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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在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李强总理在2023年全国两会之后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重申，我们还是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深化改革开放中不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中央为什么一再强调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呢？我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
1.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经过改革的艰难探索后得出的认识
首先，有必要对一般意义上的改革和我们所说的市场化改革作一个区分。从一般意义上说，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进一步破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上的障碍，为解放生产力开辟道路，这就是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发展无止境、改革无止境，改革永远在路上。应该讲，改革也可能是人类社会古今中外都有的一个永恒的话题，而我们现在讲的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所确立的市场化的改革，专指的是破除计划体制的束缚，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所进行的改革。这个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来搞的市场化改革，到2024年已经32年了。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任务。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6年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也是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探索创新，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这一过程中最大的一个创新成果。长期以来，西方的学者或者政治家把市场经济看作与社会主义不可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但是20世纪在中国改革发端的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一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还坚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突破，包括近些年还有些专家认为这就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开端，因为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初级形式。但实际上，如果看一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原文，上面明确写的是，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前面不但加了“有计划的”这几个字，而且还讲，前提就是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说明党内对于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一直是有激烈的争论的。
所以说，在改革的前十几年，随着改革不断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改革的目标模式也在不断调整，但市场经济还始终是一个禁区。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模式的确立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纪元。
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一大发明，也是中国改革经过艰难探索和实践取得的一个伟大成果。对于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化改革，国内外确实有很多不解和疑惑。我记得很清楚，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国际上当时也有不同的看法。1993年，国家体改委举办北京高层论坛，请了国外的一些政要和刚刚退下来的政要，包括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毕业于牛津大学，我当时也刚刚从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回来不久，所以论坛主办方就让我一直陪同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一路在问：你们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见到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时也问了这个问题。江泽民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当翻译人员把这句话翻译给撒切尔夫人听后，她还是不太明白，但她不好意思再追问了。当天晚宴时，她又向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问了同样的问题。我还专门向李铁映报告，说这个问题，撒切尔夫人上午已经问过总书记了，李铁映就笑了，他说：“这个问题我这样回答，你们西方人吃饭用的是刀叉，我们中国人吃饭用的是筷子。现在我们右边放了刀叉，左边放了筷子，吃饭的时候吃牛排我们可以用刀叉，吃面条我们可以用筷子，用什么吃饭更方便，我们就用什么样的餐具。市场经济，我们不把它作为一个和社会性质相联系的模式，它可以和资本主义相结合，当然也可以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社会主义条件下完全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这么讲了以后，我觉得撒切尔夫人可能听明白了，后来就没有再问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当年经过探索所确立的目标模式，这是我们当前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向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党的文件所确立的改革模式。
2.市场化改革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从经济方面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严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政治、经济、安全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持续上升。除了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目前还基本无解，地缘政治冲突威胁加剧之外，2023年世界经济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包括2023年年初瑞士瑞信银行、美国硅谷银行的破产暴雷，加大了国际银行金融系统的危机和风险，以及美国2022年3月以来前后11次疯狂加息，它的溢出效应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很大冲击。