国遭遇新崛起强国挑战阶段；挑战者失败，原有领导国的合作者上升为新的领导阶段。
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在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需要一个领导者；领导国的地位是周期性循环变化的，周期为100~200年；领导地位的更替是通过全球性战争实现的，虽然战争的结果均是挑战者失败，但原有领导者也不再成为领导者，而是原有领导者的合作者取代其领导地位。
后来人们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包含类似的含义。伴随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崛起，能否打破这种“周期”，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马克思强调，共同体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前提，人类未来理想社会需要构建“真正共同体”，使个人不再沦为孤立的原子式个体，在共同劳动中摆脱异己力量的支配，从而在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获得自由与全面发展。世界各地、各国之间的交往呈现着由相互孤立、隔绝到彼此交流、不断融合的发展脉络。然而，在西方的主流理论中，国与国之间都是为了争取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导致以主权国家为基石的国际体系所隐含的强权政治逻辑，与现代技术和资本发展所需的全球合作之间产生了巨大冲突，从而使得世界出现了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等问题。随着技术革新与资本扩张，各地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同时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增多，国际秩序陷入了霍布斯意义上的“丛林假说”。各国之间利益、安全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的激化，最终导致了欧洲此起彼伏的混战。为了修正“丛林假说”背后野蛮争夺的失序倾向，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家在对历史和现实的研究中，以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理论为基石，构建了相应的延伸性体系，尝试将“自然社会”
中“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转化为有规则的“市场”争夺，为理解和指导现实国际问题作出了积极努力。以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起点，一个以正式邦交形式和以召开国际会议为互动模式的国际关系体系不断演进，形成现代政治格局的雏形。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崛起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关系中的最大变量。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在和平发展中与世界各国命运休戚与共，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应运而生。在全球化时代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需要深入理解和进一步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和辩证唯物史观，以辩证的思维方式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中复杂的矛盾关系。中国正尝试改变零和对抗的博弈逻辑，从传统中国“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中汲取智慧，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新的公平与发展理念。
“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抓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唤起了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
当代世界经济的运行，逐渐超越了传统的“中心-外围”
模式，正逐渐转变为以中国为中介、联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环流”
体系。在这个体系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大区域治理平台，为世界各国创造发展机遇。世界各国共建“一带一路”，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发展，以开放的精神建构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推进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