应该讲，全球化进程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新冷战的威胁不断浮现，特别是近年来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有向“全面脱钩”对抗的方向演变的风险，这也引起了全球的焦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此专门提出：中美目前的“脱钩断链”、对抗的趋势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IMF在2023年7月25日发布了关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认为受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的拖累，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再降到3%左右，低于2021年的6.3%和2022年的3.5%，这主要还是由于俄乌冲突在继续加深、疫情的影响，以及高利率所导致的货币政策收紧，全球经济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但是，目前美国与中国之间紧张的对抗状态，确实对我国经济和国际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2022年10月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把中国描绘为对现有国际秩序既有重塑意图又在经济、外交、军事、科技等方面具有挑战能力的对手，这已经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在2023年召开的G7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进一步统一了步调，虽然表面上说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或者新冷战，把与中国脱钩改为去风险化，但是，它们明确提出，中国是它们共同的长期的战略性最大挑战，实际上“脱钩断链”已经由美国对中国单挑变成组成了一个价值联盟，集体与我国“脱钩断链”。2023年拜登又签署了对外投资限制的行政令，严格限制半导体、量子信息、AI技术等对华投资。当然还有美国等西方国家联手围堵遏制中国，插手台湾问题、涉疆涉藏问题、南海问题等等，可以说当前是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最严峻、最复杂的时期。
从国内形势看，2021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持续走弱，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未消退。改革开放前4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4%的增长速度，2010年是10.3%，是最后一次超过两位数的增长。但是从2011年9.2%的增长到2019年的回落到6.1%，基本上平均每年回落0.5个百分点，一路下行。三年的疫情，我国GDP平均增长了4.5%，但2022年只有3.0%。根据2022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2023年年初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拼经济、稳增长、扩内需、拉投资，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达到4.5%，比2022年第四季度提高了2.2个百分点；第二季度增速是6.3%，略低于预期，上半年总的增速是5.5%，应该说从当时来看，国民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比较明显，开局还是良好的，但是从第二季度的6月开始，我们过去讲的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都开始进一步地下行。原来期待第三、四季度国民经济可能恢复到常态性的增长，但是从6—7月的数据来看，2023年下半年确实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困难和挑战。
从传统的“三驾马车”来看，2023年上半年投资仅同比增长了3.8%，7月进一步下降为3.4%，其中民间投资同比下降了0.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8.2%，但是6月仅仅增长了3.1%，7月进一步下降为2.5%，CPI也同时回落到了-0.3%。从外贸来看，2023年上半年仅仅增长了2.1%，其中6月同比下降了6.0%，7月进一步下降到-8.3%，其中出口下降了-9.2%，进口下降了-6.9%。以美元计价，6月出口下降了12.3%，7月下降了14.5%。所以，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经济回升复苏、持续恢复发展的基础很不稳固，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存在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刚才讲到的“三驾马车”问题，反映了我国内需外需仍然不足。国内面临着通缩的压力，外贸出口连续下降反映的是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需求明显减弱，也反映了西方国家对华的遏制、“脱钩断链”也产生了一定的后果。另外，我们国内还有一些问题，比如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债务上升、风险加重，特别是内生动力不强，民营经济的信心没有恢复，年轻人失业比较严重。2023年第一季度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速，这也是长期以来没有过的。所以，现在刺激消费，居民说我们不是有钱需要刺激才提高消费，我们现在是没有钱来消费，因此直接造成了居民的最终消费低迷不振。
面临着这么多的国际国内的问题和挑战，很多专家感叹，当今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党的二十大确定的方针路线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确定性，这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不动摇。中央一再要求，要坚持战略定力，坚定地做好自己的事。这里说的自己的事主要是讲两条：一是发展，二是市场化的改革。做好自己的事情，是中国传统上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孙子兵法》里有一段很经典的话“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意思是两军对垒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敌人犯错误。“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意味着自己的事情办好了，自己就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是敌人犯了错误，我们就可以战胜他。历史经验无数次地告诉我们，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总之，面对严峻复杂、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面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经济下行的这种巨大压力，短期内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宏观政策来扩内需、促投资、刺激消费、稳定就业，包括采取一些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总量和结构性的、更加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最根本的，从中长期来看，要解决目前中国的这种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必须要通过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来的，其中的核心要旨，一是要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途径，二是要以改善民生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靠的是创新，一般人误以为就是科技创新，实际上创新理论的定义是生产要素、配置形式与结构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所以，市场化改革就是最大的创新。从理论上讲，市场化改革可以为高质量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中央也一再明确提出，同时也有一些实践上的例子，我在这里讲两个例子。
（1）王小鲁、樊纲定期发布《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长期支持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这项研究已经进行了23年，先后发布了9份报告。报告从五个方面选取了17项指标进行长期、持续、客观的跟踪和评价，这17项指标没有一个讲经济增长了多少、财政增长了多少、人均GDP有多少，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商品市场的完善、要素市场的完善、非公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等五个方面的17项指标。这个分析报告引起了理论界、学术界很大的关注，很多经济学家用这个报告来分析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展。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也长期使用这个报告的数据，他发现，各省份指数的分析虽然没有用到经济方面的统计指标，但是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排名与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排名是高度相关的，而且是正相关的。我也从他的角度反复地进行了比较，觉得他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2）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从理论上讲，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扣除了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后，剩余的因素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一般是指科技创新或广义技术进步这方面的因素。但是周教授研究发现，不论是国际上的案例，还是中国改革以来的情况，广义技术进步基本上是一个常量，每年对GDP的增长贡献平均在1个百分点，而中国改革以来经济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发展，其中有3.49个百分点是与全要素生产率有关的。在排除了广义技术进步这1个百分点以后，还有2.49个百分点得益于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化改革所释放出来的被旧体制禁锢的发展潜力。换个说法就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40多年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占36.7%，其中改革所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贡献占26.18%，就是四分之一以上。
当前我们要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想，除了宏观政策、结构调整、产业政策之外，必须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当然，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结论，有各种计算方法，可谓见仁见智。但是周教授的研究用数据证明，市场化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或者是下一步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3.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任务远未完成
总体来说，市场化改革的任务是改计划经济、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是资源配置方式根本不同：政府为主来配置资源，就是计划经济；市场为主来配置资源，就是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46年，市场化改革就搞了32年。2002年党的十六大宣布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距离高水平的成熟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差距，以致有人发问：中国的计划经济从1953年确立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搞了25年，但是为什么改计划经济改了40多年还没有改成？
如何评估当前市场化改革所取得的进展呢？
我想起一个很有趣的例子。2011年我在国家发改委分管改革工作的时候，按照中央的要求，要对当时的改革进程进行全面的总结，同时为新一轮改革制定规划。当时也请了一些西方专家到中国做咨询，其中有一个著名专家就是哈佛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他当时全程参与了我们的专家咨询活动。我用了差不多3个半天给他们介绍了中国改革，又看了一些项目，最后请专家们对目前中国的改革进行评价或提出建议。很多西方专家都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称赞有加，最后我们请迈克尔·斯宾塞教授来讲一讲，他说，当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是一个重大的发明，根据他们这次来看到的情况，我们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像一个大厦一样已经都建立起来了，远处看是一个很宏伟的大厦，但不能近看，因为近看就会发现一些问题，比如门窗够不够、安装的地方是不是合适。这里他实际上讲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问题。另外，他还说，一个大厦内部应该还有动力系统、循环系统、信息系统、安全系统、生态系统等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厦里很多系统和机制还不完备，特别是他提出了关于竞争的问题，因为从国际上来看，竞争政策是一个通行的基础性的政策，但是当时中国对于竞争政策重要性的认识还相对不够。他当时讲的判断，我们觉得很重要，我也根据整个活动的情况，最后写了报告向中央作了汇报，后来我还向中央政治局作过一次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题报告。
后来在党的十八大包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的时候也明确地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市场体系仍不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有限等。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
过去的10年，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打响改革攻坚战，加快改革的顶层设计，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各领域的基础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但是距离建成一个成熟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的差距，重点领域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例如市场体系仍然不够完善，特别是要素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还存在着大量的市场分割和多轨运行的情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还难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过多，一些行政垄断、市场壁垒、地区分割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全国市场的统一；民营经济公平竞争的地位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歧视、怀疑甚至黑化民营经济的现象屡有发生，极大影响了民营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也弱化了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近年来，面临着国际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压力、数字革命的挑战和机遇，导致在社会上出现了怀念计划经济、怀疑市场经济的苗头。有人觉得按照现在的大数据、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是不是搞计划经济也是可以的，政府是不是很多事情也能做得很好。针对这样的情况，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政协联组会的时候专门讲到，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
应该讲，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推进市场化改革，关键是要最大程度地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市场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和效率的最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成果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全面准确的评价，同时也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明确的任务。中央近年在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文件，进一步向世人宣誓了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任务提出来以后，关键还是落实，改革永远在路上，但市场化的改革任务必须以只争朝夕的决心和勇气来加快推进。